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广州工作的罗冬阳决定在30岁这年，带智力残障的妹妹逃婚。作为姐姐，她努力从山村考入大学，进入一线城市工作，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自主生活；而与此同时，妹妹罗春月在父母收到彩礼后被嫁给同样有残疾的男人，在反复出走的过程中遭遇多次性侵、生育
孩
子，最终，又被不愿负担的婆家退婚。
就在妹妹又一次被嫁人前，姐姐罗冬阳决定带她逃婚。即使这个决定会被父母和家人们责怪，即使带一个智力障碍者生活会失去一部分未来，生而为人，姐姐希望智力水平仅有6岁的妹妹有尊严地活着。
逃婚后这一年
数次
参加心
智
障碍相关的讲座，罗冬阳
都
发现自己是家长中唯一的姐姐。
“孩子不喝饮水机的水，去喝水龙头的水，怎么办？
”在广州残障家长们组织的专业交流会上，专家分析着案例，
罗冬阳环顾几百人的会场，
到场的家长多是焦灼的母亲们
。
8月，在一个有11个心智障碍孩子参
与
的职业培训营上，罗冬阳去开家长会，发现其余10个也是母亲。
今年30岁的罗冬阳没有结婚。她是为妹妹前来。一年前，罗冬阳带着29岁的妹妹从赣南山区的农村老家逃婚，来到广州生活。
站在人群中的姐妹俩长得不像。妹妹罗春月扎马尾，脸庞黝黑，目光闪躲。她总弓着背，微缩着一米四几的瘦小身体，说话时词语在口中像老鼠模糊而仓皇地掠过。姐姐罗冬阳长得高些，披长发，戴眼镜，皮肤白皙。说话时她会直视对方的目光，语速平和声音清晰。在罗冬阳身旁，罗春月看起来与孩童无异。
图 | 冬阳给妹妹拍的照片
两人的命运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分野。1994年，姐姐罗冬阳作为家中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医院，身体健康、智力正常。两年后，妹妹罗春月出生在父母打工的工地上，几个月后还跟小猫一样大，后被发现是二级智力残疾。
姐姐一路升学，在2013年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妹妹在2015年嫁给一个患有罕见病、手臂肿胀如气球的男人，在离家出走过程中两次被性侵，生下一个男孩，打过一次胎，又在2023年被父亲安排了第二次婚姻，彩礼加定金一共23万元。姐姐罗冬阳感到无法忍受，决定带妹妹逃离。
带妹妹逃婚来到广州生活的第一天，冬阳就拉黑了许多人。老家的“未婚夫”最先发信息过来谩骂，“我和你妹的缘分是你拆散的，我恨你一辈子”“希望你妹下辈子不要有你这样的姐姐”。父亲在电话中怒吼着让她们回来。母亲的说法稍微委婉，“家里要割稻子了，赶紧把妹妹带回来。”
来广州这一年，仅有6岁孩子智力的妹妹反复向罗冬阳强调自己不要再回老家。连带她出门时提起“回家”二字，妹妹都会变得警觉，问回哪个家？
新家是姐姐在广州的出租屋。去年妹妹刚来时，罗冬阳还没有搬家，姐妹俩挤在城中村冬阳自己租住的一个狭窄开间。书桌挨着床，没有厨房。姐姐在自己的桌子旁添上一套小桌椅，又给29岁的妹妹买来儿童益智有声书、涂鸦填色本和一些教材，教她认识数字。
图 | 妹妹的涂色画
冬阳当时在离出租屋不远的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月薪7000元。给妹妹找到的那家心智障碍群体培训基地离得不远，从巷道中密密麻麻的点痣、10元理发和港式烧鸭店中穿梭出去，步行20分钟就能抵达一个没有骚扰电话、橱窗明亮的新世界。
基地由同为特殊孩子母亲的欧阳秋月创办，在一栋楼房中，设计成小餐厅的情景。孩子们在这里将由老师带领，在模拟餐厅中熟悉社会环境，学习摆盘、送餐、打扫、制作餐饮等工作技能，以期有朝一日融入社会。
明亮的落地窗将包含吧台与餐厅的空间与露台分隔。宽阔的露台上花草葱郁，绿色的罗勒叶长得繁茂。妹妹春月和其它两三位学员常用这些叶子制作柠檬茶，在老师的带领下烤制饼干和蛋黄酥。
窗中倾泻的阳光，总是微笑的老师，自制糕点温暖的甜香，两只肚皮柔软的小猫，构成一个与姐妹俩的来处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基地的一年中，冬阳眼见着妹妹的状态舒展开来，有了巨大的变化，从曾经“困住的、被压抑”的状态走出，开始“展露自我”。
在老家几乎从不和家人说话的妹妹来这里一周后就打开了话匣。出门时看见广州的街景，她会跟冬阳说“这个气球很漂亮”“花很漂亮”。回家后的她也有说不完的话，“今天我坐了电梯。”“店里有人来了，开会，放电视。”有时，妹妹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冬阳看见以前习惯缩成一团睡觉的她，现在肢体伸展开，“睡得四仰八叉的。”
基地的老师也通过微信群不断向冬阳反馈妹妹的改变。“刚来的时候她眼睛都不敢抬，见到人就躲，像一只小老鼠。”欧阳秋月老师说。后来，妹妹开始主动跟人说话。有一天，在厨房掌勺的师傅看见矮小的她走了过来，说了一句，“两只猫在打架。”
图
| 妹妹在基地做柠檬茶，旁边的同学不断鼓励她
今年2月，姐妹俩和三妹一起搬到一套二居室，冬阳不再和妹妹睡一个房间后，
她发现春月又间歇性回到了从前的状态。
那些她一直不理解的特异
行
为又出现了。
春月自16岁开始扔家里的东西。
家里四个姊妹包括她自己的衣服，妈妈的衣服，都被春月偷走扔过，妈妈曾在一座山上发现了家里所有人的衣服，只有父亲的她不敢扔。
冬阳猜想妹妹可能有强迫症。
有时候，她看见妹妹会自己剪掉衣服上很小的线头，或者一双皮鞋、一件皮衣上破了一个很小的洞，妹妹就会把整个皮衣都抠
秃
掉。
在发现自己给妹妹买的八九双新鞋都被全部扔掉后，冬阳曾短暂地情绪崩溃过。“你自己挣不到钱，我给你买鞋要花钱。鞋子明明还好好的，你干嘛扔掉呢？”她如此问妹妹，只见春月像在老家时一样拉着一张脸，沉默不语。和机构的老师交流，大家也没什么办法。冬阳告诉自己不能生气，改变不了的问题就只能接受。这一年她只给自己买过一双新鞋。
更显著的问题是经济压力。去年12月，冬阳遭遇裁员失去工作。她继续找工作，面试了10次，都没有后续消息。Hr说最近找工作的人很多。她去面试超市拣货员，对方说不要戴眼镜的，容易起雾不好干活。
裁员后的9个月，冬阳几乎没有收入，靠着零散的撰稿和存款，省吃俭用过活。搬家后的二居室月租1200元，冬阳和三妹分摊，自己出700元。村里每月给予的700多元低保和200元残疾补贴，基本能覆盖妹妹每月的伙食费。在基地的每月5000元培训费用是大头，此前冬阳通过月捐的形式筹满了一年，马上要到期。基地老师提出之后减免一些春月上课的费用，只交每周四烘焙课的530元，每月交2120元。
冬阳希望通过基地的学习搭配各种机构的培训课程，帮助妹妹提升工作与社交技能，在接下来的一年慢慢尝试给她找到工作
。
基地对于心智障碍青少年们的成长期许，不只是“走不丢、饿不死”，更要“在地球上有尊严地生活”——这符合罗冬阳对于妹妹未来的期望
。
命运参照
冬阳曾觉得妹妹是自己命运的参照。
作为家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女孩，她们相继出生在赣南山区一座只有二三十户人的小村庄中，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干活。
想生男孩
的
父母生下春月后，就去广东躲避计划生育，一边打工一边继续备孕。
姐妹俩成了留守儿童，和奶奶一起住在一间没有电灯的平房里，睡在一张床上。
晚上她们摸黑进去睡觉，早上一起起床去村小上学。
冬阳负责给妹妹洗衣服、准备盒饭。
相比姐姐，那时的她觉得自己更像妹妹的照顾者，几乎没有情感交流。
家里五个孩子，除了四弟外都是女孩，冬阳一直都知道，智力残疾的二妹春月是最不被待见的一个。
二年级辍学后，春月在家帮忙种地、捡柴、喂鸭、洗衣，但衣服总洗不干净，柴火也只能捡两三根。
妹妹
会被父母呵斥“没用”。
姐姐冬阳相比妹妹遭遇的呵斥更少。
对于妹妹遭受的偏见，还是孩子的
冬阳
感受模糊。
更多时候，她觉得她们的身份接近，都是家中承担家务的女孩。
10岁那年，妹妹春月开始离家出走，被找到的时候，她出现在邻居家的阁楼、隔壁村的猪圈、危险的高速公路上甚至深山里。
冬阳认为很多时候，出走是妹妹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她在家几乎不与家人说话，也不会主动沟通自己的想法，
想吃什么就自己去拿，也许不喜欢某件衣服的颜色、或者不喜欢上面的线头，就直接扔掉。
冬阳几乎能理解妹妹每次出走的原因：
被父亲责骂、感受到母亲对她的偏见与不平等、畏惧结婚，或者有时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人们都认为春月不明事理，但冬阳知道妹妹其实对情感很敏感。
妹妹会在别人议论她时，在远处偷听，也会在跟姐姐交流时呢喃着分析，谁喜欢她，谁不喜欢她。
出走的习惯持续了十几年。
父亲说，自己找春月找过不下百次，一次在高速公路找到她时，他想找警察拿副手铐锁住她，警察不给。
回家后，父亲用牵狗的狗链改成脚链。
他想让春月走路的时候听到脚上链条碰撞的响声，从而不好意思出走。
没多久
锁
链就被春月自己弄开了。
妹妹
春月
定下第一次婚约的2015年，冬阳刚读大二。村里有人做了媒，
父亲收了3万彩礼，安排刚满20岁的罗春月出嫁：
丈夫是一位患有神经纤维瘤的男人，右手小臂肿胀成紫红色，布满褐色的斑。
春月看到那个男人就害怕。
出嫁前一个月，妹妹悄无声息地出走了。
被找回时，家人让姑妈来劝说，反复告诉妹妹，“那家人很好，不会欺负你，不会虐待你。
”晚上姑妈跟妹妹睡在一起，防止她出走。
春月在家人的监视下直至出嫁。
妹妹出嫁的一年前，冬阳考上省内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
大一时，她接触到一家做口述史、剧场、摄影等人文故事记录的公益机构，报名做了志愿者。
一次活动中，创始人邀请国外做戏剧的艺术家来学校做剧场，让志愿者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人讲自己出身农村又来到小城市的故事，有人讲述农村的重男轻女、对女性的不公正待遇。
冬阳觉得很有力量。
这两年寒暑假，她总带着机构给的一台摄影机回家，尝试拍摄一些照片，许多是关于妹妹的：
妹妹和妈妈一起摘菜、一个人待着抠手、发呆、在村里游荡。
有了摄影机，冬阳
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新的视角，能够重新观察妹妹的境遇及她们身处的这座村庄。
知道妹妹要结婚的消息后，冬阳举起了DV，第一次想拍摄一部长纪录片。
婚礼当天，透过镜头，她看见20岁的妹妹的脸：
一张抹上粉色眼影和腮红后，仍然皱着眉头、沉默不语的幼稚面庞。
那一瞬间，她感觉这不是一个新婚少女，而是一个
智力仅有
6岁
的孩童
。
从老家的卧室出发，穿着白色抹胸婚纱的春月被丈夫背进院子，坐进轿车。
鞭炮和礼花在她身后排排炸开，人群欢呼着一拥而上。
妹妹从头到尾没有笑容。
冬阳觉得妹妹看起来像一只受了惊的鹌鹑。
在多年的相处中，她已经能通过妹妹的神情感知到她的心情：
出嫁的一整天，春月一直都惊恐着。
周围有人指引着她完成那些步骤，她的行动紧张而拘谨，还有一些懵懂。
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只是别人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拜高堂的时候，冬阳从围观的几个嫂嫂、邻居奶奶的脸上看出同情。
这些都是从小看妹妹长大的人。
有几次，家里失踪的衣服出现在这位邻居奶奶家，冬阳才知道妹妹并不是把衣服都丢了。
还有一次她偷了家里的豆子，送给这个奶奶吃，回家后解释说，“她那么老了，种不到菜吃。
”
这些熟悉妹妹遭遇的人，都知道春月是心思细腻、善良的人，但实际心智只有六七岁。
奶奶在春月出嫁的那一刻，突然哭得很厉害。
冬阳感受到，那哭声中担心大于喜悦。
春月出生几个月时还像小猫一样大，是奶奶坚持照顾，妹妹才得以存活。
冬阳
惶然
觉得这一切都很荒唐。
大人们正做着一件愚昧的事，但他们没有觉察。
人心的善良、悲悯与丑恶在村庄中迸发，最终仍是丑恶占了上风。
整件事只能用残忍去形容。
回家后，她将婚礼上拍摄的妹妹的照片发在朋友圈，配文“忧伤的新娘”。除了记录，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对抗所有的亲戚。只能
记录下一切的她心中决定，这部片子将以妹妹的名字去命名。
忍心的过程
第一次感知到行动的必要性，是
冬阳
知道妹妹被性侵时。
婚后两个月，婆家对产检起疑时，母亲把冬阳叫回了家。
冬阳一个词一个词地与妹妹确认，最终勉强拼凑出事实：
婚前出走的那一周，在
山村
里的一条公路上，一个骑摩托的男人跟她搭话，而后将她拉去路口旁一间“破房子”实施了性侵。
第二天，冬阳在烈日下骑电动车带妹妹重走那条公路，试图收集证据。
每隔一个路口，她都会停车和妹妹确认，
从正午到天黑，也没有找到那间破房子。
由于没有证据，妹妹又表达不清，冬阳没有报警。
婆家知情后，
还是
决定让妹妹把孩子生下：
刚好
他们
担心自己儿子的手臂疾病会遗传，原本就有借精生子的打算。
妹妹生育后，只勉强知道这个是自己的孩子。
那段时间她再度离家，回来时，给还是婴儿的孩子买了一根铅笔、一块橡皮擦。
2017年，妹妹婚后再次出走，被第二次性侵。
这次出走时间是有史以来最长的，家人们找了她整半个月。
4月，公公因为春月的反复出走决定退婚，就在将春月送回娘家时买汽车票的间隙，转头她就不见了。
妈妈打电话给冬阳，让她回家帮忙找人。
冬阳丢下毕业论文，坐火车回家。
整个大学期间，有五六次家里人找不到妹妹，都像这样打电话叫冬阳回家。
最开始，家人们态度都很积极。
父亲请了假，每天一大早骑车出去找人，眼睛红着，好像要哭一样。
奶奶说，这条命是我救回来的，不能出事，她拄着拐杖去邻居家挨个问妹妹的动向。
妹妹出走第九天，大家都开始觉得有些疲惫。
那天冬阳找了一天后骑车回家，看见妈妈握着锄头站在水田中央微笑。
妈妈眼睛不好，不能独自出门。
妈妈问冬阳找人的进展，“说话的力气像是从她单薄的身子里挤出来的。
”说完，冬阳看见妈妈继续翻田插秧，土翻得很浅。
在看到这个画面前，冬阳曾在心里责备妈妈把妹妹嫁掉。
现在她感觉，在自己没有能力肩负起妹妹的人生之前，她也没有权力阻挡母亲让妹妹结婚。
冬阳的父母都是文盲，父亲近年来流动在建筑工地、家具厂和农田，母亲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眼睛二级视力残疾，身体虚弱。
两人加一起几乎没有收入。
三妹中专毕业后在广州做服务员，四弟刚上大学，五妹读着高中。
长期养育智力残疾的二妹，会给父母增加负担。
作为只大春月2岁的姐姐，还在读大学的冬阳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能为妹妹创建新的可能。
找人到后半程，所有人都放弃了。
父亲说要回县城上班。
奶奶急红了眼，说春月会不会被拐卖到村里给老头当老婆了？
会不会被挖了心肝？
她想去算命问仙。
半个月后，只有冬阳还在坚持。
她拿着妹妹的照片在每家商店、菜市场、小区打听，骑电动车穿梭在村镇之间，将寻人启事贴遍每一根电线杆，最终在网上收到线索。
妹妹独自从村里走到了县城。
冬阳赶到的时候，看见她还穿着走时的衣服，却没有很脏。
问话里，春月模糊地告诉她，自己在“医院走廊”“银行取钱的地方”“别人家的楼上”都过了夜，但具体位置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妈妈发现春月没来例假，有了身孕。
冬阳知道妹妹再次被侵犯了。
母亲给了冬阳几百块钱，让她带着妹妹去镇上的医院打胎。
妹妹进手术室时，两边的家人没有一人在场。
姐姐冬阳独自站在走廊上，看见妹妹露出惊恐的表情。
做完手术后，妹妹迟迟不醒。
惊惧的感觉传递向姐姐。
半小时后，冬阳摇了几下妹妹的头，春月才睁开眼来。
她们看着彼此，相对无言。
后来很多年里，冬阳都想让自己忘记这个场景。
这种感觉像目睹战争在自己眼前发生，血腥、残忍。
“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了，就在你很亲近的人身上，我是那个见证者。
”看见妹妹的生命反复受到凌虐，冬阳觉得自己也在精神上被强奸了。
此时冬阳读大四。
在老家带妹妹做完手术，回到学校后，她感觉自己仍整夜陷在恐慌与惊惧中。
她的脸上冒出许多痘痘。
一天晚上，床架紧邻的那位室友说冬阳在睡梦中大喊大叫，抓她的头发。
室友被吓了一大跳，问她最近是不是太压抑了。
妹妹做完流产手术那段时间，冬阳刚好来例假。
生命中第一次，她看见自己流出了黑色的经血。
那次噩梦般的手术后，妹妹的公公给冬阳打来
电话，责问她，为什么急着打胎？
冬阳几乎用怒吼的语气说，要不是你，我妹妹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回到学校已是六月，冬阳同学们的毕业论文实验都结束了。
她一个人来到实验室，在培养基上做种子培养，观察和记录它的发芽。
白天，实验室的大窗户外树木葱郁，叶影摇动，夏日的阳光照射在桌面的玻璃器皿上。
坐在窗前，冬阳感觉到一种和在老家状态完全不同的、久违的宁静。
她决定要做点什么，再也不要让妹妹重复这样的生活
。
逃离
毕业后，在冬阳的坚持下，被退婚回家的妹妹没有再嫁，只是跟着妈妈干些农活。
冬阳也陆续在江西、 北京、深圳、广州做了几份工作
，早已从家里独立出来自主生活。
这五年，冬阳几乎要认为妹妹已经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留在老家父母身边，不再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被介绍给各式男人结婚、生育，不再要用出走去表达拒绝，又在出走中被性侵。
直到2023年3月，家人打电话告诉冬阳，妹妹再次订婚了。结婚的理由很简单，
“自古以来女的都没有留在娘家养老的传统，会坏了风水，影响弟弟结婚”，并且“嫁了人生了孩子，才有人给她养老”。
父亲的说法更为粗暴，“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是要结婚，难道笨一点，就不用嫁？
”尚未办好离婚手续的春月，在家人安排下有了第二次婚约，婚期定在9月16日。
收到订婚电话的那天，冬阳在午休时间到公司附近的小饭馆，挨个给亲戚们打视频电话。从中午到晚上十点，她从父母打到姨娘、舅妈、姑姑，甚至春月的媒婆。
她想哪怕说动一个人去劝阻这场婚事。
没有一个人站在她这边。
和父亲通话时，她提起这些年妹妹和自己的遭遇，开始止不住地哭喊，哭得耳朵生疼、嗓子发哑，甚至被饭馆老板出声喝止。她想也许是因为自己哭得太惨，
最后父亲才有了看似顺应的表态。电话末尾，他对冬阳说，那就让妹妹留在家里，好吧？她
感觉那语气有些阴阳。
8月上旬，妈妈打来电话，说父亲收了6万多元定金，谈好了17万元彩礼，再次定下婚期，并且强调要低调办事：
不办婚礼不摆酒席，一周后男方直接到家里领人。
冬阳感觉自己的
忍心
已经被耗光。
这次她没有哭闹，只是想好，如果再谈不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妹妹带走。
哪怕姐妹二人过得拮据，生活困难，哪怕自己可能要失去工作，要一辈子带着妹妹生活，都没关系。
逃离是唯一的办法。
此前，冬阳已经有好几次产生要带妹妹离开老家的想法。
2015年，妹妹第一次结婚生下那个因性侵怀孕的孩子后，冬阳试图带她接触村庄之外的世界。
每逢学校寒暑假，她都带妹妹离开家，去自己的大学玩。
她也在网上查询本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发现对方只招收18岁以下的学生。
冬阳曾跑到省会城市南昌打探，问学校是否招收妹妹这种情况的人，对方表示拒绝。
那段时间，冬阳只找到一个传统文化的灵修班，说妹妹可以参加。
老师说，外面的世界太浮躁，工作生活情感遇到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修行。
冬阳带妹妹呆了一两天，发现妹妹很抵触就离开了。
那时，还是大学生的冬阳觉得自己能力有限。
大学毕业后，冬阳找了一份北京公益机构的工作，给特殊儿童做就业辅导员。
她想深入了解心智障碍孩子的世界，他们都在做什么？
他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样的可能？
在机构中，她看见很多和妹妹情况相似的孩子。
有些女学员会在公众场合脱衣服，老师解释说这可能在表达对机构的抗拒。
冬阳在这里学习国际残障法，学习如何与心智障碍群体交流，辅导孩子们学习就业技能。
她也和同事们去企业里宣讲，科普残保金和残障人群工作的优势，推荐自己的学员去就业。
大学毕业后的这五年，冬阳靠自己的工资帮衬着一双父母和四个姐妹弟弟，弟弟6000元每年的学费，每个月600
到
800元的生活费，都是冬阳支付。
这些年的她，已经不再是大学时期那个只能拍照片的学生。
她成了家人中最了解妹妹处境的人，也逐渐探索出关于妹妹人生的新道路。
她不再只有同情，还有了知识、能力、经济储蓄与社会经验。
她决定不再做妹妹处境的觉察者和记录者，而是要行动，将妹妹从旧世界的泥淖中拔出。
9月9日，冬阳请了一周的假，坐火车回到老家。
到家第二天晚上九点，她就和父亲大吵一架。
“反正我的女儿大了就要嫁出去，谁都阻挠不了。
”父亲瞪着她。
冬阳说他的行为就是在“卖女儿”。
父亲愤怒到了极致，拿着玻璃杯冲到冬阳面前，好像眼珠子都要蹦出来。
母亲一把推开他，拦在中间。
又一次，父亲将矛头指向冬阳，“老大比老二还笨
。
读那么多书，没一点用！
”冬阳抄起一个装瓜子的塑料果盘往门外摔去，碎片散落一地。
冬阳来到所谓
妹妹
未婚夫的家里。
这是一个35岁的男人，在工地做日结工，有一个患有癫痫的前妻。
聊天间，男人提起前妻有一个他接受不了的问题，“同房的时候（癫痫）更严重，会突然口吐白沫，翻着白眼。
”冬阳赶紧说，妹妹也有这个问题。
对方这才态度松动。
在场的记者
们
用录音记录下这一周的争吵，罗冬阳几次声嘶力竭。
父亲的声量比她更大。
男人来索要6万多定金的当天，父亲冲着冬阳大吼，让她写一张保证书：
如果弟弟妹妹在28岁之前没结婚，冬阳要赔他60万
到
100万元，让她“死也要死在外面”。
冬阳向记者表态，“我要跟他抗争到底。
”她觉得如果不带妹妹走，等自己离开，父亲仍可能偷偷安排他们成婚。
2023年
9月15日晚，冬阳问妹妹愿不愿意跟自己离开。
春月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第二天一早，春月跑来冬阳的房间，说东西收拾好了。
向村委会递交完妹妹的低保材料后，下午，趁父亲还没下班回家，她们在五点多出发，穿过院子、菜园，跑上斜坡，坐上提前叫好的车。
在高铁上的三个小时车程里，冬阳看见春月紧盯着车厢的显示屏，不停问她还有多久到站。
确认已经远离家乡后，冬阳看见妹妹低着头，偷笑了无数次。
到广州开启新生活的日期是9月16日，原定春月要第二次出嫁的日子。
图 | 逃离老家后，姐姐带春月去海洋馆看海豚
到家的第三个晚上，母亲就打来一个电话，让冬阳国庆期间把妹妹带回去。
春月在旁边听着。
冬阳看见妹妹缩成一团，躲在角落呢喃着说，不要回去。
隔天冬阳带她出门，提起“回家”二字，妹妹再次变得警觉，回哪个家？
我不要回老家。
冬阳说，回我们住的地方。
春月神色这才缓和下来。
她说，你的房子好漂亮，没有蜘蛛网。
那段时间，冬阳发现妹妹反复通过话语将自己和过去的世界分割。
“我跟老爸没关系了，你呢？
”“这个房子才是我家。
”“我没有老家，老爸才有老家。
”
自由的重负
刚来到培训基地的那几天早上，冬阳都是被急着要出门的妹妹叫醒的，“太阳出来了，你怎么还不带我去？
”
在这里，冬阳听到了有史以来对妹妹最多的肯定。
创办人欧阳秋月跟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像春月这么乖的孩子。
冬阳听说妹妹到基地后一直在自己找活干，扫地、拖地、擦拭桌椅、收拾碗筷，给露台的花草浇水，给猫添粮。
来基地的第二天，春月甚至在没有人安排的情况下自己将露台大扫除了一遍，洗了一台电风扇，用秋月给的铁丝刷洗每个缝隙。
冬阳觉得妹妹甚至变得比自己话还多，还有活力。
老师也说，她其实并不像父母想的那么笨，“比任何人都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