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与记忆，是史学界近年来流行的题目。但 AI 兴起，仿真机器人已经成为现实，机器或者直言曰仿真人，是否存在“历史”与“记忆”，就是一个潜在的话题。作者从前些年比较火的美剧《爱·死亡和机器人》入手，借对人工智能的观察，反向回归到历史学的命题上，或许看得会更清楚一些。
文 ｜ 海青
（《读书》2024年9期新刊）
齐马是一个机器人，最初功能单一，终日在泳池中清洁瓷砖。一位年轻的发明家设计组装了这个机器人，赋予其认识环境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发明家去世后，机器人被传给后代，经过几代人的优化改造，在智能上与人类齐平，并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个体。几百年过去，机器人对自己进行了全面改造，使身体可以耐受各种极端环境，遨游于极地与太空，汲取灵感。以“齐马”为名，机器人成了声名显赫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一种精准的蓝色，人们称之为“齐马蓝”。这是动画短片《齐马蓝》（Zima Blue）讲述的故事。齐马在万众瞩目之下揭幕了自己的最后一件作品：他复原了最初工作过的游泳池，投身其中，永久关闭了复杂的大脑功能，拆解了自己，变回原先那个简单的清洁机器人。原来，具有标志意义的“齐马蓝”就是泳池瓷砖的颜色。在二〇一九年 Netflix（奈飞）出品的《爱，死亡和机器人》系列中，这一集呼声最高，广受好评。齐马用身体创作的最后一件作品，像是自毁，又像涅槃，即使没有大道至简、返璞归真之类玄奥的解释，齐马作为一个重情义、不忘本的机器人形象，也十分令人感动。
动画短片《齐马蓝》中，齐马在泳池里拆解了自己，变回清洁机器人（来源：movie.douban.com）
动画有着木刻般的硬朗画风，结束于齐马的高光时刻，我却不由得为齐马担忧。齐马给人的感动，类似于建功立业后的侠客隐居田园，又类似叱咤风云的大佬回归发迹时的市井，社会功能减少伴随着精神境界升华，颇有“为道日损”式的智慧。然而，机器人的世界遵循着“为学日进”的法则，型号过时则难免进入垃圾场的命运。好在阅读小说《齐马蓝》缓解了我的杞人之忧，作者阿拉斯泰尔·雷诺兹把齐马的未来交代得很妥帖：“他永远不需要离开游泳池，太阳能电池片将为他提供所需要的能量。他永不衰老，永不生病，其他机器会照顾他的岛屿，保护游泳池及其沉默、缓慢的游泳者不受天气和时间的摧残。”（阿拉斯泰尔·雷诺兹著，陈楸帆等译：《齐马蓝》）令人意外的是，小说《齐马蓝》的主题是记忆，与动画片相反，齐马对游泳池的执念并非不忘初心，而是忘记过去又重拾记忆的结果。这是一部向科幻巨匠艾萨克·阿西莫夫致敬之作，作者说，一个机器人历经几代人的时间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复杂的故事已经被阿西莫夫在《双百人》中写过了，而《齐马蓝》要在旧传统中阐明一种“新真理”。
阿拉斯泰尔·雷诺兹著，陈楸帆、刘慧颖译：《齐马蓝》（来源：book.douban.com）
探讨人之何以为人，是以机器人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一直以来的旧传统。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小说，再到二十一世纪以后的《齐马蓝》，莫不如此。在阿西莫夫的《双百人》中，人与机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大脑。机器人安德鲁想要成为人类，为此不断改造自己的机械身体。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安德鲁身体的有机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像人类，与此同时，人类体内植入越来越多机械元件，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最终安德鲁认识到，只有承载一切精神活动的大脑才能够定义人类。《齐马蓝》同样肯定了精神活动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然而大脑已经无法成为精神活动的稳定载体，记忆才是齐马追寻的精神归宿。从大脑到记忆的转变，是新技术留下的时代印记。阿西莫夫把机器人的大脑称为“正子脑”，在写作《双百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还没有家用电脑。安德鲁的“正子脑”与人类大脑一样，出厂意味着出生，具有完备的形态，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会衰老死亡。安德鲁对自己做的最后一项改造是让自己的大脑电位缓慢流失，直至停止运作，接受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死亡，安德鲁即被法庭认定为人类。在这个结局背后是一种非常乐观的设定：如果没有寿命的限制，人类的认知水平可以无限进步，精神世界也会无限丰盈。而齐马的记忆，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发明——电脑直接相关。“摩尔定律”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并经过计算机业界同行不断完善，指出同等造价能够获得的计算机性能将越来越强大，这意味着旧型号必然因性能和存储量无法匹配新设备而被迅速淘汰，作为消费品的计算机将飞速迭代。安德鲁的“正子脑”持续运作两百年而无需更新换代，是前计算机时代才可能有的设想。齐马不可能像安德鲁一样，仅改造身体而维持大脑不变。经过升级改造的齐马大脑里“有很多有机材料，还有很多控制论机械。很难分辨出两者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更难分清哪个是主人，哪个是奴隶”。这与《双百人》对安德鲁大脑的描述形成鲜明的互文：“那个正子脑就是安德鲁的主人。其他各部分都可以更换，不会影响到这个机器人的人格，所以其他部分是这个脑子的财产。”
“正子脑”，一种虚构的技术装置，其功能是作为机器人的中央处理器，并为机器人提供人类可识别的意识形式（来源：kardashev.fandom.com）
齐马被改造的大脑和数码时代人类的思维形态相似，技术对思想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渗透力，即使自以为对这种状况抱有充分的警惕和批判，任何人也都难以外化于主流科技打造的思维模式。安德鲁的从容、坚定体现了印刷媒介时代的特有气质，他始终通过阅读书籍获取知识，他相信大脑可以控制身体，正如人类认为理性足以驾驭科技。而齐马面对的是无边无际的信息之海，他无法做到像安德鲁一样，明确知道“我知道什么”。应对外界他必须不断自我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齐马丧失了记忆的完整性，连“我从何处来”也不知道了。在信息的湍流中人们疲于奔命，难以对外界形成整体认知，被围困在一个接一个此时此刻之中。在齐马的世界里，人类寿命可达千年，足迹遍布宇宙，人们使用各种科技产品来管理自己的记忆。女记者嘉莉随身携带一个记忆机器人，用来记录周遭的一切。采访齐马时，她被要求不能携带任何记录工具，为了获得采访机会她勉强同意了，但她的焦虑已经漫出纸面，让人感同身受。嘉莉的记忆机器人外形是一只会飞的蜂鸟，它不离主人左右，是手机、相机、无人机、电脑的功能集合体。我们的智能手机虽然没有这样炫酷，但工作原理和嘉莉的机器人一样，都是录制声音和画面，存储于硬盘，在需要时读取。嘉莉的记忆焦虑，只是放大了已将记忆交付给数码产品的人们的现实处境，嘉莉进行重要采访而不带记录工具，对我们来说就像置身美景而不能拍摄，难免如坐针毡。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前，齐马与嘉莉进行了一番关于记忆的讨论。他对嘉莉使用记忆机器人的方式不以为然，因为“它太完美了，它不知道如何扭曲或遗忘”。嘉莉不解，使用跟拍、存档式的设备正是为了事无巨细全程记录，之后可以随时调阅客观真实的现场录像，今天拍摄成瘾的我们也会完全同意嘉莉的看法。影音拍摄和数码存储设备的广泛使用减少甚至消灭了记忆损耗和偏差，这曾是古代人梦寐以求的。当人们只掌握原始记忆手段时，大脑是承载记忆的主要工具，记忆力意味着技能与权力，人们探索记忆术，想在头脑中留存更多信息。耶稣会修士利玛窦曾教授一种建立记忆体系的方法，让人们在头脑中生成具体的空间想象，用来安置想要记住的事物，如同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记忆宫殿。通过在意念中反复流连“记忆之宫”，可以永久记住宫殿中的一切（史景迁著，陈恒等译：《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记忆之宫”示意图，它利用熟悉的空间环境的视觉效果来增强对信息的记忆（来源：researchgate.net）
在现实中形成的记忆，被折叠、压缩，安放于想象中的某一空间，这就是我们借助拍摄和存储设备为记忆做备份的具象化，唯一的区别似乎只是记忆存储的“场地”。利玛窦的记忆术需要将记忆宫殿想象得错落有致，用风格各异的场景对应记忆的多样性，而我们数据化的记忆被封存于文件夹，整齐划一排列于硬盘，如同一望无际的档案柜。我们虽然是这些记忆的创建者，也必须依赖编目和检索工具才能避免在一模一样的通道中迷失方向。宫殿与档案馆，似乎是两种记忆方式最直观的区别，对机器人齐马来说，二者的效果有本质上的不同：外在于大脑的数码影像保留了现场的一切，却不是活的记忆，“它冻结了想象力，不让细节有被选择性误记的余地”。说到底，人类从来不是按照完全客观的样子记忆事物，这就是哲学家奥古斯丁所说的“我错，故我在”（Si fallor, ergo sum），用机器人齐马的话说：记忆的不确定性指向真相。一开始嘉莉并不理解。人类正是通过记忆和回忆行为一次次建立自我的一致性，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为此人们发明和完善各种记录工具。文字发明以前人们结绳记事，后来，人的一生可以浓缩为几页笔记、一本相册，今天的人们一年拍摄的影像就需要用千亿字节来存储。《齐马蓝》中嘉莉将几百年的人生全部录制下来，她想要“对事情的真实情况有一个完美无缺的记录”。今天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这种诉求，但这样做是否有助于建立更接近真相的认知呢？记忆包括两个部分，头脑中的是原生态的记忆，被表述出来、形成文字或影像记录的是记忆的外化部分。结绳记事形成的绳结只是提示有需要记住的东西，至于那是什么，则需要人们自己在脑海中复原。记录手段和工具的发达令人免除遗忘，外化的记忆素材越来越多，大脑的记忆负担似乎也越来越小。两种记忆此消彼长，人们对天然记忆力的信心渐弱，而更愿意依赖实体化的各种记录，在积累知识的时候，这是必须的，而且大多数时候人们谈论记忆的时候，所指的都是形成记录的记忆。
《梦境档案》（Archive Dreaming），由艺术家 Refik Anadol 与谷歌联手制作的沉浸式艺术装置。创作者将艺术机构 SALT 的170万份文件图像作为数据源进行神经网络训练，尝试以机器智能的视角重构21世纪博物馆感知中的记忆、历史和文化（来源：refikanadolstudio.com）
对齐马来说，记忆最大的意义却是激活此时此刻的全部生命力，即使经过扭曲、夸张、变形，这样的记忆仍然是最真实的。一抹偶然误涂的蓝色“犹如电光石火”，触及几百年前的某种强烈感情，他将这蓝色放大，先是一小块几何图形，继而是整幅画面，直到对整个星体重新上色。这蓝色是经过高度提炼和抽象的过去时光，作为一个清洁机器人，齐马的记忆过滤掉了尘埃、污垢和微生物的干扰，纯粹的蓝色才能耐受重组大脑的粉碎性破坏，重新传递它曾有的意义。反之，不能与自身感受发生关系的记忆，无论多么客观真实，也是冗余无用的身外之物。何以对蓝色游泳池的记忆在价值上超越了流光溢彩的宇宙太空呢？对此当然可以有很多颇具情怀的解释，甚至童年经历决定一生的弗洛伊德派理论也可以派上用场，动画片刻意将齐马的创造者由小说中的男性改变为女性，未尝不想暗度陈仓建立机器人与人类的情感线索。然而小说的主题终究是记忆，齐马从来不将人类入画，他对人无感。所有记忆都是基于现在的处境对过去的追溯，齐马对蓝色游泳池的近似怀旧的情绪也意味着对后来经验的批判。齐马的创作来自常人难以想见的经验，为此他对自身做了彻底的、昂贵的改造，得以像天神一般遨游太空。宏大的艺术形式足以娱乐视听、吸引话题、成为景观，但齐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是“没有说出任何与我相关之事”，“终究没有灵魂”。原因非常简单，这些经验之所以稀缺独特，只是因为造价高昂。“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属于艺术创作，如果吃的是黄金，挤出来的还是黄金，那就只能算是有钱。艺术家都必须调动自己的记忆来完成创作，其中有一部分来自本真经验，一部分是花钱购买的，如果只表现后者就能称其为艺术的话，那么艺术家的头衔最终只是个财富指标而已。对蓝色的独特情感并不足以让齐马回忆起过去，为了获知蓝色的真实意味，齐马做了考古的工作，从他接受改造的诊所到星际港口的入境记录，一直追踪到地球上的硅谷、最初工作的游泳池。用逻辑关系复原记忆的证据链之后，齐马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机器人身份。他用投身游泳池的行动补足了证据的最后一环，回归了自己的机械属性，似乎重申了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科学家苏珊·凯文的论断：“他们是比我们更纯洁的物种。”游泳池四周搭建着观景台，遍布灯阵，游客们纷纷拍照录像，却难掩失望之情，他们在期待比这震撼得多的奇观，渴望参与其中，将自己的记忆与更持久的事物相关联——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也是热点与时尚给人的最大幻觉。“有些人领悟了，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明白。但这就是艺术。”
游客们观看齐马的最后一件作品，即投身游泳池、拆解自己的现场（来源：movie.douban.com）
同样，这也是历史。历史与艺术一样都在探寻某种真理，而且历史研究者在工作中同样需要运用直觉和想象力。记忆与真相的关系则更加暧昧缠绕，在小说和悬疑电影中，往往记忆对真相的扭曲和背离才是更具观赏性的部分。科林伍德曾说：“记忆不是历史，因为历史是某种有组织的推理性的知识，而记忆根本不是有组织的，也不是推理性的。”（科林伍德著，尹锐等译：《历史的观念》）散乱的记忆依赖于证据的辅助才能得以进入历史的视界，齐马的故事兼备“记忆”与“证据”，历史学家会恨不得在游泳池旁边建立一座资料馆来讲述齐马的经历，里面陈列着齐马到访诊所的记录、星际旅行通行证、挖掘位于地球硅谷的蓝色游泳池的现场照片，大屏幕最好滚动播放齐马作品的影像。齐马与蓝色游泳池的羁绊，会被放在已成废墟的地球发展史中考察。但齐马没有选择历史的方式，他把自己的故事留在嘉莉的记忆里，任由天然记忆的不确定性去处理种种细节与猜想。嘉莉结束采访后发现，没有记忆机器人的帮助，自己对齐马的记忆也比应该记住的多得多，因为那是全部感受力共同工作印刻在脑海之中的。心理学家描述过这一记忆法则：记忆的质量取决于留存记忆时信息处理的质量。而小说家们更早发现了这个秘密，如普鲁斯特所说：“那些我们不曾深入思考的东西，很快就会被忘却。”（乔纳森·福斯特著，刘嘉译：《记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的经历拍摄下来，存储在硬盘里，但我们对这些记忆却越来越隔膜的原因。今天的技术足以把大部分记忆数据化，我们成了经验的采集者和收藏者，而非感受者，这些经验也更少浸含感情与思考，更像是消费获得的收据。外在于大脑的记忆素材数量激增，最终只能依赖检索工具才能被重新读取、评估，我们的回忆行为也将像消费行为一样依赖人工智能的推送才能完成，事实上，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已经在做帮助人类回忆的事情，加上背景音乐就可以让照片放映变得情绪丰沛，也许未来它们会比人类更擅长回忆。历史与记忆都经常被用来指代过去发生的一切，历史学家的工作一直以来在“记忆”与“证据”之间拉扯，遗憾的是，二者并不总能被保留下来相互参照。历史学热爱档案，把它作为实打实的“证据”，也曾欢迎外化为文字的记忆材料，那些留存下来可以被称为“史料”的，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对象，然而它们是否真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永远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证据”更多，很多历史谜案是否就会一目了然呢？探索记录手段不发达的历史阶段时，我们经常这样想。然而，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的“证据”激增，很快为历史书写带来了下一道难题，皮埃尔·诺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观察到，时代在飞速生产着档案和无穷无尽的个人记忆，“巨量的资料使档案的意义和地位发生了变化”，海量信息使选择阅读变得不可操作，利用这些材料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这时回看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呼告则不复三十年代的开放意味，反而现出悲凉色彩，纵然一切都被存档，但最终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似乎只有自己。
Josie Norton 所绘今天人们面对海量信息的状态（来源：newyorker.com）
计算机和互联网登场之后，单是材料的“多”已经足以将研究者隔绝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当一个系统汇总了足够多的数据，并能够被人工智能检索分析时，我们讶异地发现，历史成了一门可以就任何结论进行大规模知识生产的学科，我们对这个局面的回应既软弱又荒诞——禁用人工智能写论文！与科幻小说里冥顽的人类如出一辙。若真有一个时空，所有发生之事都被拍摄记录下来，以数据形式无损、永久存储，所有记忆都转化为确凿无误的“证据”，历史学家将如何书写这样一个时空？又或许，没有不确定性带来的疑问和追寻，历史也将不复存在？相比之下，机器人齐马把一千年的故事浸入蓝色游泳池的做法确实是一种智慧，他相信，如果世界上没有历史学家，仍然会有说书先生、游吟歌手，或者记者嘉莉留下对时代的记忆，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会像那片蓝色一样，在时间序列中缓慢浮现出来。*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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