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至1933年实施的禁酒法案，对美国社会最大的伤害是破坏了人们对法治的敬畏——当人人都是违法者的时候，这部法律既没有权威，也伤害其他正常的规则权威
1849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美国诗人爱伦坡出乎意料地出现在朋友约翰·萨尔顿的家中。据萨尔顿说，爱伦坡看上去脸色苍白，表情疯狂而惊恐。他语无伦次地宣称有人追杀他，还描述了自己在狱中的可怕遭遇。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幻觉，在康复后给家人的信中，爱伦坡说，“这十多天里，我的精神完全错乱了，虽然滴酒未沾，我所有的可怕经历都来自躁狂症引起的幻觉。”当年秋天，爱伦坡死于脑充血和脑部炎症。
近二十年，虽然有专家认为爱伦坡其实死于狂犬病，而非传统认为的长期饮酒所致酒精中毒，但他除了伟大诗人和作家这些炫目的历史标签外，还被视为19世纪美国酗酒代表人物之一——那个时代的美国被称为“酒精共和国”。
以朗姆酒和威士忌为代表的烈性酒，从殖民地时代起就黏上了美国历史。在臭名昭著的大西洋奴隶三角或四角贸易中，朗姆酒是欧洲运往西非换取黑奴贩卖到美洲的重要商品之一；威士忌则成为美国边远林区惟一认可的流通货币。
1791年，联邦刚成立不久就遭遇宾夕法尼亚西部地区的“威士忌暴动”——首任总统华盛顿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忽视了西部的威士忌文化，通过《货物税法》对威士忌征税，引发民众强烈不满，以至于直接抗命。
事实上，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不可能不懂这一点。1758年，华盛顿竞选弗吉尼亚伯吉斯之家（即弗吉尼亚的下议院）议员时，就曾借助144加仑朗姆酒、烈性苹果酒、威士忌以及啤酒成功拉票，307票当选，每张选票的酒精含量为半加仑；而他在1755年的竞选中落败，没有提供酒精饮料至少是被选民抛弃的原因之一。
那个时候，美国已有大量酗酒的人，19世纪就更多了——随着道路质量的提高，西部农场主将更多的烈性酒送往各市市场，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都能以更便宜的价格消费。19世纪30年代，25美分就可以买到一加仑的威士忌。
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罗拉鲍赫（W. J. Rorabaugh）在《美国禁酒法简史》的说法（他也是《酒精共和国：美国传统》的作者），19世纪20年代，美国成年人每天人均喝酒量为半品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四两半）。
之前英国劳工中盛行的“圣星期一”，此时也延及北美。每到周六发薪，工人们拿着薪水奔赴酒吧，把自己喝得五迷三道，昏昏沉沉，星期一宿醉还无法恢复，需要继续在家醒酒，工作从周二开始。
这种美其名曰节日的旷工日，富兰克林曾在自传里轻描淡写地提及，“我工作始终保持全勤（从不休“圣星期一”），老板对此非常赞赏”。可见其内心对此的鄙视。
除了怠惰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酗酒还带来更多问题，比如家暴、贫穷、疾病、犯罪。虽然这自殖民地以来就相当严重，只是之前没有那么触目惊心。清教徒们看不下去了。
1826年，美国禁酒协会成立，目标是消灭酗酒，以及规劝偶尔饮酒的人戒酒。禁酒运动卓有成效，据信，1826年至1850年这25年间，酒的消耗量减少到之前人均半品脱的一半。
禁酒运动与美国女权运动产生共振效应。女性往往是酗酒家暴以及与酗酒相关的恶德受害者。于是，她们积极参与禁酒运动。
1932年，新泽西纽瓦克举行反禁酒令游行，众多女性参与，手举“我们要啤酒”标语牌。
1874年，“基督教女性戒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应运而生。1892年，该联盟成员已达15万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女性组织。
到1893年“反酒吧联盟”（Anti-Saloon League）成立时，禁酒已经在全社会获得广泛关注和支持。
仅从修正案的通过历程看，禁酒法案的入宪之路并不崎岖。
1917年12月，旨在禁止“制造、销售或运输令人致醉的酒精饮料”的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虽遭威尔逊总统否决，但依然因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推翻总统的否决而通过。
国会按照法定程序向各州提交，1919年1月16日，该修正案获得了程序所需的第36个州的批准，将于1920年1月20日开始正式生效和实施。
与该修正案一同实施的是沃尔斯特法案（Volstead Act）。根据该法案，所谓致醉标准，是指含量超过0.5%的酒精。修正案没有禁止人们消费酒类，但沃尔斯特法案明确了禁止携带酒类以及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
禁酒派终于可以弹冠相庆。然而，立法是一回事，顺利执法则是另一回事。禁酒法案从其诞生开始就一路遭遇滑铁卢，原因并不难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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