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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磊:一部电影,如何演绎焦虑与原谅

南都周刊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5-26 22:32

正文


直到遇到《麻烦家族》,影片中所有人都在“晕着活,晕着晕着就没有是非对错了,一切都过得去”。

 文|刘尧 摄影|刘浚


《麻烦家族》的掌机很突然,当原剧本《家族之苦》摆在黄磊面前的时候,一种时机成熟、可以拍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从决定导片到开机,仅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黄磊说,这个故事能让他去表达,除了表达出故事本身,也表达他对电影的态度。


就像“闪婚”一样

对于担任过电视剧导演、舞台剧导演、话剧导演的黄磊而言,当电影导演的路却走了21年。这部姗姗来迟的“老处女作”,黄磊喜欢用“闪婚”来形容,他说如果没有一时头脑发热,可能现在还没准备好。

从下决定拍《麻烦家族》到电影杀青,总共用了不到5个月,这个高效率的过程和前面等待的21年相比,多少让人感到人生的戏剧性。

这部电影改编翻拍自日本国宝级导演山田洋次的电影《家族之苦》,讲述了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多口之家中,刚刚退休的父亲母亲在结婚50周年之际,却为闹离婚而引起了轩然大波,每个子女在风波中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显示出了不同的嘴脸,从而导致了一场“麻烦之战”。

去年8月,黄磊在杭州筹备10月开幕的乌镇戏剧节期间,在上海的好友顾晓东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儿,听说他在乌镇,就立即表示要去找他。

顾晓东到乌镇的时候,带来了一个剧本和一盘山田洋次《家中之苦》的DVD。黄磊一头雾水,不明白顾晓东是什么意思,戏谑地调侃了一下:“哟,难道山田要找我演电影啊?”顾晓东认真地看着他,“山田老师想把电影翻拍中国版。”

《家族之苦》剧照


顾晓东在日本影视行业工作过多年,曾是岩井俊二《燕尾蝶》的创作团队成员。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导演计划”的发起人。

去年5月份,上海电影节开幕,顾晓东邀请80多岁的山田洋次来华授课,并放映了山田导演的《家族之苦》,电影一共放映了两场,观众反应非常强烈,89年历史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掌声雷动。山田洋次高兴之余心中一动,问顾晓东:“要不你来拍一个中国的版本?”

黄磊事后猜想,老先生将故事“送”给他们翻拍中国版本,或许是源于某种好奇心和自信,“他这一辈子关注的东西,也会是人类情感中共通的东西”。

虽然顾晓东觉得黄磊非常适合接手翻拍,但黄磊并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坦白说,我早就放弃做导演了,我不想导。当年我导完电视剧后,就改做电视剧的制作人。”黄磊说,“做演员,做制作人,做监制,改改剧本,投点钱就完了,我对导这个事儿就没兴趣,觉得累。” 

当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在乌镇酒店的房间里,黄磊随意地放了一下片子,妻子孙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收拾,在电视面前晃来晃去。直到重要的场景之一妈妈接电话的出现,这样惬意的观影就戛然而止——黄磊突然感受到了“山田先生武功的高强”,“看似就是一屋子里,一家人之间的故事,但却不仅讲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的力量很大”。

电影的内里震撼了他,久久不能平复。于是他对孙莉说,想导个电影,孙莉听了惊愕的啊了一声,然后反问了他一句,“你哪儿有功夫啊?”

黄磊当时的确没有时间,乌镇戏剧节马上就要开幕,他不但是发起人之一,还参与了话剧演出,此外综艺节目、商业活动等还有一系列的排班。但这次他是真的被触动了,一股热血涌上脑——想拍片!

他给顾晓东打电话,约定2017年拍电影,同样被剧本点燃的顾晓东有些迫不及待,他不依不饶地追问黄磊的时间安排,问他能不能挤出时间,趁热打铁。

黄磊又仔细研究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表,掐去自己可怜巴巴的休息时间,终于又挤出了一些时间,顾晓东立马响应:“那我们拍呗!”

就像闪婚一样,脑子一热,黄磊就拍了板:“拍!”

《麻烦家族》剧照


必须是这样的处女作

从24岁开始,黄磊就想拍电影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碰过不少故事,写过不少东西,给人抓过一些题材、小说,但一直没有下文,他总以没准备好回应这个话题。

虽然一直以没准备好为理由“拒绝”电影,但实际上黄磊也没有刻意深想过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究竟要准备什么、要准备到什么程度。“但是后来想想,没啥可准备的,时间到了,自然就准备好了。”

他喜欢现实题材的影视剧,这些年做的电视剧主题也都是关注当下题材的作品。他尤其关心当下人的焦虑,特别是在2009年拍完《婚姻保卫战》之后,因为大女儿“多多”的渐渐长大,对当下人生活中的焦虑,他的感受日益增强。

黄磊始终钟意当下题材的生活片,也更偏爱以更细腻、更冷静和更谦卑的方式来面对的电影,那些大阵仗、气吞山河式的或者武打片他从未考虑过。文艺、收敛的《家族之苦》正中下怀,这部作品有着一个类似“家庭喜剧”的外壳,但在黄磊眼里,他不认为山田洋次拍的就是个喜剧。他对影片里人与人彼此的不可沟通、疏离、冷漠、不理解都有很强的认识。

“这是以小见大,以一个小家庭为口子去对整个民族的人与人之间相处方式的思考,山田洋次的片子对应的是日本人,而我的片子则对应的是中国人。就是对这样的现实题材的偏好,我选择了这部片子。”

温馨的家庭喜剧在中国的大银幕上是缺席的,黄磊最终就选择这样一部电影作为自己的处女作。

“从决定导到拍整个过程都比较快,约演员也很顺利,都是熟人,加之他们的档期也几乎没有冲突,去年11月15日开机,12月19日就杀青了,中间我还跑去演了一个话剧。” 

黄磊在《麻烦家族》片场


影片是在剧本完全改好以后才开拍的,黄磊操刀,和编剧修改大纲,两改完成定型。山田洋次也参与了该剧本的本土化改造。

一切都在高效率下运行:黄磊和编剧把第一稿修改好,翻译后就立即邮回日本给山田洋次审阅,双方再进行沟通,然后修改调整;第二稿修改好后,编剧飞去日本和山田洋次面谈后,大纲敲定。接着黄磊就和整个编剧小组把戏一场一场地“顺”——那时也是在乌镇。

黄磊在演员选择上“举贤不避亲”,基本展现了他的朋友圈优势。“所有的角色都是熟人!包括父亲、母亲。”

饰演父亲的台湾演员李立群是个老戏骨,和黄磊就是老朋友,当时在国外拍戏,黄磊就给他发微信,一个大纲过去,“父亲”就选好了。

仔细留意可以发现黄磊挑选的演员,籍贯都来自于不同地方。黄磊希望借此弱化影片的地域性,最终通过故事架构和设计表达出中国家庭共性的东西。

“这其实也是个把剧本表演本地化的过程,不能按日本剧本原封不动的照拍,一点不带变化的,即使完成了,观众也接受不了。”他说,选最适合的演员,释放演员本色,尊重原著框架,做最朴实的创作。

资深影迷都知道,2016年拍的《家族之苦》来自山田洋次自己2013年的《东京家族》,而《东京家族》则翻拍于小津安二郎1953年拍的《东京物语》。前辈大师们的电影看似都是家庭题材、黏着紧密,但黄磊深知,小津安二郎和山田洋次对家庭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小津很冷酷、很冷峻,传递了一种残酷感,山田则是喜剧的,嘲弄感很强。”

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调子摆在黄磊面前时,他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的家庭,从本土化视觉出发:“家这个东西太有意思,它既是窗口又是入口,所以在日本的家我看到,日本是有各种客气带来的冷漠、疏远甚至还有绝望。在中国的家,看到的则是各种不客气,中国式的各种不客气带来的疏离。


隐藏的细腻

黄磊说电影是翻拍,没有什么特别,可电影最终还是会回答很多。选这样的题材是意料之中,突然开启电影事业是意料之外,作为一个新导演,黄磊把自己当作观众冷静地看了很多遍电影,他自认为电影还算成熟;“虽然片子看起来很小,但是它涵盖了许多我想传达给观众的东西,意义层面上电影很大。”

黄磊觉得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理状态有几样是无法躲避的,首当其冲的是焦虑感,电影中焦虑无所不在,海清是焦虑的、王迅也是焦虑的,只有“老三和他的小女朋友稍微淡薄些”。其次是人与人之间奇妙的冷漠,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因为各种因素被凑到一块。

而在子女们讨论如何阻止爸妈离婚的那场“嗑瓜子流鼻血”桥段,黄磊刻意把二姐和三弟“调到屋外”,屋里仅剩下大哥、大嫂、妹夫、弟妹这四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避免尴尬,大家只能没话找话。

“其实我拍的不是这个家庭里面鸡毛蒜皮的事儿,我最想讲的是在每个时代都要透过家庭和人去讲当代人的心理状态。”黄磊在这场戏中看到了人际中的疏离,很多东西被强行约束在一起,但这种强行约束恰好被体现为支撑,体现为家的结构,最后变成了温暖。

透过这样的故事,黄磊想讲的东西不是局限在一个家庭之中的,囊括了他对焦虑、对人际疏远、冷漠以及对婚姻、家庭的感受。影片中这家人一开始就是谁对谁都不客气,但没有人爆发,直到老太太发出不满:“我伺候你一辈子,你都不和我说声谢谢。”


《麻烦家族》剧照


“或许一声谢谢、早安、你好在一个家庭里真的很需要。”他说,电影反映的是生活的常态——人际关系,生活琐碎——但通过这些常态做出思考,这就不单单是一个小片段。他想用简单的东西带给受众一个丰富的感受。

黄磊观察中国社会大多数家庭的生活状态的感受是,“其实每一个人这辈子活来活去都不是特明白、特成熟、特仔细,大家就‘晕着活’”,但是“晕着活”不代表大家彼此就没有亲情、没有温暖,“多数人都没办法活明白,也就凑合这么活,所以他的生活构成就是各种各样的错觉、错位,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有继续往前走。”

比如剧中的大哥大学毕业进入公司,奋斗很久终进入中高层,但需要溜须拍马,陪领导打高尔夫球,陪领导客户喝酒醉醺醺回家,闲暇也会尽量陪孩子玩耍,给自己的老婆撒娇等等。

抽离开来,黄磊把每一个角色变成生活的典型,让观众在看完影片以后,觉得生活中自己见过这个人。97分钟的影片,他尽力地把十几个人都勾勒清楚,展示给观众。

在电影最后,父亲心梗被送到医院抢救,三个月出院后,老头仍然没有戒烟,仍坐在同一个地方吞云吐雾,他在烟雾环绕中若有所思:“我不知道怎么给你妈说,但她应该能理解我。” 另一边,妈妈还是坐在同样一个习作班,夕阳投射在她身上,她出了神。回家的路上,每一个街坊都给她问好,回到家一起如同往日,小孩子们仍在欢快的玩耍,她走进自己的房间,老头也在,沉默一会儿,老头对老太太说“我签好了。”

老太太愕然了,但这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我们不得而知。

在故事的最后,有一个观众不会太容易捕捉到的温暖点——生活还在继续。法国新浪潮电影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对黄磊影响深远,他看过许多特吕弗的电影,《四百击》是给他印象最深的一部,影片结尾时,少年一个人在海边跑,最后跑着跑着就定格在画面中,以及定格在了黄磊脑海里。于是,黄磊摒弃了原版剧中狗在屋子里的结尾,让狗跑出了家门,在漫天雪地里跑,跑着跑着画面就定格了。狗是他私藏的情感展示,是他对电影的致敬。

黄磊不喜欢全部把力气用完,他喜欢收敛一些,把想象留给观众。影片中所有人都在“晕着活,晕着晕着就没有是非对错了,一切都过得去”。不过生活中本没有是非对错,生活太复杂了,谅解和是否继续不谅解都有可能。

他用木心先生在《哥伦比亚倒影》的一句话总结了他眼中的生活:我走在街上,突然觉得不知道该原谅谁,但常觉事事皆可原谅。



编辑 | 许智博 林意欣

来源 | 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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