“如果不了解中国书法，就很难从根本上了解中国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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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与博大精深的《红楼梦》之间，会发生怎样的关联？

2002年，著名书法家刘正成采访当时84岁高龄的“红学泰斗”周汝昌时，二者发生了奇妙的关联。即便时间过去了20多年，刘正成对当时的场景仍记忆深刻。他和周汝昌聊到书学与红学的比较时，周汝昌对他说：“讲书学比讲红学难。”

从一位著作等身的红学大家口中听到这样的评价，刘正成自己也大惑不解。接着，周汝昌向他解释，《红楼梦》就一本书，但书法有几千年。小说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有结构，研究者可以顺着结构去讲，但书法要如何从头讲起呢？

20多年后，刘正成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近年来，他以“中国书法艺术审美”为题，从视觉层面、精神层面、文化层面向现代观众介绍中国书法的审美，并谈及对当代书法审美趋势的看法。“如果不了解中国书法，就很难从根本上了解中国艺术。”刘正成表示。

刘正成书王安石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受访者供图）

书法作为艺术，首先是一种视觉的艺术，书法家的美学追求、价值追求通过风格独特的书写而传递给观看者。而从观看的顺序入手，刘正成表示，书法视觉层面的审美，首先是对字的结构的美学感受。书法有几种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同时又有草篆、草隶、今草、行草、狂草，每一种书体有它的笔法、结构和章法规范。刘正成表示，“篆贵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这就是唐人的审美与创作理念，它来源于人们面对不同书体时，产生的最直观的美的感受。例如，启功先生“结字为先”的观点。

“今天我们搞书法，哪怕你做硬笔书法，你把结构写好了，你这个字基本就站起来了。”刘正成认为，“中”字端正平稳，“帝”字均衡对称，“张”字疏密匀称，“额”字迎让避就，“山”字主次分明，“之”字形态变换，这是汉字字体结构之美的重要法则，“大家在看字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初学的时候，临帖一定要注意，虽然你笔画写对了，但它点画排列的位置非常重要，就是字的结构。”

刘正成书《孟姜女传》（受访者供图）

结字之外，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特别强调用笔，在他的《兰亭十三跋》中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刘正成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用笔是书法创作中最重要的一个审美原则。书法很重要的就是笔法。但是不同于赵孟頫说的千古不易，我认为用笔其实也是在变化，时代不同、书写的字体不同、要写的字的大小不同，用笔都需要相应的变化，在几千年的书法发展史上，随着书体演变，作品篇幅大小的演变，特别是文人书法使用的纸张大小和品质变化、毛笔软硬等工具的改变，笔法因此也在改变。”王羲之为什么能成为书圣？刘正成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确定了用笔的“永字八法”，“侧（点）、勒（横）、弩（竖）、趯（钩）、策（提）、掠（撇）、啄（短撇）、磔（捺），所有字，无论楷书、行书都逃不出这八种笔法。‘永字八法’就等于是音乐奠定了它的八度音阶一样，用这八种笔法生发出书法视觉形态的千变万化。”

书法视觉审美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章法。“我们写文章有一个起承转合，在书法上，字和字在平台空间中怎么摆，同样有章法，要根据作品的大小、作品的幅式来决定。”比如早期的陶罐、青铜器、简牍、石鼓文，文字的摆放就很不一样，它在一个非平面空间中分布。此后人们主要把字写在手卷、扇面的平面空间上，又拿在手上把玩。一直到明代中晚期时，由于建筑空间高度突破了既往限制，开始出现适应挂在墙上欣赏的挂轴。“高堂大轴作品的流行改变了文人书法的章法，书法审美由‘阅读审美’向‘扫描审美’转变，这也体现了书法作品的美术化倾向。”

自古以来，在中国书法的艺术鉴赏领域，人们鉴字也鉴人，因而有“字如其人，书同人品”的说法。对此，苏轼有着更为直接的论述：“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

“什么叫虽工不贵呢？为什么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的字被我们论为‘神品’？一个你讨厌的人，你愿意在居室之中挂他的字吗？那是在给自己添堵。所以书法家的每件作品，其实都和他的人生阅历、他的道德操守密切联系。”刘正成表示，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比比皆是。在几千年的书法史上，书法碑帖浩如烟海，但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以及苏轼《黄州寒食帖》却具“天下三大行书”的地位，受到后世的推崇。刘正成介绍《兰亭序》的地位是由梁武帝和唐太宗所确定的，尤其是唐太宗，酷爱《兰亭序》及王羲之的书法。不仅亲自撰写了《王羲之传论》，还为王羲之冠上了“书圣”的名号。而颜真卿的书法地位，则有北宋“顶流”苏东坡的一份功劳，苏东坡评价颜真卿的书法：“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东坡的书法地位则是后世的超级“苏迷”翁方纲等结合前人的评价所确立，认为他是宋人尚意书风的代表性人物，在他的倡导之下，书法逐渐不拘泥于唐人的种种法则，而力求自然天成。

刘正成书陆游诗句“云归时带雨数点，木落又添山一峰”（受访者供图）

“当然，中国书法不仅仅是把字写好的问题。”刘正成进一步阐释道，比方在《兰亭序》中，我们还能读到王羲之在黑暗社会中高尚、超脱的人格，提醒我们去重新审视自己不随流俗的人生观、世界观。《祭侄文稿》里，有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和从侄颜季明跟安禄山叛军作战，不惜牺牲生命而维护国家统一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看到一位书法家的社会责任担当。《黄州寒食帖》饱含着不畏穷困艰难而追求理想精神状态的美，它超越了字的具体的视觉好坏这个状态，进入了抽象的精神境界。

对于这三件作品，虽然后世有第一、第二、第三的说法，但在刘正成看来，这其实是一个“武无第二文无第一”的问题，三件作品分别代表了中国书法的三个高峰时代——晋代、唐代和宋代。“王羲之《兰亭序》突出创作个人主体，是文人书法的开拓者；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影响了后人的社会责任担当精神；而苏东坡则树立了‘兼论其人生平’的书法审美观念。这三件作品实际上代表的是不同时代书法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提升和进步。”

“所以我们的书法艺术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其实关乎我们民族的精神指向，我们的人文情怀，对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刘正成表示。

书法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刘正成认为，近古以来，中国书法经历了三个转折。除了明代中晚期流行的挂轴，由于金石学盛行，清代道光年间流行的碑派书风，以及甲骨、简牍出土所带来的破体书风，都深深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尤其关于当代破体书“丑书”的讨论，更成为时下书法圈的热门话题。

对此，刘正成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丑书”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概念，当中也有雅俗之分。雅的“丑书”实际上是书法家有选择性地选择了那些标准书体定型前、书体变化过程中的形态来使用。“在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的年代，很多反映书体变化形态的甲骨、简牍、青铜器都还埋在地下，所以他们写的都是作为标准书体的‘美书’。在这种传统影响下，人们倾向于认为书体变化过程中的形态不是好的书法，是‘丑书’。”这种“丑书”，徐渭、王铎、傅山、李叔同、谢无量等书法大家都写过，如今也已经受到广泛认可。

这样的“丑书”是否真的“丑”？刘正成并不急于下结论，“我们等100年以后看，我相信这100年中一定会有新的大家出现。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我们自己不评价自己，但是你可以用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艺术的发展。你把梵高和伦勃朗的画拿来比较，不能说只有伦勃朗的细致才叫美，梵高的作品表现的绘画过程同样很美。”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刘正成投入大量精力到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中。这也可以视为刘正成对于书法传承与创新思考的集中呈现。

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受访者供图）

根据设想，这套具有“集大成”意义的丛书所收入的书法作品上起商周，下迄当代，总计一百零二卷，既有囊括宋和宋以前无书者署名之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碑刻、墓志、刻石、摩崖、造像、写经等的断代卷，也有以从古至今著名书法家为主体的书家卷。每卷内容有书法家评传、图版、书论、书家生平行踪示意图、图版考证与释文、参考书目等，收录了当代近百名专家学者千余万字的学术精华，遴选了世界各地珍藏的中国历代书法精品三万余幅，其中大部分图版属首次发表。

截至目前，《中国书法全集》丛书已出版80卷，为海内外书法研究者、爱好者架起了一座通往书法艺术殿堂的桥梁。季羡林先生曾称《中国书法全集》“非常适合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它体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特点与成就。”李学勤先生也认为《中国书法全集》的“开创性”之一是把中国书法的“史”与美学结合得比较好，“《全集》的编辑与出版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准，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争气，因而是‘争气书’！”

刘正成为《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匹配了相当专业且强大的专家队伍，刘涛、王镛、黄惇、丛文俊、朱关田、华人德等著名书法家，先后参与《王羲之王献之》《秦汉金文陶文》《董其昌》《商周金文》《颜真卿》《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蔡襄》《苏轼》《米芾》诸卷的编纂工作。“你是唐代专家，我就把唐代交给你编，宋代的交给宋代专家来编。《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是我们当代整个书法学术界、历史学界，包括考古学术界共同努力的成果，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