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赠书】吃，是一片细致入微、灵光乍现的田野

第五章  关联

我在前几章提出，如果存在、认识和行动不再以能够进行思考的人类范畴为模本，而是以这个或那个进食的人类为模本，那么它们就有了不同的意涵。本章将考察范围扩大到关联这一方面。这里所回顾的 20 世纪哲学人类学家们试图解決一系列问题，但对他们来说最突出的是 20 世纪极权主义政权对欧洲造成的浩劫。他们抗议纳粹和劳改营，提出人类 “不应该被当成动物对待”。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和对共有人性的承认之上。最明确地将人的关联作为研究主题的哲学人类学家是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因此，我在本章中回顾他的工作，并将其作为对比讨论的材料。在列维纳斯对关联的理论化中，吃具有重要的作用。与迄今所讨论的所有作者相比，他不认为吃“仅仅”是维持生命的前提。相反，有趣的是，列维纳斯把吃作为一种快乐来赞领。但是，即使吃是“真正人性的”，一个正直的人也可能想放弃这种快乐，以把它提供给一个他者（Other)。把自己的食物送给陌生人，成为列维的斯笔下伦理关联的标志。当有人敲门时，我要打开门，看着他者的眼睛，将他认作同胞。为彼此的相似性感动，我不应剥夺他者的生命，而要向他提供食物这份珍费的赠礼。我不应该吃，而应该给陌生人食物。

列维纳斯呼吁他的人类同胞们认识到他们和他者们之间的相似。这一呼呼在其被提出的欧洲语境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样地，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平等、剥削和暴力从求停止，而是持续着。即便如此，在本章中，我将讨论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放下人类例外论，思考我与非人类生物的关联时，会怎么样呢？我可能同样会想看看它们的眼睛，或以另一种方式去感知它们与人类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当作放弃食用它们的一种呼呼。但无论如何划分，最终我还是吃了它们，摄人了某些生物的一些碎片。从我与我所吃的东西的关联中可以学到什么？列维纳斯认为，进食者消灭了他们所吃的生物。只要——在个人层面上被理解为——摄取了一个可食用的他者（的一部分），他的观点就没问题。但当我们把范围扩大到农业劳动时，情况就变了。因为这样一来，我们饲养大多数生物都是以食用它们为目的。这表明，索取不仅是破坏性的，而给予也不仅仅是慷慨的行为。食客和将要成为盘中餐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质量，一次次取决于无数具体的情况。

当列维纳斯把相仙性作为尊重彼此的理由时，他借鉴了一个由来已久的理论传统：赞颂亲属关系。在西方哲学中，兄弟之间的纽带一直被视为一种理想型的关系。兄弟情谊，也就是男人之问的友谊，成为了最佳的友谊模型，这一点仿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列维纳斯的家庭图最中，一个女人是突出的存在，特别是在“主体”能坐离开母亲、自力更生之前，母亲慈爱地滋养了 “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儿子。关于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关系的诸多理论借鉴了其他的家庭形象。进化论就引人了英国绅士阶层的家谱，它们表明，两个物种的共同祖先越晚近，它们间的亲缘关系就越密切。如果从亲属关系上讲，我与黑猩猩关系密切；但当涉及吃的时候，我与苹果的关系更密切。我和苹果间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家族的接近性，而是苹果合我胃口。食客和食物之间的“合适”可能是物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但它并非对称的。不过，有个问题值得一问：什么对被食用的生物而言是合适的？就喂养儿子的母亲以及其他即将成为盘中餐的食物而言，是否有可能跨越暴力和爱？

英国绅士阶层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的，但后来亲属关系这个词被扩展到了其他关系，并被理解为与相似性没有什么关系的各种形式的同在 (togetherness)。对于非血缘的亲属关系来说，重要的不是共同的特征，而是共同的活动。在人类当中，这些活动可能包括一起长大、一起工作、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以及在节日和葬礼上聚在一起。与非人类生物在一起时，人类可能参与创造亲属关系的活动。一个人可以和狗朝夕相处，可以养鸽子，可以走在草丛中，也可以享受树荫下。但是，食用他者也是建立亲属关系的一种方式吗？也许这种关联的模式需要其他术语。我与那些我不直接食用但却与我饮食相关的生物的关系也是如此。也许它们曾希望吃我所吃的东西，也许它们被驱逐出我的食物生长的地区，也许它们从未出生。它们是我的竞争对手吗？我可以把我们的关系归结为一场斗争。但问题就在这里：我可能会一次次地胜利。但只索取、不付出对所有的生命来说都是一种侵蚀。因此，即便一开始损失的只是他们，最后损失的也会是我。

给予与索取

与其他哲学人类学家一样，列维纳斯对那些消解个体性的社会学图式表示怀疑。他写道，人类主体“不是通过它对整体的参照、通过它在一个体系中的位置来定义的，而是从其自身出发来定义的”。然而，列维纳斯思想中的主体并不是无端冒出的。列维纳斯明确地关注了 “自我”是如何产生的：“从自身出发这一事实，等同于分离。”（300）一个人成为主体的方式是将自身与母亲分离。母亲首先怀上并生下了她的婴儿，然后继续给婴儿哺乳。因此，主体在后来的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面孔都有一种令其宽慰的光芒，尤其是那些女性的面孔，她们让他重新想起了属于母亲的主体：“面孔的舒适感给人安宁……原先始于女性面孔的温乘，能够使已经经历分离的存在重新想起它自己。”（150）在主体与他的母亲分离之前，他们的关系一直是一种非语言的滋养关系，或者用列维纳斯的话说，是第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与对话者的关系，而是与女性他异性的关系。这种他异性位于语言之外的另一个层面，绝不代表一种被删节的、结巴的、仍然是初级的语言” (155)。母亲喂养她的孩子时，提供的营养保证了孩子的成长，同时也是欣喜的。“在毫无效用的情况下，在纯粹损失的情况中，无偿地享受其中，不涉及任何其他东西，纯粹地耗费——这就是人。”(133）

阿伦特认为，吃分散了对那些更有价值的努力的注意力；对梅洛-庞蒂来说，吃是认知的一个先决条件，无关紧要；列维纳斯认为，吃是一种保证生命存续的活动，更高尚的追求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与此相反，列维纳斯非常珍视吃。对他来说，吃是人类能够在“毫无效用”和“无涉他物”。的前提下享受的东西。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终极的道德行为是放弃这种快乐，将自已的食物提供给陌生人。这就是列维约斯伦理学的核心场景：我坐在桌前，一个有需要的陌生人敲门，而我打开门，看着陌生人的眼睛。在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中，我认识到对方既是我的他者，同时也是相似的人。过就会促使伦理主体邀请陌生人进来，并给他提供食物。“承认他者就是承认饥饿。承认对方就是愿意给予。”（75） 但在大背景中，再次出现了大屠杀的残酷现实。纳粹并没有丝毫“承认他者”，而是杀害了数百万人，同时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对待了数百万人。那些设法逃离的人通常徒劳无望地敲着其他民族国家和私人住宅的门。这些暴行并不能解释列维纳斯的思想，但它们对其造成了影响，并赋予其紧迫性。它们是需要避免的终极邪恶。列维纳斯认为，人类不应该被去人性化。他也坚持认为，他者不应被消灭，我们应该承认其与我们既足够相似而应给予尊重，又足够不同而不用被同化。列维纳斯谈及人不应该如何对待同胞时，吃就是他使用的范例情境。吃破坏了他者性。“在自身需求的满足中，我发现异己的世界在我身上失去了它的他异性：在饱食中，我牙齿切入的现实被同化了，他者身上的力量成为我的力量，成为了我。”（129）在这里，消灭和吃被等同起来，食人习性也就被唤起(正如它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经常被唤起一样），它标志着一种最糟糕的关联方式。

接下来，列维纳斯对两种关联模式进行了对比：吃，是以他者为代价的；而喂，是要付出自己的。这显然是对一个丰富的智识成果的超短总结，我在这里的处理还有失公正。即便如此我还事要冒味地在此提出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伦理上的关联是在家庭的范围内进行的，而跳过了为什么有些人有家，而有些人却像饥饿的、游荡的陌生人一样四处流浪这个问题？为什么“家”会被经易地视为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后，为什么“主体”会被不假思索地等同于感恩的儿子，而不是耗尽的母亲？在下一节中，我将回到这种家庭式的想象。但首先，我想关注一下隐含的人本主义。列维纳斯关注的是“去人性化”。他呼吁他笔下的那些自我去喂养类似的人类他者，即使这需要自身付出代价。他认识到被食用的生物付出的代价——“在饱食中，我牙齿切入的现实被同化了”——但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被吃的生物与人类有那么大的不同吗？当一个人与自己盘中的动物面对面时，承认就可能突然出现。

2015年，在一次会议上，我与一群同事讨论农业和食品，度过了兴致勃勃的一天。会后，我们在新西兰皇后镇的一家泰国餐厅集合吃饭。当服务员出现在我们的餐桌前时，我们点了各种各样的菜，打算一起分享。我们点的大多数是蔬菜，但也有一道菜里有虾，还有一道是菜单上描述的“整条鱼”。它将被油炸，并由红辣椒、大蒜、姜、柠檬和香菜调味。几分钟后，第二个服务员来到我们的桌子前问我们，鱼要不要去头？我们问他在泰国会怎么做。他耸耸肩说，肯定是连着头的。那他为什么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他说，在一张大部分是西方人（他的原话）的餐桌上，至少有一个客人会被盘子里的头吓坏。或者用他下一句话来说。“根据我的经验，你们这些人不喜欢吃带头的东西。”

对某些人（“你们这些人”）来说，一张动物的脸孔是有号召力的。它会说“不要吃我”，接受我作为一个足够相似而不被同化的他者。在我们这些与会者的桌前，我们一致认为，这种呼吁不应该用菜刀来压制。要求在上桌前切掉鱼头来寻求心灵的安宁，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行为。你要么不吃动物（就像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那样），要么就准备好面对它们（就像我们当中的其他人那样，面对这样或那样的警示）。

将列维纳斯的人本主义延伸到人类之外，就可以理解放弃食用所有与人类相似的生物的观点。尊重它们，不要吃它们，它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现在，除了可识别的面孔，生动的智慧或非凡的感受力也经常被作为吃它们的阻碍因素而被提起。但是，哪此生物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智慧和感受的？猴子——那为什么不是猪？狗——那为什么章鱼不行？我不想在这里回顾这些争论，而是想要引出另一个难题，即除了面孔、智慧和意识之外，物种之同的相似性还可以有更多别的形式。这里有一个过去已久但我从未遗忘的田野时刻的故事。

1976年，我是一名医学专业的学生。在解剖课上，我们通过解剖来了解身体结构。一具在福尔马林中浸泡了至少六个月的尸体被放在一张有洞的金属桌上。首先，我们必须把它从一个塑料罩和一条巨大且潮湿的橙色毛巾中解放出来。然后，我们要使用镊子和解剖刀，找到教学手册中规定的身体部件。我自愿在靠近脸部、在脖子的左边的地方操作，另外两个学生负责右臂，还有两个学生负责左腿。另一侧则会在之后由另一个五人小组进行解剖。这并不容易。我们必须用镊子夹起皮肤，用解剖刀切开它，然后把它从皮肤下面的脂肪和结缔组织中刮出来，逐渐露出我们想要看到的动脉、神经和肌肉。我不小心切断了我正在寻找的一条动脉。渐渐地，颜色暗淡的肌肉变得清晰可见。它们与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的肌肉的很相似。它们看起来像肉。或者反过来说，肉变得看起来很像人的肌肉了。解剖课后，H和我习惯在绿色水瓶座餐厅吃我食。在那里，我们不怎么说话，彼此挨着坐在地毯上，用筷子从碗里夹菜：米饭、鹰嘴豆、扁豆、卷心菜、蘑菇。用当时的流行术语来说，这种气氛是反文化的。

只要人类的身体一直被皮肤所覆盖，他们的条状肌肉与其他哺乳动物肌肉之间的相似性就会被隐藏。对H和我来说，在我们的学生时代，解剖练习使这种相似性变得明显。但认识到人类的物质构成与可食用生物的物质构成间相似性的可能性，并不止于此处。

2011 年，我们七个人聚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公寓里，进行一个民族志实验。我们要用我们的手指吃一顿热饭。我们中的四个人是用手指吃东西的专家，另外三个人则是使用餐具长大的。首先我们做饭，然后我们开吃。一口接着一口，我们的手指让我们感觉到食物，而食物让我们注意到手指的感觉。但如何称呼这些感觉呢？这些感受是由我们的触觉产生的，还是说是我们的手指在品尝我们的食物？当我在感受和品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的手指和我的食物是多么地相似。正如用手指吃东西的行家们刚刚教我的那样，我把食物按成小球，食物也把压力传回手指。这是基于植物的食物，没有肉。但即便如此，米饭加豆子，茄子加酱汁，当我的手感受着它们固体性和黏性、适应性和固定性的特定组合时，它们的触感和味道都很像我自己的一部分。

我用手指从盘子里拿起并送到我嘴边的种子、水果和叶子，都含有香料。它们经过了烹饪，但这并没有消除它们和我之间的相似之处。我和我的食物惊人地相似。但这种特定的相似性并没有引起我的反感。是啊，我们都是生物，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特征。但为什么这就得阻止饮食呢？我并不觉得我必须放弃这餐米饭、扁豆和茄子。相反，我在我的手指上，在我的舌头上，意识到我与我所吃的植物的相似，这让我领会我们共有的生命力。我很感激。这就是我关心的问题：受列维纳斯的启发，人们可能思考吃什么/谁，不吃什么/谁。但无论这种思考多么重要，它还隐藏了另一个同题，即我与那些最终被我吃掉的生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问题不在于过去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而在于我破坏了它们的未来。或者，问题在于此吗？

列维纳斯断言，我在吃的过程中破坏了他者。只要“吃”被限制在室内，发生在餐桌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把米饭和扁豆捏成一团，拿起来送到嘴边，张开嘴唇，把食物放在双唇之间，咀嚼，吞咽，大米和扁豆就消失了，我则活着，讲述了这个故事。但是，如果“吃”被扩大到囊括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扩大到我家之外的地方，扩大到一顿饭的时间跨度之外，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幸运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可能会再次吃到米饭和豆子，因为此刻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遥远的田野上，为我种植这此食材。我的祖先之所以留下了后代，是因为他们不仅吞食了他们所食用的生物，而且还种植、饲养了其他生物。我与我的食物之间，不止有亲属关系，还有农业/文化(agri/cultural）关系。

我最喜欢的一种苹果是博斯科普佳丽果 (Belle de Boskoop )。这是一种荷兰产的美味，它的皮很粗糙，果肉相当酸，放在热菜中味道很好，比如与韭菜、甜椒和红豆一起烹任，或者做成苹果酥。由于其粗皮和酸味，许多人不喜欢生吃这些苹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们就不受欢迎了。后来，博斯科普佳丽果仍然有供应，但大多是在有机食品商店，而且只有季节性供应。超市则专注于贩卖更甜的苹果。最近，不知什么原因，博斯科普佳丽果再次流行起来，我到它们更容易了。大多数荷兰超市都有供应，而仓库存储大大延长了它们的‘“应季”时间。

这个苹果在我吃下它的品候被消灭了。然而，当有足能够多的潜在食用者欣赏它的特性时，这个品种的苹果就会蓬勃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吃的倾向促进了该品种的培育；该品种的易得性增加了更生人品尝它的可能性。因此，虽然我吃这个特定的苹果时，破坏了我当时咬下、咀嚼和吞下的东西，但我们吃这种苹果却是生成性的。它照顾和保护了那些会结出我们梦寐以求的果实的树木。

列维纳斯像其他哲学人类学家一样，试图将个体从新生的社会学解释图式中分离出来。然而，当涉及对饮食的理解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的视野扩大到个人之外。这样做不一定能得出结论，但它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食客与他们所吃的果实等部分的来源生物之间的关系。因为当追问涉及餐桌之外时，吃似乎就不仅仅是消灭我的食物，它还允许我所食用的生物继线生长。吃与喂是互相缠结的。

我的朋友G在她所居住的城市的北部边缘有一块小园圃。她在冬末时骑车去那里修剪树木和清理地面。她预先准备好植床。然后等到春天来临，再到植床上播种，或者把她事先在小播种盆里种植的植物移栽于此。G还种植土豆（不同颜色），有时从苗圃购买小灌木（如覆盆子藤）。整个春天，她把星期六的时间都花在招、捆绑攀缘植物、浇水和除草上。尤其是除草。G坚持认为杀死杂草是种植食物的重要部分。然后，在初夏的某个喜庆的时刻，她开始收成。从那一刻起，G开始拥有大量的蔬菜和水果，她可以自己吃，给她的客人吃，也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冬天保存起来。

在挖出土豆之前，G将其种植在精心准备的植床上。她也保护她的覆盆子，免遭其他植物室息。她在从她的园子里索取之前，先对园子进行了付出。这样一来，吃东西就不仅仅是破坏性的。但这也有一条必然的推论，那就是在园子里，给予本身并不是件道德的事情。对于G来说，她可以悉心地照料她的土豆和覆盆子，甚至全身心地投入。但它们的食用性始终是目的所在。土豆得到良好的照料后，将会是令人满足的食物。覆盆子灌木以美味的覆盆子回报其适宜的爱护。那么，在G的园子里，喂和吃，给予和索取是相互交织的。将其中的道德性分离出来是设有意义的。与其说喂是好的，吃是坏的，不如说喂和吃互为前提、互相牵连。

G只在她自己的园子里种植物。但对动物的喂和吃同样可能以相似的方式相互交织。在汉斯•哈伯斯的笔下就是如此。他写了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时所住的荷兰农场的情况。

“我印象里的农场主要是一个经济系统；它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收入来源，在直接意义上是我们自己食物供应的来源——我们自己养的牛肉和猪肉，鸡的蛋，奶牛的鲜奶，以及我们自己园子里的蔬菜这些活动的经济特征不应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也不应局限于竞争和盈利——当然，这些确实是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农户们依赖他们的农场，因此也依赖生活在农场上的所有生物。他们也依赖很多东西，依赖农场运作的环境。因此，有很多东西需要照料。

“做一个靠谱的农民，事关无休止的照料问题。照料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和程度——照顾动物、植物、农作物、建筑、工具、排水等等。照料总是与关心各种不同的因素联系在一起——某头奶牛的健康状况，第二天的天气（如果收割机要进场的话），猪饲料的价格，新的关键投资所涉及的风险。人们还总是关心我们的学习成绩，并期待着不必务农的未来。照料和关心总是在保存自我的语境下实现，保有这个网络，保有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敏锐的意识，即维持一个人的生活，维持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取决于劳动，取决于照护。这种照护可能是爱，但其中的爱绝不是感性的。当农场里的动物不再对集体作出贡献时，它们就会被杀死。人们最喜爱的狗，因病痛而被安乐死并埋葬。人们赞赏有加的马被拖拉机取代后，就被送进了屠宰场。不再为家庭生鸡蛋的鸡就会被吃掉。

哈伯斯说，鸡被喂食和喂水。它们的喙被剪掉了，这样它们就不能互啄。然而：一旦它们不再产蛋，这种有限的照护也会戛然而止。它们会被宰杀，我们会享用一整周木末鸡汤和鸡腿，看谁能吃到鸡心——这可是一种美味。”

这样一来，在农场里，就像在园子里一样，喂养不是简单的慷慨。照顾鸡是因为它们会下蛋，同时也考虑到未来能吃到它们的鸡腿。但是，如果吃东西仅仅是破坏性的，农业就会很快终结。明年和后年能否吃到鸡蛋和鸡腿，取决于对鸡是否有持久的关怀。农业伦理并不是在给子和索取之间悬置。相反，关键问题是如何进行照护。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把鸡舍后面的几块木板移开，让鸡能有更多的新鲜空气。这就是白鼬能溜进来的原因。她像一个纯种吸血鬼一样攻击鸡群，咬住它们的喉咙，喝它们的血。我们无法抓住、杀死或毒死她。只要有鸡在这，这些就不可能实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木板放回原处，把她完全挡在系统之外——即使鸡会热得要命，也这至少比被白鼬吃掉要好（也就是没那么糟糕）。照料，也是对某种情形的利弊的长期考虑。”

哈伯斯不后悔啜饮鸡汤，也不后悔在与兄弟姐妹的争斗中获胜后享用鸡心。但是，由于一只白鼬发现了为获得新鲜空气而松开的木板，棚子就只能变得很热——他怀着回顾性的忧虑讲述了这一点。如果他现在有鸡，他会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让清凉的空气进人它们的住所。然而，他并没有给出回顾性的判断。相反，他坚持那种在对那些人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照护中，隐含着的道德风格。那是一种“对某种情形的利弊的长期考虑”。

列维纳斯要求他的人类同胞们放弃食人，转而参与喂食关系。一旦与母亲分离，有道德的人类主体就应该喂养他者，而不是吃掉他；应该去给予他，而不是从他那里索取。我们有可能去扩大这种人本主义的呼吁，并试想其他哪些生物可能被包括在同类相食的禁忌中。在此，我要提出另一个问题。通过分析我与那些我吃的肉（蛋、奶、叶子、果实、种子、根）的来源生物的关系，关于关联，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因为身体上与母体的分离并不等同于自主。当婴儿断奶后，他们可能不再喝母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变得独立了。相反，他们把对母亲的依赖转移到牛奶、豆奶、燕麦奶和/或其他食物上。那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食客，如何最好地去照护那些全部或部分作为我们食物的东西？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很多地方和情况下，“反向的照护”留下了很多需要思考和追寻的东西。这种照护的缺乏是不仁慈的，也是不道德的。并且由于我依赖于我所吃的东西，这种缺点也是危险的。

以下是与关联有关的启示。作为一个人类个体，我吸收了我食用的生物身上的点点滴滴，而农业集体则在两个方向上编排了照护工作。在吃和喂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交织的关系。这表明了这样一种关联的模型，即索取不一定是坏事，而给予也不一定是好事。是什么让一个特定的喂/吃关系成为好的或坏的，不能用粗略的笔触来叙述。它存在于具体情况的特殊性中，一次又一次皆是如此。

书籍信息

《吃的哲学》

作者：[荷兰]安玛丽·摩尔

译者：冯小旦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出版方：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安玛丽 ·摩尔(Annemarie Mol)，1958 年生，荷兰人类学家、哲学家，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学教授，荷 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成员，2012年斯宾诺莎奖得主。 她致力于以后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后 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