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好的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演讲  |  傅国涌

中国知识人在剑桥经历“心灵革命”

徐志摩是1897年生人，金耀基是1935年生人，他们分别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和70年代来到剑桥，时间上相距半个多世纪。

心灵革命， 这个说法我是在徐志摩的诗里找到的。大家最熟悉的是他那首《再别康桥》，但对于徐志摩的剑桥生活体验来说，这首诗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他写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时已经是1928年，也就是离开剑桥六年以后才写的，而他的另一首《康桥再会吧》是他1922年离开剑桥不久写的：

他的“我心我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得到陶冶的，就诗而言，诚然不如后来那首《再别康桥》，却更真实、更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剑桥的生命体验。难怪他会说：

这一句也曾深深打动和吸引了比他晚半个世纪来到剑桥的金耀基。

金耀基（1935－），社会学家，曾任新亚书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又曾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海德堡大学等校访问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

徐志摩1918年到美国留学，在克拉克大学读的是金融专业，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9月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他为了到英国来追随罗素，就想到剑桥来。但罗素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和平，被三一学院解职。所以徐志摩来到三一学院的时候，罗素已不在。他也没有机会直接进入剑桥，先是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那里“混”了半年。他用了 “混”这个词，可能就是在图书馆看看书，偶尔旁听课，是没有正式名分的那种学习状态。

但在这个过程，他认识了一个英国作家，推荐他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先是做特别生，后来转成正式的研究生。按理他应该是来读博士学位的，但他没有读学位，最后什么都没拿，突然宣布要回国了。刚才说的那首诗《康桥再会吧》就是他在回国前夕写下的，正是在这首诗中，他提出了“心灵革命”这个说法。

剑桥大学校园。

我由此想到，好的教育，或者说一所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就是要激发一个人的心灵革命。 心灵革命是针对个体的。而我们历史上发生的革命几乎都是针对集体的，针对民族的。个体的革命，心灵的革命，往往只有通过教育，通过在某一所大学里的陶冶，才有可能完成。而中国真正缺的革命，是心灵革命，不是外在的那种革命。对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这一革命仍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老实说，徐志摩在剑桥可能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的知识。这就是教育奇妙的地方，它不一定要教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人物，专业上的顶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教育出来的，还有天才的因素在里面，但学校的熏陶对他们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让他们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精神健全的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在这所学校里面自我完成，这要比他们在某一个专业上有大的创造更加重要。

我们看到徐志摩一生只活了三十五岁，但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对他充满特别的兴趣？就是因为这个个体身上，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的丰富性，他的生命的广度，他对世界的那种独特的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在剑桥完成的这个过程，他在来剑桥之前，虽然已经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心灵尚未被开启，还是关闭着的心灵，他只是学了一些专业的知识。他也曾经是梁启超的弟子，受过梁的教导，但他说真正触发了他心灵革命的是剑桥，因为剑桥的环境给他的浸染、触发。

现在，剑桥大学校园内安放着一块刻有徐志摩《再别康桥》诗句的诗碑。

空白与心教：

剑桥教育的“无笔之笔”

剑桥的环境到底是什么？徐志摩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所知道的康桥》，这是一篇散文，比较长，其中有一段我它把抄在笔记本上：

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闲”字：闲谈和看闲书。闲谈是剑桥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剑桥大学，读书还不是最重要的，闲谈是最重要的。

好多年后，当徐志摩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1925年出生的陈之藩来到剑桥， 他是学机电工程出身的，但他到剑桥拿的是哲学博士，同时他又是一个出色的散文家。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心灵饱满，充满张力。

陈之藩（1925－2012），字范生，河北省霸县人，英国剑桥大学电机哲学博士。著有《系统导论》、《人工智能语言》，及电机工程论文百余篇。同时亦深具人文素养，散文作品入选两岸三地的中学国文课本。

他本来要到剑桥做访问学者，因为办手续的原因，错过了访问的机会，后来他就干脆申请读研究生。在这里一共呆了两年，这两年做了什么呢？他自称谈了两年的闲天。这些人太聪明了，两年闲天谈下来，博士学位也拿到了。

两年中，他说在这里听了无数的闲聊。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爱德学院每个星期三都有一个聊天的会，这个聊天会而且每年有个年度主题，有一年的主题是“比喻”，有一年的主题叫“进步”，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词。在有关“进步”主题的这一年，他参与了一整年的闲聊，真是开了眼界，生物学家来谈什么是进步，天文学家来谈什么是进步，物理学家、艺术学家、文学批评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谈什么是进步。

比他晚一些，社会学家金耀基在这里做过十个月的访问学者，谈到一个观点：谈天的意思不在于求专精，而在于求旁通。重要的是使你对本行之外的那一些东西有所见闻，养成不同学问相互欣赏和同情的一种心态。

剑桥大学校园风景。图片来源： 剑桥大学Instagram。

这不正是大学之大吗？你可以完全不懂物理学，但是你可以听物理学家讲他的专业；你可以完全不懂哲学，来听哲学家的分享。在这个环境当中，每一个人的视野都会变得越来越开阔，听懂了多少倒是并不那么重要了。

剑桥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每个人都怀着好奇心，追求不朽，追求时间中的永恒。在这里，人们追求跟自然对话，跟永恒对话；在这里，功利心极大地消解了。

金耀基对剑桥的教育作了极好的概括。他在《剑桥语丝》中提出一个词“心教”，这个词在其他教育著作里好像没有出现过。课堂教育是什么？课堂是要言教的，说出来才能听见；导师制度，就是强调身教。（剑桥教育有两大特点：学院制和导师制）言教和身教在很多学校都可以体会到，但剑桥跟世界上很多大学有区别的地方，是第三个教：心教。心，心灵的心。剑桥给予徐志摩的正是心教，所以，他说剑桥触发了他的心灵革命。或者说，心灵革命正是从心教来的，心教才是剑桥教育的精华。

剑桥大学校园风景。图片来源： 剑桥大学Instagram。

金耀基的这个说法太美了，心教是每个人在孤独中与自然景物的对话，是每个人对永恒的刹那间的捕捉。剑桥的伟大之子，不论是大诗人或大科学家，对宇宙人生都有那种晤对和捕捉。换言之，他们都是能跟天地万物对话的，能进入宇宙中对话的。

剑桥的教育家似乎特别重视一景一物的营造，在他们看来，教室和实验室固是教育的场所，但一块石头、一朵花，也都跟悟道有关。在根本上，剑桥人相信真正的成长必须来自自我的心灵超越，剑桥的教育不像是油画，画得满满的，剑桥的教育更像是一幅中国画，不填满，可能只画了一个角落，留下更多空白，有“有笔之笔”，也有“无笔之笔”。真正重要的很可能是在那片空白当中，空白可以用来写诗，空白也可以用来画画，空白也可以任凭你在天地之间自由地驰骋你的想象。

剑桥大学校园风景。图片来源： 剑桥大学Instagram。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出科学家，也可以出诗人，伟大的诗人、科学家都可以从这个殿堂里走出来，他的心灵激发出来是什么力量，或者说他的生命能量那一面被激发了，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徐志摩来到这里时是学经济的学生，本科念的是金融，研究生念的是经济学的硕士，到这里本来也是要攻读政治经济学，但政治经济学没有给他心灵的激荡，他回国以后，无论在北大、光华、暨南，教的都是英文，实际上他放弃了早年的经济学专业， 意外地成了一位诗人，成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精神代言人，这是心灵革命对他的熏陶，或者说他是剑桥陶冶出的一代中国诗人。这是意外的，完全是偶然的，因为他跟剑桥的环境合一了，剑河的水也好，夕阳下的金柳也好，他念兹在兹的那小桥也好，国王学院的草坪也好，在时间中与他渐渐难分难舍，成为他永远的“精神依恋之乡”。

心教是剑桥教育不可或缺的重心。金耀基说得好，这片留白甚至可以是一片无意义的空白。一个人在剑桥读书三年，课程不会把你填得满满的，一年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只有九个星期，空余的时间很多，有足够的时间去自由地想象，自由地涵养，自由地寻找。

剑桥大学校园风景。图片来源： 剑桥大学Instagram。

剑桥的力量，

来自几个世纪里的点滴积累

在我看来，剑桥也许是我们还能见到的所有大学里，在历史悠久的大学里，最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大学。它是一所中世纪的大学，中世纪奉献给人类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就是大学。中国还没有一所超过一百二十年以上历史的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1898年以后才出现的，在中国的传统里大学还是个新生的东西。

欧洲已有上千年的大学，剑桥虽然不是最古老的，也有八百多年了。金耀基发现，它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世界精神的大学，一个能在剑桥教书的老师，也可以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大学获得教书的资格，将它们凝结在一起的是基督教，共同的语言是拉丁语，这是当年的通行语言。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片来源： 剑桥大学Instagram。

在漫长的时间中剑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从上帝的世界进入人文的世界，希腊的人文主义在剑桥落地生根，渐渐变成了欧洲最具人文精神的大学，这是18世纪以后的事情。一直到18世纪，剑桥人还认为大学的功能就是保持古老的文化，所以，他们用拉丁文教学，因为只有读拉丁文典籍才叫文化。选院士也是只看重经典，看不起科学。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那要等到19世纪初。

剑桥的力量正是在几个世纪里点点滴滴积累出来的。剑桥是时间沉淀的结果，放眼看去都是养眼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经过时间筛选、时间淘汰的。 时间能把不好的东西淘汰掉，只有时间最公正，只有时间没有私心。人总是有私心的，人只是短暂的存在。

当然，剑桥有很多特别规矩。比如，晚上回来很晚是可以的，跳墙进来，但不回来是不可以的。既有自由，又有拘束。草地，院士可以直穿，学生不可以。意味着院士可以走捷径，学生不可以走捷径。这是个多么有意思的规定，包含了对教育的理解——学生还不到走捷径的时候。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剑桥的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三一学院庄严宏伟，克莱亚学院秀致高贵，国王学院有王家之气，丘吉尔学院则有平民的味道，每个学院各有各的风格。

这是金耀基的体会，他在1975年到克莱亚学院访问了十个月，写了一本《剑桥语丝》，我读的是黄色的精装本。他说，剑桥是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剑桥有很多教堂，到底有多少个，他住了十个月还没数清楚。这里最多的建筑之一就是教堂。他说，三一学院既出科学家，也出诗人，是因为学院制度给院长以极大的权利。

丁尼生是个伟大的诗人，他当年进校，院长汤姆生一眼就看出这个人会成为诗人，他说：这个人可以看到夜莺眼中的月光。这个人一首十四行诗，就足以抵得上印度古都康可达全城的财富。这是一个院长对一个刚进来的学生的评价。这个人果然成为英国伟大的诗人。在基督学院里，达尔文当年就在收集昆虫，他从收集昆虫开始，成为进化论的开创者。

《剑桥语丝》
作者: 金耀基
版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1月

当年，凯恩斯就是从国王学院走出来的，他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凯恩斯革命”。据说他从小热爱数学，他的第一本书就是研究数学的。他两位经济学老师认为他是个研究经济学的人才，他本人却无此心。他在剑桥毕业后做了两年公务员，老师觉得太可惜了，自掏腰包给他奖助金，拉他回来专攻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参加协约国跟德国签约的巴黎和会，中途辞职 回到英国，写了一本书，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对德国的赔款不切实际，条件太苛刻了，德国民族根本承受不了，必然把德国逼成疯子。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四、五岁。1969年12月29日，陈之藩在文章中提到这个故事时，发出这样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