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地域广阔，世纪之交发生的农村巨变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总体来讲，当下的农村社会大到整体格局，小到生活日常，无不与时代发生着关系。社会在进步，我们的村庄也在随之改变。
文 |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最后一公里村庄》，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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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有类型
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且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就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差异。不计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仅以人口密集的汉族居住区为例，中国乡村社会就有很多差异很大的村庄类型，且这些类型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大致说来，有两种不同的区域因素对乡村社会性质具有影响，并因此决定了村庄的不同类型，这两种不同的区域因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中西部农村与南中北方农村的差异。
①南北差异：宗族力量的强弱
中国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具有显著的区域特征，这与历史、地理、种植结构、战争以及开发时期等很多因素有关。无论如何，从村庄社会结构维度上看，可以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三大区域。
南方农村村庄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聚族而居，宗族结构比较完整，宗族力量比较强大，一个村庄往往就是一个宗族，村庄与宗族同构，从而形成了团结型的村庄结构。比较典型的南方农村如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江西、湘南、鄂东南、浙东南地区的农村。
与南方农村不同，华北地区村庄内大多是分裂的结构，一个村庄内存在着众多“门子”“门派”等小亲族结构，即使出自同一祖先的村民也大多以五服为限，分裂为互不相关的不同“门子”“门派”。村庄内众多分裂结构之间相互竞争，形成了华北农村特定的治理状况。华北农村的村庄因此呈现出分裂的村庄结构，我们称之为分裂型村庄。不仅华北地区的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皖北、苏北农村多为分裂型村庄，而且西北地区的陕西关中等地也大多是分裂型村庄。华北、西北地区可以称为北方农村，我们因此说北方农村多为分裂型村庄。
以长江流域为典型的中部地区农村，村庄内缺少强有力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行动结构，农民往往以户为单位行动，甚至兄弟分家之后也缺少责任连带关系，村庄内部高度原子化。这种内部缺少宗族结构、缺乏行动力的小亲族结构的村庄，就是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农村，我们称其为分散型村庄。地处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农村大多为分散型村庄结构，典型如云贵、川渝、湖北大部、安徽大部、江浙、湘中湘北。此外，东北地区的农村，因为开发时期比较晚，建村时间比较短，其村庄结构与长江流域极为相似，因此也被我们划入中部分散型村庄。
②东西差异：农民收入的分层
在村庄结构的维度以外，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些差异的典型表现不是南中北的差异而是东中西的差异，即总体来讲，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是人口流入地区，而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比较慢，人口大量从农村流出，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仍然占有相当比重。因此，经济发达程度，可以大致将中国农村分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东部地区数量不大，但地位重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地区，以及山东、辽宁、福建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大都以农业为主，属于传统农业型地区，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大中城市近郊农村，其他农村都属于中西部地区。
从经济发展程度上划分东中西部，落到村庄层面，就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构，即村庄内部会出现因为村民收入差异而产生的分层的差异。这样，我们就以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中国不同区域的村庄划分为三种类型：低度分化村庄，中度分化村庄，高度分化村庄。中西部农村大多为低度分化村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则有更多中高度分化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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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有祸福
随着经济的发展，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由此出现了大量办厂经商致富的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经济收入很高，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一般村民。这些在村庄熟人社会中产生并生活于其中的企业家群体或富人群体，因为经济收入高，就可以将自己过去的旧房拆掉建豪华别墅，买得起豪车，办得起豪华婚礼，并提高酒席与人情往来的标准。
在熟人社会中，这些富人的“场面”消费不仅会刺激本村村民，而且直接与村民发生联系。婚丧嫁娶，无论是人情的标准还是酒席的标准，一开始大致是一样的。送人情一次 1000 元，还人情也一次 1000元。吃酒席一桌 3000 元，办酒席也就不能低于一桌 3000 元了。村庄富人群体在场面的消费上是九牛一毛，一般村民却感到越来越吃力。最终，少数贫弱的村民难以负担，他们被排斥出这样的场面消费，成为熟人社会里办不成事、说不起话的边缘群体，甚至是陌生人。大部分村民则会想方设法通过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在场面消费上跟上形势。
勤扒苦做、精打细算，就必然在不该消费的地方节俭，家庭中的老年父母就一定要参与到力所能及的生产中去，生活就没有那么精致从容，家庭成员甚至容易为了利益发生争执乃至公开的冲突。相反，富人群体家庭收入高，生活中的精致不是包装出来的，而是从内向外展示的，他们可以让父母退出生产而有更多机会外出旅游，显得更懂孝道；他们可以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显得更重视子女教育；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经济能力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显得更有品位，他们当然也更慷慨。“富人求异”，他们有能力追求不同于一般村民需求的更高消费和品味。一般村民则是竭力求同，少数最为贫弱的群体更被排斥出村庄场面消费的竞争。
在富人求异、一般村民求同的进程中，村庄熟人社会即形成了一种以消费论高低的地方性规范，富人通过在村庄内的消费将熟人社会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场所，富人的场面消费主导了村庄内的文化再生产，成为标准，成为规范，成为对弱势群体的排斥机制。在富人通过场面消费来主导文化再生产、排斥最弱势群体为村庄边缘人的过程中，村庄内的一般村民则苦苦追赶，以免被排斥出局，因此丧失了其消费的主体性和文化再生产的主体性。在村庄这个熟人社会中，三个不同的群体——富人群体、一般村民和贫弱群体，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共享了一套由富人群体所发明、主导并畅游于其中的场面消费与文化再生产，形成了对一般村民极为不利、将贫弱村民排斥出局的公共生活上的政治正确。
这种由富人群体所主导的对一般村民和村庄贫弱群体不利的场面消费，显示出村庄熟人社会中富人群体的文化消费对其他群体构成面对面的压力，乃至压迫、剥削和排斥。在这个过程中，人数很少的富人群体获得了体面、尊严和美好的感受，大多数村民却疲于奔命，最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出去，产生强烈的无力感、自卑感，彻底成为村庄中的失败者，甚至会自暴自弃，被富人所主导的文化与价值自我论证为失败者。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是弱势群体也参与其合法性建构中来的。
在这样一个合法建立起来的剥削性的场面消费不断展示的过程中，一般村民苦苦追寻，失败的边缘群体退出村庄公共生活与竞争，回到家庭，甚至退到宗教以寻求安慰，这种后退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为的反抗。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多数人的一般村民缺少主导自己消费的能力，丧失了文化主导权？
当富人很少时，他们炫富、高消费就只是特例，没有人跟进。富人无法主导公共生活。而当富人数量有了一定的规模，且一般村民也开始有能力跟从时，少数富人的场面消费就逐渐对所有人产生了示范压力，这种压力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成为霸权性的，就无条件成为所有人必须遵从的规范。但若是村庄中富人群体与一般村民之间的流动性降低，富人群体相对稳定，一般村民也很难再有上升空间，村庄内可能出现结构的固化，比较典型的是富人与一般村民之间出现明显区隔，彼此的联系大幅度下降，各有各的朋友圈，各有各的文化。此时，一般村民反而具有了文化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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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妙招
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在某种意义上已在农民靠“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规模经营农业不能致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央提出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不小康就不可能有全民小康，农民又不可能靠“人均一亩三分”达到小康。
①家庭农场
有专家测算，农户经营规模至少要达到 100 亩才可能通过农业实现小康生活。受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农民致富目标的影响，按大约 100 亩 /户来经营农业就可能进入小康行列了。100 亩 / 户的经营规模正是当前政策部门大热的“家庭农场”的规模。因此，地方政府普遍有通过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来形成家庭农场，从而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可以实现小康的政策意图乃至行政行为。
一旦经营规模达到 100 亩 / 户，这样的家庭经营就高度市场化了。为市场而生产，从市场上获取收入。这样的经营规模很难再有自给自足的经济成分了。而在当前农业领域，“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自给自足成分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仅仅计算小农的现金收入，从事农业生产是很贫困的，但若按物质消耗来计，农民实际生活水平却可能相当不错。小农经济中，农户实际生活水平与按现金计算出来的水平相差甚远。按物质消费计算，小农经济中农户收入水平或幸福指数可能要远高于城市底层群体。
②隐性收入
当前中国仍然有近 7 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其中有接近 3 亿农村劳动力。按全国 21 亿亩耕地来计算，农村人均耕地不足 10 亩，这样的经营规模显然达不到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劳均 30～50亩的合理规模。也就是说，农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当前农村的劳动力多数是中老年人，他们缺少在城市就业的机会，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很低。还有部分中青年农村劳动力因为在农村有兼业，或家里父母太老、子女太小，无法进城务工经商，而留村务农。在当前农民家庭收入统计中，农业收入大约只占 50%，另有 50% 的收入主要是进城务工所获工资收入。
从现金上看，农户家庭收入不高，且主要现金收入来自进城务工经商所获工资性收入。不过，农业生产是在村社熟人社会里进行的，有相当一部分农业产品并非面向市场，而是有很高自给自足的成分。自给自足经济并未计算到农民收入中去，其中吃和住两个方面尤其值得讨论
③吃：庭院经济
用于自食的粮食、果蔬、肉蛋奶。农民种田必自留口粮，一般情况下都会搞点儿“庭院经济”，自种蔬菜，栽几棵果树，一般都会养鸡。大部分农户仍然养猪，部分农户喂牛和羊，甚至在自家的池塘里养鱼，闲时捞鱼摸虾，因此，农民家庭可以几乎不花钱地获得营养丰富、数量充足、新鲜的有机天然食品。或者说，农民只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获得比城市市民更高质量的农产品。
④住：宅基地经济
农民住房不要钱。当前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都已经修建了质量不错的住房。农民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成本不高，住房面积不小，农民住自己的房子不用付租金。如果按城市住房消费来计算，农民住自己房子所节省的支出，也是一笔不低的收入。农民仍然在村庄生活时，虽然他们务农收入不高，但他们的消费支出也比较少。将他们在农村自给自足经济下的消费和收入折合为现金，进行平价计算，农民实际收入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尤其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也就是说，留村务农的以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为主，中青年农民则进城务工经商去了。一个农民家庭同时有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农村消费又比较低，这个家庭就可能在保持较高生活质量的情况下，将务工所获现金储蓄下来办大事。收入比较多，消费比较少，年年有余钱，这样的农民家庭，不论按市场价计算的收入水平高不高，是否达到小康水平，他们的生活至少是宽裕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甚至是幸福的。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地域广阔，世纪之交发生的农村巨变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总体来讲，当下的农村社会大到整体格局，小到生活日常，无不与时代发生着关系。社会在进步，我们的村庄也在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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