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结束的
第六届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领袖峰会
，包括香港致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肇越、Novocure执行董事长 William F Doyle、Ansun Biopharma首席执行官唐南珊、药明明码首席数字官顾延、药明巨诺董事兼首席执行官李怡平，以及歌礼制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劲梓等在内的近百位重磅嘉宾上台发表演讲、讨论分享。观众一致评价：议题热门，阵容璀璨，一票难求。
我们希望这些宝贵而精彩的思想火花，也能分享给更多关注Healthcare行业发展的读者，而不仅限于到场的接近600位全球医疗与生命科技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企业CEO和投资人。
从11月5日开始，我们挑选好评度和关注度最高的论坛和演讲，在每周一伴随Healthcare周报推送一篇精华分享，基于现场实录精编呈现。感兴趣的读者，让我们周一不见不散。
论坛嘉宾
宁益华 | 景昱医疗董事长
向家宁 | 凯瑞康宁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张明奎 | 新旭生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赵中 | 通桥医疗创始人兼董事长
主持人
黄瑞瑨 | 凯鹏华盈主管合伙人
未来5年有什么研究突破点？
黄瑞瑨：
从投资和创业的角度来看，这些年绝大部分的公司都集中于肿瘤方面，而神经科方面是一个非常困难、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我想听听大家在研发和临床实验方面的看法，接下来五年神经疾病的的热点在哪里，哪些方面会有一些大的突破？
赵中：
目前大多数的治疗方式是通过药，因为药对于像肿瘤这样的全身性疾病很有效。但是对于大脑的治疗，我们更需要精准的刺激和精准的治疗，它是一个局部性的疾病。我们看今后五年会有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越来越富裕，环境与食物的变化，以及社会老龄化，会导致
脑部相关疾病的群体越来越大
，而在这一方面的药物研发进展并不太顺利，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致残率是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癌症关注的是5年存活期，而脑卒中则是致残。患者治疗后的愈后很差，导致包括面瘫、半身不遂等，需要持续的护理20甚至30年。
目前卫健委要求每个医疗中心必须建立脑卒中中心，遍及各县市，目的是让病人在发病后黄金4小时内尽早得到治疗，从而让病人的愈后更好。在这一点上，脑疾病特别是脑血管疾病的器械发展将迎来黄金时期。
张明奎：
未来五年我们可以期盼的是什么？
第一，从疾病理解的角度，在过去的十年来，我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开始有一些可以具体实践的目标，很多新的治疗想法在临床二期、三期逐步实现，慢慢了解到如何精准地筛选病人，什么时候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疗。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会看到知识的积累最终展现在治疗方案和实验里。
第二，新技术的开发，例如新型示踪剂，能够帮助一些罕见疾病成像和筛选病人，从而丰富我们的治疗策略，让我们降低风险，并且做得更精准。
第三，政策的变化，今年美国FDA宣布，对于某些复杂而无疗法的脑部疾病，早期的治疗甚至于预防，可以以生物标记的改变作为颁发药证的基础。更有弹性的政策和颁发药证的限制会更快速的让病人接受到先进的疗法，同时帮助这个领域获得更多的投入和投资。
向家宁：
为了满足临床需求，
接下来的五年将是一个逐渐聚焦的过程
。应该会有新的作用机制，例如最近获得很好的临床效果，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氯胺酮鼻喷剂。中国的抑郁症群体很庞大，报道过的有七千到九千万患者。而其中三分之一患者，目前市面上所有抗抑郁的药物都对他们都无效。强生制药开发的氯胺酮鼻喷剂可能会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新的治疗机制将有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是找到新的靶点，对于神经退役性的疾病，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已有研究数据表明身体里的活性自由基与一系列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我们目前正在探索开发靶向线粒体活性自由基清除剂来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如果成功将会是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个重大突破。
宁益华：
脑刺激的领域发展得非常快。
慢性脑深部刺激（DBS）是为治疗帕金森和运动障碍病而发明的，从它的原理来讲，它是一个平台的技术，能够调控神经核团的功能，使神经活动能够恢复到接近于正常的状态。
在DBS方面，未来五年可期待的一些大的进展：
第一，毒品一直是人类的一大挑战，而最近我们在毒瘾方面取得了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进展，已经从科学上基本看清了药物依赖的原理，是脑内产生的一种适应性变化。目前我们已经取得很好的疗效，拿到国家的绿色通道，在未来两三年内可能会最终攻破毒瘾的难题。
第二，在对抑郁症和强迫症的DBS脑调控上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未来五年可期待更丰硕的成果。
另外，在阿尔兹海默症领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例如在做脑深部电刺激以后，能让一位60多岁的患者复述她20岁的恋爱过程，刺激关掉以后她又忘记了，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目前还没有解决阿尔兹海默症最主要的短期记忆的问题。另一个重大的前沿发现是阿尔兹海默症病人在脑深部电刺激以后，出现了脑体积的增大，这个发现很偶然，但非常有意义，很多人在往前推进。
神经性疾病值得更多的关注
黄瑞瑨：
中国现在做神经方面疾病的研发，无论是医疗器械、诊断，还是新药的公司都非常少，尤其跟肿瘤方面比起来，差别真的很大。是因为我们对靶点方面不够了解，还是动物实验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模式，是因为在临床方面有挑战，还是因为关注的投资方非常少？
向家宁：
我们刚刚讨论的都属于早期诊断，而癌症发生的时候通常都是晚期，晚期如果有很好的药是能救命的，是生和死的区别，所以更多人关注癌症的治疗。但我觉得脑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可能更关注的是怎样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病人本人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他对家人日常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严重时有可能对社会产生的经济效益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
脑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真的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它是很有前景的一个领域。
张明奎：
神经领域其实不只是病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和社会的问题，
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所以急需找到解决方案
。投资人的顾虑是因为难度真的很大，过去想要治愈神经退化性疾病，例如痴呆症的尝试统统失败了。我们对脑的生理及病理的知识还非常有限，而且我们要治疗的不只是单一个细胞，而是一整个非常复杂又随时在变化的器官。
目前我们可以积极做的是针对病因比较明确的疾病着手，例如一些tau蛋白堆积造成的罕见疾病。先达成初步的临床成果，开始让投资人熟悉这些领域并建立信心。类似我们对肿瘤治疗的思维，成功的罕见疾病疗法可以进一步尝试应用于比较复杂的和更大的疾病。当投资人对脑神经领域逐渐产生信心后，未来针对复杂的脑疾病有革命性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将有更好的准备来支持这个领域。
黄瑞瑨：
在中国，病人对一些神经性疾病的意识程度非常低，例如失眠、忧郁，很多人可能处于一种借酒浇愁的状态。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来帮助所有的病人和老百姓提高意识，去积极寻求医生的治疗。
张明奎：
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就视这些疾病为家族的耻辱，有些家庭会把病人藏在家里。这种情况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慢慢来。另一方面国内神经内科医生的数量和人口不成比例，所以只有很少的神经疾病的病人是被医生诊断出来的。
从医师的培养和国民的教育角度，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向家宁：
通过我们公司自身的经历，发现现在大家对于抑郁症的观念变化得很快，很多人开始认识到抑郁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科普肯定要跟上去。在中国创业，成功离不开三方面的因素：投资、创业团队的技术，以及当地的政府。政府能够在新闻媒介，以及企业与政府的上下沟通上提供帮助。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的医生群体要比国外落后，我们在一个药物的安全评估的访谈过程中发现，国内医生把对病人病情的控制放在第一位，对副反应和病人生活的质量基本上有很大程度的忽略。
所以企业也要加强和医生的沟通
，这其中还有很大的空间。
赵中：
美国从90年代开始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大家知道这些病是可以治疗的。借鉴美国的经验，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医生的训练，另一方面
要
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认知，患病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得病后应该积极寻求治疗
。
此外媒体的宣传是很重要的，应该从医生的角度提出怎样定向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举例来讲，我们有那么多的医生治疗各种病，但是没有几个营养师，以至于很多人浪费很多钱去买补品。几千亿的中药和补品市场，如果能拿出来一部分真正作为治疗，给大家讲清楚营养的搭配，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