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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荠麦青青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来自：淘漉文化（jingjushudian）
在中学语文教材名篇《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先生追忆自己的学生刘和珍时，提及了那次将其开除的臭名昭著事件：“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在这篇文章中，校长杨荫榆是以恶人的身份出现在鲁迅先生笔下的，他称她为“广有羽翼的校长”，正是在她的授意和指使下，一些爱国学生无端被开。
因为鲁迅先生这篇檄文的广泛影响，杨荫榆自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她被免掉校长之职后，羞愤出京，返回苏州，继续创办教育，直至为保护同胞惨遭日军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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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杭
杨荫榆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家排行第六。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即杨绛先生的父亲），曾以南洋的官费留学生身份于1899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国内学习。当年他所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曾在留学生和学生中广为传扬，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与兄长的风光无限相比，小时候的杨荫榆，由于不漂亮而在家族中备受冷落。杨绛对此曾回忆道：“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都丑。两个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其中的“三姑母”就是杨荫榆。
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1901年，杨荫榆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无锡的一位蒋姓少爷成亲。当时杨家“只求门当户对”，并未查明对方的底细 。新婚之夜，杨荫榆发现对方竟是个智力极低的“傻爷”，一个机敏过人，一个近乎白痴，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完全无法沟通。而且这位蒋少爷长得也极丑，据杨荫杭形容，“那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喇子”。
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杨荫榆，怎能忍受这样一桩荒唐甚至耻辱的婚姻？新婚之夜她便撕破了新郎的脸，第二天一早就毅然返回家中。结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她干脆躲起来，直至婆婆长驱直入将她揪出来，她却声言宁死也不再回蒋家，两相对峙甚至惊动了官府。
由于杨荫榆的极力抗争，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终于告吹。倔强的杨荫榆和夫家断绝了一切往来，也因此背上了“灭门妇”的恶名。这一年，她只有18岁。从此以后，杨荫榆终生独居，再也没有迈进过婚姻的殿堂。
没有可以傲视群芳的美貌，在充满了歧视的家境中长大，唯一的一次婚姻却以羞辱的方式令她尊严扫地，备受刺激的同时并没有让她怨天尤人，相反不公平的婚姻制度以及骨子里的清醒与独立，使得她不屑唯唯诺诺再去做什么贤妻良母，而是努力以才学武装自己，并一心投身社会，希望有所作为。所以，当杨荫杭回乡后办起了以培养近代师资和科技人才为宗旨的锡金公学后，便在兄长的支持下，无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教条，力排众议，进入公学学习近代数理知识，开当地男女同校风气之先。
之后，她转学到上海著名的私立女性学校，1907年5月，杨荫榆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赴江苏省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合格，7月启程去往日本。她先后在青山女子学院和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求学。6年后，杨荫榆从日本学成归国。
1913年，她被聘为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新苏师范前身）教务主任，教生物学课程。1914年，她迁至北京，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学监兼讲习科主任。1918年，教育部首次选派教授赴欧美留学，由于她出色的表现，赫然在列，直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
杨绛回忆当时杨荫榆赴美留学时车站送行的场景：“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这一切，正如杨绛所说：“我回头看，也许是我三姑母平生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从旧式婚姻的火坑中逃出的女子，以卓越教绩和嘉行懿范赢得了广泛的拥戴，这也许便是对一位师者最佳的褒奖了。
但她没想到的是，再次远赴重洋深造为她带来的，似乎是人生的一次更高的飞跃，但也是环环相扣的命运链条上一个厄运将至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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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在哥大荣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后的杨荫榆，不久便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召至北京，两年后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方兴未艾之际，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学子们对专制与黑暗的社会现实充满了憎恶与不满，另一方面，对于民主与自由的吁求却日益强烈。深受欧风美雨影响的杨荫榆却不能深谙潮流所向，一味强调秩序、学风，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讥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不问政治，笃志向学，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并对其横加阻挠。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水灾以及江浙战乱的影响，一部分学生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以此整肃校风校纪，对于逾期不返校的予以开除，但在执行之中，却有失公允。国文系几名平素顽劣的学生首当其冲，成为被制裁的对象，而和杨荫榆私交甚好的学生却在她的袒护下幸免过关。管理过程中的独断专行与处理问题的行事不公，很快激起了众怒，不久，“驱杨”风潮爆发。
章士钊
因为有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大力支持，被“倒戈”的学生惹恼的杨荫榆借故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女师大学生组织“沪案后援会”，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杨荫榆又率领军警入校，强迫学生搬出学校，宣布女师大解散，责令关闭伙房，锁住校门，坚守女师大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被打伤。
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杨荫榆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鲁迅先生坚定不移地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的斗争，数次撰文予以激烈地批判，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务。1925年下半年，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8月杨荫榆提出辞职，年底段祺瑞政府在舆论滔滔下，不得不恢复女师大，并撤销了杨荫榆的校长职务，以息公愤。
曾经勇敢抗婚的新式女子，经年之后却成为被口诛笔伐的“反动校长”。这其中的“嬗变”与“扭曲”曾让许多人大为不解，对此，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回答：“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行事刻板，观念脱节，逆流而为的结果就是不仅因此被罢黜校长一职，还为自己遭致一世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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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职后的杨荫榆黯然离开北京前往苏州投奔二哥，也就是杨绛先生的父亲。1927年，隐居老家两年，不肯碌碌以终老的杨荫榆重新出山，先后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和东吴大学任教。当时《苏州日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其当年可耻行径，将“女性压迫者”“反革命分子”这样的大帽子一顶接一顶地重重地扣在她的头上。再次被置于舆论风暴中心的杨荫榆惶惶度日，如履深渊。
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对于倾注了她全部身心的教育事业始终怀有极大的赤诚与热情。不久，她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创办了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当时，许多女孩子都惨遭日军蹂躏，她开办的女子学术社女生云集，自然难逃魔爪。杨荫榆怒不可遏，毅然前往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罪恶滔天，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是地方上不容小觑的风云人物，就勒令部下退还了他们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街坊上那些被日军视为“花姑娘的妇女都将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庇护所，杨荫榆出于正义感和邻里之谊，对她们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拿出积蓄，扩建房舍。日本人见状，欲征用她的私宅阻拦她的“救人大计”，杨荫榆拒不合作，双方剑拔弩张，她也由此成为日军的“眼中钉”。
1938年元旦，两名日兵来到杨荫榆家中，以司令部传话为幌子，将其诱出家门，行至吴门桥时，一名日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日军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里。他们发现杨荫榆落水后还在继续挣扎，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
她与杨绛的母亲同日下葬。一具薄薄的棺椁盛载的却是骂名与英名并存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的最后一个身份叫做“义士”。
曾经，她被人斥为“教育界蟊贼”与“专制魔君”，遭千夫所指；当家乡沦陷后她，她只身赴敌营，怒揭日军兽行，以羸弱之躯力保敌人铁蹄下的同胞，直至血染苏州河....远胜须眉的刚烈，不畏强暴的浩然正气，为她饱受责难、跌宕起伏的人生划下了最悲壮的句点。
一千多年前，李清照写下这样凛凛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杨荫榆无意于生前人杰，死后鬼雄的悬鹄，但一身硬骨的她不苟且于卑怯，不妥协于凶残，所以，这句评价就成了对她最公正亦充满敬意的盖棺定论：“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是旧知识分子在国难期间觉醒并为国捐躯的杰出人物。”
若在天有灵，以孤勇成大义的杨荫榆亦能欣慰于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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