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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首领,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是如何评论蒋介石(上)

时拾史事  · 公众号  · 历史  · 2017-02-22 18:41

正文

 


余尝购得《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初拟仅作收藏而已,某日偶然翻阅,本欲暂遣时光,不意竟不能自止,乃于旬月之内一气读完。

此书之妙,在于视角之独特:一者,李宗仁是前朝重镇,其论点皆自前朝言之,与吾人自幼所知之本朝论点难免龃龉,而此恰为新鲜之处;二者,李宗仁是局内人,熟知种种细节内幕,书中不时透露些许轶闻八卦,娓娓道来,如长者坐话家常,尤令人感触至深;三者,李宗仁是杰出军事家,亦不失为政治家,观点独到、眼光卓越,常有深刻见解;四者,乃在于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及其对蒋介石的观察与评价。蒋介石独裁统治大陆二十余年,党国之内绝少有能与之平等对话者,李宗仁算是其中之一。以此种身份来观察和评说蒋介石,其角度之独特,堪称绝妙。李宗仁本性忠厚笃实,其虽痛恨蒋介石,却始终未肯以恶语相加,而称之“蒋先生”,可谓仁至义尽,亦使人愿意相信其评说系相对客观中允之论。

(下文中的黑体字,均为《李宗仁回忆录》中的原文。)


 

一、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


李宗仁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是在1926年5月。此前的1925年,李宗仁率兵平定广西全省,并实行建设,初有成效。经汪精卫、谭延闿等人从中联络,李宗仁与白崇禧决定接受广州中央的改编,实现两广统一。此时,吴佩孚出兵讨伐湖南军阀唐生智,唐向李宗仁求援,并有意加入国民革命军。李宗仁深感此为兴师北伐之绝佳良机,遂亲赴广州策动国民革命军北伐。



李宗仁到广州时,正是蒋、汪争权,左、右斗法的白热化时期,汪精卫借故称病,胡汉民出奔香港,党内人心惶惶,军政高层无不自危,何敢奢言北伐?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但已实际掌握粤军指挥权,李宗仁对蒋介石尚存一丝希望,以为说服蒋即可促成北伐大计。


1926年5月11日下午,蒋介石带李宗仁参观黄埔军校,晚餐时,蒋、李二人畅谈时事,李宗仁趁机进陈北伐理由。在李宗仁的一阵滔滔不绝之后,蒋介石无限感慨地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情况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到北伐呢?”一句话淋了李宗仁一瓢冷水,从头凉到脚。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道:


我和蒋先生详谈了数小时,终于未得要领而返。这是1926年5月11日,我和蒋先生第一次的会面。我对他的印象是“严肃”、“劲气内敛”和“狠”。其后我在广州珠江的颐养园和白崇禧聊天,白氏问我对蒋先生的印象。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做‘共患难易,共安乐难’,像蒋先生这样的人,恐怕共患难也不易!”白氏对我这评语也有同感。


李宗仁不幸言中了。在解放战争的“患难”中,本已下野的蒋介石一再为桂系拆台,使李、白据守江南、划江而治的计划幻为泡影,称雄大江南北数十年的桂系大军,终于在左支右绌中归于覆灭。桂系想要跟蒋介石“共患难”,确实不容易。

 

二、蒋总司令数度执白崇禧之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


蒋介石开始无意北伐,但李宗仁孤军入湘,打败吴佩孚的前锋部队,局面顿时为之倒转,蒋介石遂顺水推舟,就任总司令,兴起北伐之役。


蔣介石在北伐誓師大會上發表講話。台上左一為蔣介石


北伐初期连战连捷,贺胜桥大胜之后,吴佩孚军退守武汉,吴军大将刘玉春据武昌城固守待援,吴佩孚则坐镇汉口,调度南下援军。9月1日,李宗仁指挥北伐军最精锐的第四军、第七军及第一军第二师强攻武昌城,然两日下来,李宗仁即知武昌垣高壕深,以目前的攻城器械,绝难攻克,遂改变战术,围城待变。


不料,9月3日蒋介石偕白崇禧、唐生智一行来到武昌召开攻城会议,蒋介石未就战况敌情作任何研究分析,一开会就下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此言一出,前线将领无不愕然。但李宗仁对部下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攻不下我们也得应付应付!”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道:


我知道蒋先生的个性极强,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析无益,我们也只有应付罢了。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个性的弱点暴露无遗。蒋先生这种个性可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


蒋介石在武昌城下的“蛮干”,自然是以失败告终。然不出两日,吴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附义投诚,反过来炮击吴佩孚的司令部,吴佩孚仓皇乘火车北逃,武昌之敌遂俯首就擒。蒋介石的“蛮干”,成了“白干”。


这是北伐时期骑马检阅部队的蒋介石


北伐军攻打吴佩孚的时候,孙传芳出兵江西,遥作声援。在攻克武昌后,北伐军决定入江西作战,解决孙传芳。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在南昌败绩,攻打南昌的任务,于是又落到了李宗仁的第七军头上。是时孙军在赣北的主力已基本解决,蒋介石遂又亲自指挥南昌攻城。


李宗仁回忆说:

蒋总司令为鼓励士气,曾于10月12日亲至南昌南门外指挥攻城。南昌城垣甚为坚实,我军屯兵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实犯兵家大忌。据白崇禧说,渠当时极不赞成围攻南昌,因武昌的攻城战,殷鉴不远。无奈蒋总司令个性倔强,坚主爬城硬攻。


但是这次蒋介石就没有在武昌的好运了。接下来的战况,李宗仁回忆道:


敌军敢死队忽自南昌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黑夜混战,喊杀连天,秩序大乱。我军攻城的第六团被敌包围,几至全团覆没。我军不得已仓皇后撤。蒋、白二人虽均在前线,但黑夜之中指挥困难,情势危急。蒋氏数度执白氏之手,连问:“怎么办?怎么办?”


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危急之下犹极镇定。他命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至上游搭攻城浮桥渡江,并派兵沿途通知退兵,告知上游有两座浮桥可渡,遂能安定军心,一夜之内全数退往赣江西岸。由于白崇禧指挥有度,北伐军虽败但损失不大,仍有实力卷土重来。

 

三、蒋介石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才


《北伐》:“打到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


北伐军肃清江西后,孙传芳军的主力已不复存在,国民政府之统一全国,似有指日可待之势。然而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也次第暴露出来了。李宗仁分析道:

就军事方面来说,最难克服的一项困难,便是蒋总司令身上无可补救的缺点。蒋氏的个性,可说是偏私狭隘,刚愎桀骜,猜忌嫉妒,无不具备。渠身为国民革命军统帅,然其意念中总是以第一军为主体。军中一切弹械补充、给养调剂、编制扩展等,第一军常比他军为优厚。


据李宗仁回忆,1926年冬天到来后,后方军毯运到,蒋介石命令兵站总监俞飞鹏优先把军毯发给第一军伤兵医院。俞说:“每一医院中都有各军的伤兵,当如何应付?”蒋介石回答:“不管!不管!他们自有他们自己的军长!”李宗仁愤然叹息:


蒋氏此话,显然忘却其主帅地位,而仍以第一军军长自居。他这种作风,可能故意使第一军待遇特殊化,而使其他各军对第一军发生向往羡慕之心。然事实上,他所得的结果反而是友军怀怨不平,部曲离心。


而蒋介石处处优待照顾的第一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实在微不足道。何应钦率第一军作为东路军入闽,初期进展顺利,因福建固非敌军主力所在。后来第一军参与武昌、南昌各役,全无微功。尤其是南昌之战,第一军第一师弃甲曳兵,代军长王柏龄竟逃跑“失踪”。此种部队,而蒋介石处处护短,自然不能服人。所以李宗仁说:

蒋氏最多只可说是偏将之才,位居主帅之尊,其智能、德性、涵养俱不逮远矣。


蒋介石和李宗仁合影


当时李宗仁尚年轻气锐,曾寄希望于蒋介石之改变,数次劝蒋介石不再兼任黄埔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门户之见。但蒋介石总是默不作声,或态度严肃,令李宗仁无言而退。后来李宗仁和邓演达等人闲谈,言及此事,邓演达失声笑道:“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造成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任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四、蒋介石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


罕见的蒋介石慷慨昂演讲(图)2012-0-20


蒋介石的私心自用,造成国民党内派系互斗,四分五裂。北伐尚未完全胜利,国民政府已呈宁、汉分立之局。汪精卫在唐生智等实力派的拥戴之下盘踞武汉,与南京的蒋介石对立。武汉方面一度出兵征东,但因汪精卫发动政变“分共”,导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征东遂陷入僵局。此时孙传芳残部联合奉军和直鲁军南下反扑,攻陷徐州,南京为之震动。


蒋介石乃在南京召开会议,欲趁武汉无暇东顾之时,及时夺回徐州。但是李宗仁则建议,徐州为四战之地,难以固守,不如撤军守淮河,以待政局之变。然而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攻徐。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


蒋氏竟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我闻此言,深感蒋总司令身为主帅,说话却如此意气用事,以其所率兵力,断难克复徐州,如徐州打不下,他是否真的不回南京呢?不知彼,不知己,徒逞一时意气,焉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发表演讲(资料图)


看到蒋介石的蛮干病又发作,李宗仁知道规劝无用,遂率兵至芜湖驻防,监视武汉动静,蒋介石则以其嫡系部队会攻徐州。战斗初起,敌军便佯作退却,蒋介石以为敌军不经打,遂全力奋进,将预备队也调入第一线作战,可谓孤注一掷。但敌军正欲诱其深入,早已在右翼布置精锐部队埋伏,战事正激时,伏军突出包抄蒋军左翼,蒋军首尾不能相顾,陷入混乱,正面敌军又乘势强攻,蒋军乃全线溃退,造成北伐以来最大败局。


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蒋总司令仓皇退回南京,据江守险,既羞且愤,乃将战败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王天培,将其扣押枪决,以泄其无谓之愤。其实此次溃败,完全由于蒋总司令自己估计错误、指挥失当所致,王天培实在是替罪的羔羊。


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失败,蒋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他的选择,遂只有下野暂避一途了。

 

五、谁能指挥他的心腹军队,他就恨谁


蒋介石统治大陆二十余年,曾三次下野。而每次下野均有桂系势力为背景,成为蒋介石与桂系之间无解的心结。难怪后来蒋介石宁可放弃大陆,也要将桂系逼上不归路。


但在三次下野中,唯第一次最为扑朔迷离,因为蒋介石与李宗仁对此各执一词。据学者查考蒋介石日记,以及程思远撰写的白崇禧传记,均称李、白逼蒋下野,言辞甚迫。而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则一再辩解系蒋自己提出下野,李反而曾劝蒋不要下野,但蒋去意甚坚,云云。李宗仁分析外界传闻如此,原因在于:

总司令是一个极端顽固偏私而嫉贤妒能的人,他对任何文武干部,尤其是统兵将领,都时时防范,连何应钦这样四平八稳的人,他都不能放心。总而言之,蒋氏一生,只知一味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这一谣言可能系他授意所散布,以打击我辈。


1928年9月23日,白崇禧(左四)指挥北伐最后一役


李宗仁还分析了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关系。因北伐之前蒋介石曾破格提拔白崇禧为参谋长,外界盛传白本拥蒋,后白逼蒋下野,乃李宗仁背后指使。李宗仁对此指出:

蒋总司令请白崇禧为参谋长,非爱其才,而是利用白与各军联系。

如对各军有所举动,可以白氏之名出之,必要时,并可使白氏代他受过。所以逾格擢白崇禧为参谋长,正是蒋先生厉害的地方。


1946年,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和國防部長白崇禧在南京。


在北伐用人之际,蒋介石尚能任用白崇禧。如在攻打浙江时,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一、二、三军及福建新编部队。白初到任时,第二军军长鲁涤平颇为不服,因为鲁的年纪、资历均在白之上,但蒋介石坚持用白。入浙之后,鲁涤平数度失利,部队几乎瓦解,值此紧要关头,白崇禧亲率总预备队两个团的兵力,星夜蛇行前进,冒险深入敌后,击破敌将孟昭月的指挥部,方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终于平定浙江,鲁涤平亦因此对白五体投地。


又如克复江南后,白崇禧任北伐军第二路代总指挥,统率陈调元等军沿运河北上。陈原系白的教官,此次屈居白之下,心中难免不平。陈向蒋介石反映,蒋说:“白崇禧行!你应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果然,后来宁汉分立,北伐军从徐州南撤,孙传芳军趁机反扑,来势凶猛,陈调元惊惶失措,不知计之所出,白崇禧乃命陈部先退,其亲率特务团殿后,掩护本军缓缓南撤,敌军数度发动突击,而白氏指点从容,三军稳如泰山,陈调元为之咋舌称奇,心折不已。白崇禧崭露头角,“小诸葛”之号从此名闻遐迩。


然而,蒋介石本性护短、多疑、忌才,白崇禧与蒋非亲非故,蒋对白始终不减猜防之心。李宗仁回忆道:

唯白氏以底定东南之功,不特未获主官青睐,反而招致无聊的嫉妒,身为东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竟以白氏单独进兵,未等他同入杭州而不悦。蒋总司令也以白氏竟能运用自如,指挥其亲信的第一军而疑窦丛生。白氏系一员猛将,但知披坚执锐,奋勇杀敌,初不意功高震主,竟有如许暗潮。


白氏战绩日著,蒋氏对他的疑忌也日增,甚至在和诸元老谈话中,时时露出对白氏不满的批评,说白氏“不守范围”。张人杰曾为此与蒋辩论,说在蒋氏直接指挥下的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均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其充分发展所长,不可时存抑制他的心理。据说,蒋总是摇头皱眉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这是张人杰当面对我和李济深说的。我闻言不免悚然。


蒋介石下野之前,曾指示其嫡系各部队的军长、师长保存实力,不得擅离沪杭一线。后孙传芳反扑,南京吃紧,白崇禧严令各部队赴南京增援,为此沪杭一带的第一军各师长、团长曾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是否服从白的命令,经激烈争论,最后众人决定以大局为重,服从指挥。李宗仁回忆至此,不禁感慨道:

此实为蒋总司令嫉妒白崇禧的又一原因,谁能指挥他的心腹军队,他就恨谁。

 

六、蒋先生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


蒋桂战争后,蒋介石与李宗仁既成仇雠,见面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少了,李宗仁在这一段时期的回忆里对蒋的牢骚和感慨也就少了。但随着抗战的爆发,蒋李二人又走到一起,蒋的种种可恶,又出现在了李宗仁的回忆中。


淞沪会战


李宗仁从桂林重回南京时,日军已开始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炮火正炽。李宗仁力主放弃上海,将在沪兵力与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集中到苏州嘉兴一线的坚固阵地上凭险据守,必要时放弃南京,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在腹地与敌实行长期消耗战。


但蒋介石坚决要求守住上海。在日军优势火力之下,国军损失惨重,据说死伤以每小时千人计。至此情况,蒋介石仍严令部队不得后撤,否则军法从事。


此时白崇禧常在前线视察,深知双方战力悬殊,乃建议蒋介石下令后撤,蒋坚决不允。两日后,白又建议,蒋仍不允。又两日后,白氏知事已急,乃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控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前线已经崩溃了,若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可能好看些。蒋介石才下令分两路分别向南京和杭州撤退。撤退的惨状,李宗仁回忆道:


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军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


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是可能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敢说,蒋先生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乘危用险,破釜沉舟,只可在少数场合偶一用之。长期战争,断不可竭泽而渔,自丧元气。



从未发表的淞沪会战老照片


日军既已兵临南京城下,蒋介石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但南京应否死守,仍需开会研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以及德国军事顾问等均主放弃南京,因南京之险在于长江,今敌自南来,南京反成背水,无路可退,以新败之军,断难守此危城,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日军借口屠戮平民,如决心长期抗战,则不必坚守一城,日军虽得此地,亦无关大局宏旨。但唐生智突然起立大呼:“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蒋介石闻言大喜,遂以唐生智为城防总司令,筹划防务。


对于唐生智的用心,李宗仁早已看破:

他是静极思动,想趁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的话,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


果然,唐生智率领的十余万大军,不到三四天便全面溃败,且撤退时毫无计划,各自逃生,死伤枕藉,哀鸿遍野。唐生智北逃至徐州,此时李宗仁作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见到唐生智垂头丧气,神情沮丧,狼狈之状,与在南京开会时判若两人。李、唐二人握手唏嘘片刻,唐又沿陇海路逃往武汉去了。


李宗仁对此长叹不已:

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可惜蒋公不明此道,而好逞匹夫之勇,怎能不糟?溯自北伐以来,凡蒋先生亲自指挥各战役,如武昌之围、南昌之围、徐州之溃退,以及后来解放战争中,东北与淮海的全军覆没,均如出一辙,实堪浩叹!


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


全文太长了。。。太长了。。。按照你们的尿性,一贯是看不完的,所以我还是分两次。。。。这篇看完的举爪给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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