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擎·速递 |《头号玩家》的技术反思：“人是机器”观的肇生与破局

（《头号玩家》剧照）

作为机器的“人”

人创造了机器，机器也创造了人。 “人是机器”，这无疑是一种物理主义的表达方式。从文艺复兴一路走向启蒙运动，人类高举人文主义大纛，并以发现人的主体价值为荣光。然而正当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欲望驱使下施展身手时，却鬼使神差地为自己人文主义的初心掘下了坟墓的第一抔土。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开动了起来，人开始歆享其一手缔造的新文明带来的便利。而同时，这一被人类所创造的客体已经悄悄回头，在人类的主体世界之上编织起一张暗网。技术被普遍地讴歌与赞美，被视作弥补人类缺陷的最佳选择，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被自然地理解与接受。终于我们等来了控制论道出那关键性的一句：生物与机器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

在机械工业与印刷传媒的时代里，机器作为无处不在的可视化客体而存在，未能掩盖住人们对于其猛兽形象的认识。纵使普罗大众，也能在马克思等睿智哲人的战斗檄文中，窥出工业文明对人奴役的基本面貌。一张工人阶级挥舞铁锤砸烂机器的宣传画，一个由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塑造的形象，很好地传递了人类已不幸成为“机器的奴隶”这一信息。这一时代的危机因显而易见而不足为惧，如今的新媒介与赛博工业却全然扭转了这一局面。 不仅技术的使用者陶醉于感官与肢体的无限延伸带来的欢愉，技术的创造者也因新技术的反哺带来的便利开始对自身的角色产生幻想。 然而，与大工业时代一脉相承的技术却正以悄无声息的方式攻城拔寨，直至使整个人类社会对其俯首称臣而不自知。 正如“人是机器”这样一个赤裸裸命题的出现，技术建构了整个现代社会的逻辑、伦理与规范。

作为机器的人在后工业时代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在交互界面的世界里，迷失的人类比在阡陌相望的世界中更难寻找到所谓的主体意识。人诞生在这个世界，却为由技术构建起来的王国所培育。不论是自我的价值观抑或是处理问题的方式，芸芸众生仅仅依照技术王国的指示亦步亦趋。其追求的目的、实现的手段、评价的标准，无一不是由技术环境所决定与提供。 在这种景象下，人仅仅是被编码的机器。而我们引以为豪的种种行为，仅仅是依照技术社会编码的逻辑对所接收到的信息做出的反馈。

可悲的是，作为机器的人仍未察觉他们已被编码，而是坚信自我从未丧失过主体意识。 在这一点上，机器“人”反不如符合第五原则 （ 保加利亚科幻作家 Nikola Kesarovski 在1983年出版的《 The Fifth Law of Robotics 》中又提出一个与 Lyuben Dilov 第四原则看似相似实则不同的第五原则：机器人必须知道自己是机器人 ） 的机器人高明。

（《头号玩家》中的游戏参与者）

技术控制中的媒介作用

技术为人类社会建立规则，将人类全部的生活环境囊括于其系统之中，也 生产了众多作为机器的“人 ”。而媒介，则是技术在这一征服中的最大“帮凶”。 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已经依托于新媒介技术。新媒介技术通过其对人类社会无孔不入的全方位渗透，使人类思维的版图与个体意识被迫媒介化。

如果没有如此频繁的媒介接触，人类保有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际关系的版图将更大，然而新媒介技术早已颠覆了这一切。 当“万物互联”这一概念提出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自然物可以不作为界面而存在。人们往往称颂人类在运用媒介技术中的巨大成就，却忽略了其背后隐藏的风险。个人隐私的不再安全仅仅是其中的微小部分，整个人类社会都开始遵循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运行逻辑。 21 世纪的界面技术远非芒福德所能想象的“单一技术” （卡 尔·米切姆，1999 ） 所能涵盖，它更具有迷惑性，也在相当程度上更容易导向权力。

除了技术使人沦为机器，人也正利用新媒介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同胞奴役。培根所言的“知识即权力”在今天获得了新的运用：信息即权力。掌握着媒介即意味着掌握信息，而媒介的掌握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虽然新媒介造成了人人可以传递与掌握信息的假象，媒介批判学派却一直致力于揪出它背后那只设置议程的看不见的手。公共电台也许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也仅仅是一种尝试。 资本和公共权力一如既往地将媒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媒介不是属于垄断巨头，就是属于政府。 在这一权力逻辑的作用下，知识与信息被垄断与编织。对于现代人而言，无知也许可怕。然而细思我们却发现，得到“知识”越多的人也许反而是最接近于机器的人。拜媒介所赐，我们更容易使自己成为政权的机器、资本的机器、或是技术的机器。

（现实/游戏中的男女主）

发现主体性

面对新技术，今天我们在害怕什么？ 比起对自身主体性丧失的恐惧，人类无疑更害怕被创造的客体获得主体性。 20 世纪中叶以来，对产生“自主意识”的智能机器人奴役人类恐惧催生了无数优秀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今天，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似乎让这种危险变得更为触手可及。 事实上，只有机器人作为“代码动物”这一前提依然有效，机器人三定律才能作为有效制约机器人行动的法则而存在（即使这一点也有待讨论）。 而人类所恐惧的，正是机器人开始萌蘖主体意识，进而摆脱代码动物的定义。

但真正值得我们所恐惧的却恰恰是相反的过程：人类自身将因丧失主体意识而掉入代码动物的陷阱。芒福德说过的话也许早已为人抛在脑后：人首先是精神的创造者，是一种自我支配和自我筹划的动物。 （ 卡尔·米切姆，1999 ） 若失去了精神基础与创造性的自我实现，工业时代的“手艺人”将永远无法找到通往“智人”之门的阶梯。我们这个时代，创造性的自我意识虽未绝迹，但大多数的人却沉沦于技术的迷障中无法自拔。

要为人类寻找出路，这一过程是艰难而具有挑战性的。 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早已屡见不鲜，但现代性的概念与框架却完完全全由技术塑造。 当我们身在庐山之中时，是很难发现其真面目的。而彻底摆脱现代性的框架来反思我们自身，却让人类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这一过程甚至令我们心惊胆颤：若我们不再承认现代性的必然先进地位，而以完整的“人”的主体性实现作为评价标准，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现代世界与前现代世界相比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退化。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工具理性的盛行往往带来价值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苏格拉底对“认识你自己”的大声疾呼和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警世之语远未过时， 发现自身主体性的问题不仅仅关乎人类个体，而是关乎着人类整体是否能逃脱异化的命运。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新技术将最终走上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人类都将面临着这一艰难的抉择：勇敢地突破技术的束缚去寻找精神的主体性，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真正的自我支配与筹划。放弃眼前的美景，走下庐山，人类还有漫长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