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代孕背后隐藏的复杂敏感的伦理问题浮出水面，争议不休。
2011年，原中国计生委副主任吴景春在一次论坛上声称，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5000万，并仍逐渐增加。
这一部分人成了寻求代孕的主要群体。
除生理原因无法生育外，越来越多人出于非生理障碍原因不愿生子，理由为怀孕过程会耽误工作、怀孕会让身材走样等。近年来，这一部分人的比例也逐渐增加。
国内法律禁止，但需求越来越多，一条灰色的产业链在多年的建设下早已十分完备。
许多女性都在公共厕所、商业走廊，以及任何有可能写字的地方看过“轻松月入过万”的有偿代孕广告。
近日，媒体记者暗访曝光山东青岛一处代孕实验室，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报道中提到，在山东有两家正规注册的公司，表面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背地里却是将地下代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代孕一个孩子75万元，如果想筛选性别就要再多加20万元，包成。”
老板丛某超勾结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医疗机构的医生、麻醉师和护士等，进行地下代孕实验室取卵、胚胎移植、售卖出生证明等非法活动。
代孕和医院里开展的试管婴儿技术相比，不仅突破了法律界限，还触碰了道德的红线。
目前，国内与代孕有关且仍旧拥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法规，是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自由不加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选择参与代孕的女性自有其原因不应苛责，但其所在的社会必须首先要为女性营造一个平等和保护的氛围，这个氛围要能够让一些女性群体在遭遇困难或其他原因时，能够拥有社会救济渠道，而不会想要通过代孕等方式谋生。
而另一方面，由于很多群体选择代孕是为了拥有一个能够符合自身喜好的孩童，因此“买方”的选择需求，除了会让代孕女性承担婴儿性别所导致的强制流产风险，还将导致不符合“买方”要求的婴儿得不到其应有的平等权益。试想，无论是在合法代孕的部分国家，还是选择国内代孕黑产业链，“买方”显然不会要一个不健康的婴儿，那这些婴儿“何去何从”，不敢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