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沈国麟：旧学新知——全球化下的传播比较研究

2018年12月，我受邀参加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418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并就自己的博士论文与大家分享。为了准备我的演讲，我又重读了一遍我的博士论文。当读到当年博士论文的后记时，不禁感慨万千。

12年前的我在后记中写道： 读书之余，我时常勉励自己要做大学问。 何谓大学问？

第一，如太史公所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天命和人事是紧密相连的，宇宙和人生是一体的。大学问应该能够知天命、晓人事，能够探索宇宙和人生的最高法则。

第二，大学问应以道德为基础。 正如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的演讲中所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方面的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第一流的学问是以崇高的道德为基准的，应知行合一。缺少对人类命运和人道的关怀，学问只不过是追名逐利的工具和书斋里把玩的消遣品。

——看到当年稚嫩的我写下的这段话，回顾我这十二年在大学里教书做学问的岁月，是否还保有当年的初心呢？

2001年，我认识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孙哲教授。孙老师刚从美国回来，他开启主持了美国国会研究的大项目，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我当年还只是一个硕士研究生，对于做学术一无所知，懵懵懂懂之间就加入了国会研究课题组。刚刚接触学术研究的我，对写论文和做学术充满了好奇，但也屡受挫折。孙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找材料，如何做引注，如何提炼观点。

2002年的夏天，我写了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次写书的我非常激动，感觉写书就像造房子一样，先搭好框架，然后再往里面添砖加瓦。而我对自己研究的对象——美国，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前只看到好莱坞大片的美国，开启学术研究之后，才慢慢看到美国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生活的林林总总。写完第一本书后，我就顺势而为，继续以美国为题，开始博士论文《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的研究和写作。这篇论文的写作源于对中国现实的关怀。长期浸淫于中国宣传环境的我，想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做宣传的。中国人往往认为美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希望了解在如此强大影响力的背后美国政府是如何打造美国国家形象的。

《镜头中的国会山——美国国会与大众传媒》（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历时两年的博士论文写作最终让我得出结论： 美国政府的宣传其实做得并不好。 美国强大的影响力在于其政府以外的机构——如商业媒体、跨国企业、大学、非政府组织等强大的沟通能力。 这些机构真正体现了美国的软实力。

博士毕业后，我得到了耶鲁福克斯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亲历本书所研究的对象——美国，使我在修改博士论文的时候有了一份感性认识。在美国感触最深的并非是曼哈顿的灯红酒绿、国会山的雄伟或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而是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精神面貌，以及美国民间社会的巨大能量。我当年非常留恋耶鲁大学无与伦比的学术氛围，访学结束之前还想寻找更多的学术资助，以便在美国多学习一段时间。可是我的导师戴维·梅修（David　Mayhew）教授叫我赶紧回国，他认为中国不久之后就会成为国际舞台上数一数二的大国，我应该马上回国，抓住机遇。

我听从了导师的建议，福克斯项目一结束我就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成为了一名“青椒”，并于2007年10月，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身处复旦大学这样一所国内顶尖的综合性大学，时时享受学术饕餮之宴的同时，也不免对于未来的学术道路产生了疑惑和焦虑。是继续研究美国还是另辟蹊径？如果我一辈子研究美国，学术成就也就停留在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情况而已，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还是要研究自己的国家。但是如果要研究中国，那研究中国的什么呢？

2008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3月份发生拉萨骚乱，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中国的国内舆论和海外华人奋起反击，指责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5月份的汶川大地震又使得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受灾地区。8月份，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的姿态亮相于国际大舞台。中国政府决心投入重金提升中国对外传播的能力，2008年成为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的里程碑。研究政治传播的我，自然而然把目光聚焦在了中国的对外传播。 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的自我认知有什么差距？ 为何有这样的差距？ 为什么人家这么看我们？ 我们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 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 效果如何？ 这些问题成为了我“忍不住的关怀”。

以前对美国的研究大都是建立在二手材料的整理和分析之上，而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则更多地从第一手材料入手。我从中国对外传播的媒体内容入手分析，采用了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的方法，对于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通过一些个案的研究，来探索中国对外传播所面临的现状和矛盾。在上海和北京实地的调研也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当前对外传播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和境遇，引发了我更深入的思考。

2009年，学校指派我担任邓正来老师的助理，帮助他筹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邓老师侠肝义胆，对我耳提面命甚多。作为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邓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好几次提到“限度”的问题。他认为再厉害的大师，都是有限度的，而一个有智慧的学者，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限度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了《大学》里说的“知止而后有定”。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最高的目标——止于至善，另一个就是限度。有所不为，才能笃定地实现最终的理想。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学问之道，曰止，曰定，曰静，曰安，曰虑，曰得。

《史记》中记载着孔子去见老子。老子对孔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一个人不管是显达还是穷困，最关键的是知道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在。四十不惑，对于我而言，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心里已是渐渐清晰明了。走在学术道路上，觉得笃定和踏实。学术于我不仅是养家糊口的饭碗，亦是安身立命之道。在这个基础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对于一个40岁的年轻学者来说，出版自选集未免太早。这次正巧借助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的因缘，才得以出版这本自选集，就当是学术道路上一次小小的总结和展望吧。回顾在复旦大学求学和工作20多年的时间，笔者得到过许多老师的关怀和指导，尤其是张国良老师、孙哲老师、秦绍德老师、李良荣老师、黄旦老师、邓正来老师和林尚立老师。这些老师或是我的指导老师，或让我做过他们的助手，都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给过我许多指导和提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古人云：“得只字片纸而卓然成家。”多年来，老师们对我青眼相看，我从老师们那里得到的岂止只字片纸，然而自知在学问上的努力远远不够，何谈“卓然成家”。这本自选集权当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和勉励。 书名“旧学新知”，取自于朱熹的一句诗：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做学问，就是在旧学和新知之间来回穿梭，并最终打通古今中外，成就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