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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章首发于唧唧堂网站www.jijitang.com
解析作者 | 唧唧堂研究小组：
梅子
；审校编辑 |
悠悠 糖糖
1. 二十一世纪的资本家
在美国收入分配的顶端，人力资本有多重要？
个人的“穿透性税收”收益——出于税收原因，这可以包括企业家的劳动收入，是顶端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顶端的税收穿透收益是否主要反映了人力资本，即企业所有者身上具有的所有不可剥夺的因素，而不是金融资本。
将1100万家公司与其所有者联系起来的税收数据显示，顶端的税收穿透收益来自技能密集型行业中、中等规模封闭式企业的劳动适龄所有者。
税收穿透收益在所有者退休或早逝后下降四分之三。
将四分之三的税收穿透收益归类为人力资本收入，我们发现典型的顶端收入者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人力资本，而不是金融资本。
生产率的提高和所有者增加值份额的增加可以解释税收穿透收益的增长。
参考文献：
Matthew Smith, Danny Yagan, Owen Zidar, Eric Zwick, Capitali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1675–1745.
2. 工作场所健康计划是做什么的？
来自伊利诺伊州工作场所健康研究的证据
工作场所健康计划覆盖5000多万美国工人，旨在减少医疗支出、提高生产率和改善健康状况。
然而，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有限。
我们为一个大雇主设计并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工作场所健康计划，并为近5,000名员工随机分配了个人层面上的计划资格和经济奖励。
我们发现有很强的选择模式：
在干预的前一年，与非参与者相比，参与计划的人医疗支出更低，行为更健康。
该计划持续提高了健康筛查率，但两年多后，我们没有发现治疗对总医疗支出、其他健康行为、员工生产率或自我报告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因果影响。
我们95%的置信区间排除了先前对医疗支出和旷工估计的84%。
参考文献：
Damon Jones, David Molitor, Julian Reif, What do Workplace Wellness Programs do? Evidence from the Illinois Workplace Wellness Stud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1747–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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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沙漠与营养不均等的原因
我们研究“营养不均等”的原因：
为什么在美国富人比穷人吃得更健康。
利用超市进入和家庭搬迁到更健康的社区进行分析，我们不同意“社区环境是导致营养不均等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观点。
然后，我们使用一个新的工具变量，将食品杂货零售连锁店在不同地域市场上的不同分布及其在不同产品组中的不同比较优势结合在一起，来估计食品杂货需求的结构模型。
反事实模拟显示，向低收入家庭供应高收入家庭可获得的相同产品和价格，仅使营养不均等减少约10%，其余的90%则是由需求差异驱动的。
这些发现反驳了“增加健康食品供应的政策可以在减少营养不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论点。
参考文献：
Hunt Allcott, Rebecca Diamond, Jean-Pierre Dubé, Jessie Handbury, Ilya Rahkovsky, Molly Schnell, Food Deserts and the Causes of Nutritional Inequal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1793–1844.
4. 企业边界有多宽？
我们仔细研究了公司内和公司间的货物运输决策，涉及数以万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分销机构。
这使得我们能够量化通常无法观察到的决定企业边界的力量，即哪些交易不是受合同或市场而是受所有权控制的影响。
我们发现，企业边界是经济上重要的贸易壁垒：
在给定的目的地区域增加一个垂直整合的企业，对货运量的影响等同于距离减少40%。
对于价值-重量比（value-to-weight）高的产品、遥远的目的地、差异化产品和IT密集型行业，这些影响更大。
参考文献：
Enghin Atalay, Ali Hortaçsu, Mary Jialin Li, Chad Syverson, How Wide Is the Firm Borde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1845–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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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网络中的产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采取有利于某些行业的产业政策。
这种干预有经济逻辑吗？
我分析了经济部门通过投入产出联系形成生产网络时的产业政策。
市场不完善会产生扭曲效应，这种扭曲效应通过后向需求联系（backward demand linkages）而加剧，导致市场的不完善在上游行业下沉积聚，造成最大规模的扭曲。
我的主要发现是，行业规模的扭曲是一个充分统计量，足以反映出扶持该行业的社会价值；
因此，出于好意的政府有动机补贴上游行业。
此外，通过充分统计量和补贴支出的跨行业协方差，行业干预的总体效应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一阶效应。
我的充分统计量预测了1970年代的韩国和现代中国的行业政策，表明行业干预可能在这些经济体中产生了积极的总体效应。
参考文献：
Ernest Liu, Industrial Policie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1883–1948.
6. 偏离-份额设计：
理论与推论
我们研究了偏离-份额回归设计中的推论，例如对部门冲击的加权平均值和区域成果进行回归时，使用区域部门份额作为权重。
我们进行了一项安慰剂试验，在该试验中，我们估计了由随机产生的部门冲击所构建的偏离-份额回归元对美国通勤区实际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
基于常用标准误（名义显著性水平为5%）的测试拒绝了安慰剂样本中高达55%的无效结果。
我们使用一个程式化的经济模型来表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过度拒绝的问题，是因为回归残差在部门份额相似的区域之间是相关的，而与区域的地理位置无关。
我们推导出新的推理方法，这些方法在回归残差跨区域相关的任意情形下均有效。
我们使用偏离-份额设计的流行应用表明，我们的方法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置信区间大幅加宽。
参考文献：
Rodrigo Adão, Michal Kolesár, Eduardo Morales, Shift-Share Designs: Theory and Infere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194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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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国零售连锁店的统一定价
我们发现，尽管消费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竞争情况存在很大差异，但大多数美国食品、药店和大众商品连锁店在各个商店的定价几乎是一致的。
需求估计显示出价格弹性在连锁店内部的重大变化，并表明，参照最优价格的基准，第50百分位的连锁店每年损失1600万美元的利润。
相比之下，连锁店之间的平均价格差异与最优基准基本一致。
我们讨论了一系列关于定价几乎统一的解释，强调了行业参与者经常提到的机制——管理惯性和品牌形象问题。
与我们的最优基准相比，统一定价可能会显著提高较贫穷家庭所支付的价格（相对于富裕家庭的支付），减弱价格对当地经济冲击的反应，改变对反垄断合并的分析，并改变国内贸易成本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Stefano DellaVigna, Matthew Gentzkow, Uniform Pricing in U.S. Retail Chain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2011–2084.
8. 晋升与彼得原理
最好的员工并不总是经理的最佳候选人。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提拔的是最有潜力的经理还是在当前的工作中最优秀的员工？
利用131家公司销售人员绩效的微观数据，我们发现证据与彼得原理一致。
彼得原理提出，公司在晋升决策中优先考虑当前的工作绩效，而放弃了能够更好预测管理绩效的其他可观察特征。
我们估计，提拔管理潜力较低的员工的成本很高，这表明企业要么是在做效率低下的晋升决策，要么是基于晋升的激励收益很大，足以证明管理错配的成本是合理的。
我们发现，当管理角色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当一线员工受到高绩效薪酬的激励时，企业通过在晋升决策中减少对销售业绩的重视来管理彼得原理的（错配）成本。
参考文献：
Alan Benson, Danielle Li, Kelly Shue, Promotions and the Peter Princip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2085–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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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企业层面的政治风险：
度量与影响
我们采用计算语言学中的简单工具构造一种新的方式度量美国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用于讨论政治风险的季度盈利电话会议所占的份额。
我们验证了我们的度量方式，通过证明：
该度量正确地识别了包含大量政治性风险话题的电话；
会随着时间和行业的不同而直观地变化；
并且与公司的行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相关，这高度反映出政治风险。
面临政治风险的公司会缩减招聘和投资，并积极向政治家进行游说和捐款。
在控制了与政治冲击的平均值（而不是方差）有关的消息之后，这些结果仍然有效。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度量中，绝大多数变化都发生在公司层面，而不是在整体或行业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变化既不是通过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相互作用捕捉的，也不是通过异质的上市公司的整体政治风险敞口捕捉的。
这种企业层面政治风险的分散有时会随着较高的总体政治风险而显著增加。
将我们对政治风险的度量按主题进行分解，我们发现，在下一季度，投入更多时间讨论特定政治主题相关风险的公司倾向于增加对该主题而不是其他主题的游说。
参考文献：
Tarek A Hassan, Stephan Hollander, Laurence van Lent, Ahmed Tahoun, Firm-Level Political Risk: Measurement and Effec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4, Issue 4, November 2019, Pages 2135–2202.
10. 流动性影响就业选择：
来自“为美国而教”的证据
获得几百美元的流动资金会影响刚毕业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吗？
在赫赫有名的教师安置计划——“为美国而教（TFA）”这个为期三年的现场实验中，我们随机增加了提供给近7300名潜在教师的经济资助计划，这些教师要求提供向教学过渡的支持。
实验的头两年显示，尽管大多数申请者对600美元的小额补助金或贷款没有反应，但那些财务状况最差的人以更高的比率加入了TFA这项计划。
我们将实验继续进行到第三年，并自我重现了我们的结果。
对于最需要的申请人，额外的600美元贷款、600美元补助金和1200美元补助金使他们加入TFA的可能性分别增加了12.2个百分点、11.4个百分点和17.1个百分点（或20.0%、18.7%和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