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十月十日。文章节选自笔者著作
《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长约6700字，略有修改，注释略。
对于辛亥革命引发的政权鼎革，后世流行过一种反思，称“革命打断了改良”，认为辛亥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与专制，也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立宪。这种说法在中文知识界一度很有市场。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辛亥革命不仅无功，简直可谓有罪。
首先，
所谓晚清立宪，早在武昌枪响之前就已经死掉
。且不论开办学堂后仍坚持搞四书五经，坚持搞以忠孝为本；编练新军时仍以满洲为本位；启动官制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提升皇帝（太后）的集权程度；废除科举也只是被内外局势所逼不得不有所表示。单就慈禧太后临终前夕的一些列布局而言，如颁布一系列谕旨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满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皆足以证明改革在这一年已经死掉。或者说，
以扩张民权为方向的改革已被否决，清廷中枢要走的改革之路是重回秦制
。之后立宪派在谘议局与资政院内开展种种抗争，乃至发动集体签名请愿、上街游行请愿等活动，皆不能改变清廷中枢的决心。
直到武昌的枪声响过，眼见着武力镇压已告失败，各地督抚普遍持观望态度，清廷中枢才在1911年11月3日颁发《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彻底放弃《钦定宪法大纲》里的种种权力归于皇帝与种种“议院不得干预”，转而全面改口：承诺皇帝权力要“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同意将宪法的起草议决之权交给资政院；同意将修正宪法的权力交给国会，同意将总理大臣的推举权交给国会，同意将其他国务大臣的推举权交给总理大臣，同意让皇族退出内阁和各省行政长官；同意海陆军对内使用时要经过国会的议决；同意皇帝“不得以命令代法律”；同意皇帝不得与他国缔结秘密条约，所有外交条约皆须经国会议决；同意国家的预算要经国会议决，同意皇室经费的增减要经国会议决，同意皇室大典不能与宪法抵触。
可惜，这种慌不择路下的全面改口诚意有限，且为时已晚。作为政治实体的清廷，此时已呈分崩离析之态。
其次，“被打断的改良”具体指什么？
如果指清廷中枢所筹划的“预备立宪”，那么这种改良本就理应被打断。
根据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与《钦定宪法大纲》，它所要搞的不过是一种新式开明专制，是重建中央集权，重建爱新觉罗皇权的无远弗届。众所周知，专制下的开明可遇不可求，犹如风中之烛般靠不住。
如果“被打断的改良”指的是立宪派所要求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的政治诉求与革命党一样，都是“兴民权革专制”，是否保留君主反而不是核心问题
——革命党人固然无意保留君主，立宪派也从来没有坚持过必须保留君主。1911年之后，立宪派与革命党也仍在继续在为“兴民权革专制”而努力，中断是不存在的。
再次，在清帝国的最后十余年里，
革命与改良从来就不是彼此对立的阵营
。有一种流行的常识认为，革命的全称是“暴力革命”，改良的全称是“和平改良”。这种区别，与我们长期习惯以手段而非以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革命真的只有“暴力革命”一种形态吗？可不可以有不暴力的革命？当然可以有。如果改以目的（也就是具体的政治诉求）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不暴力的革命同样也是存在的。
具体到清末，革命党人自然属于革命派无疑。在“手段划分法”下长期被标签为改良者的立宪派，在“目的划分法”下其实也可以归入革命派。这个问题，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论战时便已表述得相当清楚。梁说，革命党的政治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政治诉求是君主立宪，
二者皆倡导民权反对传统帝制，故而皆是在追求政治革命
：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还在论战中反复申言：自己绝不反对革命，惟主张有秩序的革命，不赞成“暴动革命”。所谓“暴动革命”指的是革命党人欲以武力推翻清廷；所谓有秩序的革命指的是立宪派欲和平立宪，变数千年帝制时代为民权时代。
也就是说，
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其实取决于它的政治诉求当中有没有变更政体、重造政治规则的选项。如果有，那就是革命；如果没有，而仅限于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做一些修修补补，那就只能算改良。如果不但没有变更政体的诉求，还采取暴力手段取代现政权，那就只是徒增黎民苦难的改朝换代。
总之，以目的（政治诉求）划分了革命与改良之后，方才轮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来划分“有秩序的革命”与“无秩序的革命”。理解了这一点，当然也就不会再纠缠“革命打断改良”这种伪问题。
在清帝国的最后十年里，与其说革命与改良是一种互相冲突的关系，不如说前者一直在为后者提供动力——开办新式学堂也好，废除科举也好，宣布预备立宪也好，体制内的改革派们每次上奏要求实施此类新政时，皆会提及革命党人带来的压力，皆会将改良视为消弭革命的良药。正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所说的那样：
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慈禧太后和她的继任者摄政王载沣，正是这种无人拆屋顶便决不肯开窗的性情。如前文所言，清廷中枢颁布《十九信条》答应开窗，答应转型进入民权时代，是在武昌起义已经爆发，清帝国的屋顶已被掀了大半之后。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清帝国灭亡了，转型并没有完成。
从秦制王朝溃灭到民权国家建立，中间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有许多的旧观念、旧制度要摒弃，有许多的新观念、新制度要树立
。
秦制深重，每件事都关系到认知的扭转与利益的妥协，不会一蹴而就。
哪怕只是剪掉脑后的辫子，也很不容易
。
清帝退位后，革命军政府发起带有强制色彩的剪辫运动，但乡绅、百姓不肯剪辫子的案例很普遍，且不乏聚众暴力抵制的事件。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南京人民对浙军（上街剪辫子）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 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则因军队强制剪辫引发了民众恐慌，发生了血案。次级城市及基层乡村，没有革命军强迫，剪辫者更少。在云南腾越，英国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 ，无人响应云南军政府限期5天的剪辫令。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如上虞县“剪辫者寥寥”，嘉兴县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 ，
捣毁了
积极推动剪辫的士绅之家。
1912年前后，民众不愿剪辫子或许尚可用担忧清廷复辟来解释。
但
下面这些事实，显然无法如此解释：
在上海，《申报》1914年4月20日刊文嘲讽本地风俗：“上海地面却有三样东西出产的顶多。是别处少有的。……那就是车子（人力车）、辫子、婊子。” 在北京，因“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内务部不得不于
1914年7月
再次发布“剪发六条”，以公务员不剪辫者停止职务；公立机关雇用人员不剪辫者解除雇用关系；车马夫役不剪辫者禁止营业等手段，来向民众施加压力。据《申报》1928年9月16日公布的统计，民国成立十六年后，北京仍有4689条“男辫子”未剪。山西的辫子，在阎锡山的高度重视下，要到1919年才算大致剪完。在天津，1923年仍是“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 ……
以上事实，也很难归因为“生活习惯”——众所周知，
“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
蓄辫并不卫生。
对清朝初年的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史，意味着“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被当局用严密的文网层层遮蔽了起来。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初历史。
按清廷的最高定论，明亡于流贼，清代明而起消灭流贼，乃是为明报仇。清初贰臣们纂修史料，全部围绕着这个“定论”展开，对明亡于流贼的史实并不避讳，却往往止于甲申国变，对之后清军进入中原及南明各政权的抗清活动只字不提。明朝遗民所留史料更成了清廷文字狱扫荡的重点对象。如彭家屏乃康熙六十年进士，仅因藏书中有记载南明史实者，父子便俱被处死。藏书尚且如此，讲授、传播明清易代的历史真相，自然更无可能。而在明清易代的史实中，“剃发留辫”又是最为敏感者。连“发”字在清代的使用都一直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如常用词“一发千钧”，因容易被人联想曲解为“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进而引申为对剃发政策的不满”，清人便极力回避使用该词。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说，清人花八十余年所修纂的《明史》，“从头到尾未曾用过‘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清实录》里同样找不出“千钧一发”，仅出现过一次“一发千钧” 。
一个“发”字尚且如此，剃发留辫的历史会被遮蔽到何种程度自不难想象——乾隆时代的禁书运动中，连“女真”、“建州卫”这类名词，皆因为有可能引起对满清早期历史的联想，全列在抠、删的范围。书籍中没有建州卫、没有女真、没有扬州十日、没有嘉定三屠……普通人当然也无法了解辫子之由来
。于是，在晚清无知识的普通人眼里，剃发留辫仿佛已是数千年的固有习俗。
遗
忘与美化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因为审查之外还有自我审查，阉割之外还有自我阉割。秦制时代太漫长，康雍乾三帝文网密布达百余年之久，举国上下皆在战战兢兢中学会了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本历史地理工具书，对明清之际的地理变化却一个字也没有写，这是学者的自我审查。内廷剧目绝对不碰现实题材，专演虚无缥缈的“神怪幽灵牛鬼蛇神”，这是演艺界的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乾隆做皇子时，其史论写作集中于汉唐宋而从不涉明清，这是皇室子弟的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庄廷鑨《明史》案发，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刻板紧急将“明史”二字挖去，这是出版界的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孔尚任《桃花扇》里用流寇代替清军，李渔《巧团圆》里把掠夺妇女的清兵改成李自成军，这是文学界的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
无处不在的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让章太炎惊讶地发现通行本《日知录》里无任何华夷种族之说，他比对原抄本后还发现，通行本不但经过官方删改，也经过了民间私人的删改，后者的删改力度远比官方彻底。
无处不在的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也让钱穆一度不知本朝皇帝乃是满人
，直到遇上革命党人钱伯圭做了自己的小学体操教师：“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 钱穆不知道，是因为他的父母和私塾教书皆非常“自觉”地回避向他谈起本朝真实的历史与现实。
自我审查久了，即不免虐待里发现快感，奴役中寻出美来。修改自己的学问与立场，来与外界的高压政治达成和解，成了诸多知识分子的解脱之道。
乾隆时代，曾静以“理气之分”来抨击清廷，认为汉人生于中土，禀气较纯，故生而为人；夷狄生于边陲，禀气不纯，故生而为禽兽。到了清末，这套毫无道理可言的“反动理论”，竟已成了知识分子用来维护清廷、对抗近代文明的趁手武器——郭嵩焘出使欧洲写日记赞赏英国“君民兼主国政”的制度，引来同乡大儒王闿运的激烈批判，王只承认大清之人是人，他搬出了曾静当年的理论，说“彼夷狄人皆物也” ，那英国人都是禽兽之物，不过通了一点人气罢了。
在畸形的制度下苟且太久，苟且会慢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苟且的原始意味会慢慢消失，苟且会被美化，会变成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
曾静的“理气之分”如此，辫子问题也是如此。曾经的压迫已经遗忘，曾经的屈辱已被美化。于是，辛亥革命后，地方士绅为保住自己的辫子不惜与新政权武力相向的冲突层出不穷——1912年7月，清帝已退位半年之久，山东都督周自齐派了宣传员前往昌邑县劝导民众剪辫。宣传员在县衙门口举行集会，公开剪掉了当地两名乡绅的辫子。次日，被剪了辫子的乡绅聚集民众公然打杀了二十七名无辫之人 。这暴烈反抗的背后有现实利益，也有对辫子的强烈认同。
有形的辫子已是如此难剪，无形的辫子当然更是根深蒂固。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公开发表了总统宣誓词。这份完全足以代表其个人意志的宣誓词，便露出了他脑中那根剪不掉的无形之辫。
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整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之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