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负增长，靠什么支撑房价？

人口是今天的关键词。

房价的未来在哪里？一个笑不出来的笑话是，在产房。其实， 比房价更严肃的命题在于，中国还有多少人口红利？ 本质上，这决定了未来的城市发展以及大家关心的房价！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人口数据，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比2017年的1723万直接少了200万，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创新低，而且，劳动人口还首次下降。

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中国人口红利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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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根据报告显示，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50年减少到13.64亿，2065年减少到12.48亿，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

仅从数量上，似乎问题不大。人口总量也就是一两亿的波动，何况时间跨度还是几十年后——不必着急？

人口毕竟是人口，不是工厂流水线，也不是畜牧业和牲口，不可能大批量生产，大批量繁衍。

中国人口基数依旧庞大是没错， 可人口结构才是最关键的 。

决定整个社会结构性变化力量的恰恰是人口的结构。当年轻人减少，孩童减少，而老年人口增加时，你到大街小巷，看到的都是银发浪涛，这才是可怕。因为一个国家的最终生产力来源是年轻人，而老人是“消耗品”，奉献了年轻的生产期岁月，然后被后一拨年轻人所供养。

这既是社会循环和发展。当人口形势出现劣化时，一定是年轻人口出了问题。

有可能引发4个问题：

• 年轻劳动力不足；

• 社会抚养压力加重；

• 消费市场劣化；

• 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与人口老龄化不匹配。

恒大研究院的一句经典台词： 毕竟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

关注人口，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某一个时刻的实时值，宏观趋势更为重要。

当人口的因素出现趋势性变化时，要改变是很难的。不像生产开关，通过简单的刺激和组合拳就能立刻扭转本质，因为人口是一个社会政策、形势和发展阶段的综合投影，其变化周期以数十年计。

我们先看一组有点惊悚的数据：

1、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死亡人口993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

2、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1351万人，女性人口68187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164万人；

3、从年龄构成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72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 劳动人口还首次下降 。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

4、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减少126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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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要拿出来捋一捋：1945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婴儿潮。

第一次婴儿潮：1945年——1957年

1945年，出生人口首次超过1000万，到1957年达到最高点后开始明显下降。

第二次婴儿潮：1962年——1976年

新生儿出生数量持续15年保持在2000多万的高位，直到1976年。

第三次婴儿潮：1986年——1990年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落地，但自1986年开始，依然形成了一波潮峰，5年间新生儿达1.24亿。

这些就是资源，而且是长着双腿、可以行走的人口资源。

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提高这些资源的质量 。

而城市则聚拢了人口资源流动的方向，提供了更好的产业、人才提升、科教文卫平台，就像一个个超级容器，吸纳人口，产生更多吸附力，再吸附人口，在这过程中，千千万万的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而从城市内部结构上看，又同时在从市区往郊区、新城区。

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

梳理一下三要素：

人口是流动的资源；

教育提升人口资源的价值；

城市化吸附人口。

正是这三要素的谐振，成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之一，当然也成就了房地产市场—— 没有人口与变迁，哪来那么多房子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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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这样的出生人数图，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不觉得有些可怕。

高房价是避孕药。

对此，二十世纪出的上海似乎是一个佐证。上海开埠早，发展快，金融、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都很发达，吸纳资金的能力和集聚劳动力的规模超过亚洲任何一个城市，“远东第一城”。大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无论华界市政府还是租界工部局，绝不会审查户口本儿。

没有户籍，没有城市门槛，因此，市场本身就设了门槛：过高的人口密度自然抬高了居住成本，而过高的居住成本自然把没能力解决居住问题的人群拒之门外。

这就是大上海的筛选，房价贵得吓人。

“顶屋费用动辄需黄金数条乃至数十条之多，租金多以美钞、英镑计算者，似此金楼银阁，非法勒索，除少数富商大贾问津外，一般平民莫不感到居住压迫的痛苦…… 各种事业机关与一般公教人员因觅屋困难，栖息无所，以致焦虑频仍，工作无力。 ”（1946年4月21号《申报》评论《解决屋荒的合理办法》）

那时候固然没有计划生育，想生多少无非是夜里运动的事。精壮男子，成熟女人，几番播种，收获良多。但彼时的上海生育率极低，民国十九年（1930年）第一季度，上海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死亡率0.6%了，当时全市超过45%的育龄女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不生孩子。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的《统计月报》上，对上海低生育率的现象给出了解释：生育率下降主要不是因为政府提倡节育，而是受了生活成本太高的影响——上海房价太贵，老百姓租房难，买房更难，为了不让下一代也挤在七八平方米大小的小单间甚至小窝棚里受洋罪，年轻夫妇不得不选择节育。

通过节育来降低生活难度，变相降低对房子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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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策之外，城市化一方面吸附了大量人口，另一方面城市空间的逼仄与极致的资源竞争，抑制了生育。

A：生一个都胆战心惊！

B：看数据就知道，原因不在于二胎政策，生二胎的还是很多，出生率下降主要原因是一胎下降很严重啊…应了那句想生的还是在生，不想生的你就是废除计划生育人家也不想生。

C：养不起

D：二胎是个奢侈品 怀二胎的都是低调的炫富。

E：还有 生孩压力大 不希望降低自身生活质量 社会压力都大 再加上孩子压力更大

F：因为没对象呀！

G：心塞，是因为连婚都不想结好么。

大城市的女人生育率更低，但大城市可以吸附小城市或村镇的人口。通过此来弥补。 今天的婴儿不仅是奶粉、尿不湿和玩具的消费者，更是明天的劳动力、纳税人、创新者和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