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国宝，走出学术伤心史
——记《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
段真子
2020
年
11
月，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以下简称《旅博文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这批文献被学界誉为“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最后的宝藏’”，历经沧桑，终与世人相见。
12
月
20
日，新书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无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敦煌吐鲁番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创造了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的新标的。
一、此生半百是漂泊
出土于新疆的汉文文献，何以入藏旅顺博物馆？这要从上世纪初开始追溯。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敦煌文献发现并开始外流，开启了一段“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瑞典斯文赫定、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国奥登堡等一批批“探险家”接踵而至，疯狂攫取中国的文物。新兴的东方国家日本也不甘落后。
1902
—
1914
年，日本西本愿寺第
22
代法主大谷光瑞率队，先后对中国进行了三次“探险”，所获文物统称为“大谷收集品”。这是中国文物伤心史的一部分。
“大谷收集品”在远离故土、运抵日本后几经辗转。第一批文物，分存于西本愿寺和当时的帝国京都博物馆（今京都国立博物馆）。
1944
年，大部分纸本文书归还大谷家；其他文物卖给了木村贞造，
20
年后转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第二、三批文物，
1908
年后存放于神户六甲二乐庄；
1914
年，二乐庄卖给政商久原房之助，存放的文物再度分家，一部分于
1916
年
5
月运抵汉城，卖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最终落脚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和原德寿寺宫石造殿。另一部分，分两批运抵旅顺，先后进入大谷光瑞在新市街的住所。
1925
年
11
月，大谷光瑞因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将“大谷收集品”卖给当时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所（今旅顺博物馆）。
1945
年日本战败，这批变卖的文物以“战利品”的身份被苏联接管，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才最终留在旅顺博物馆。这其中，包括如今整理出版的“旅博文书”。
从新疆到日本再到旅顺，这批文献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回流本土，其结局令人欣喜，其过程充满了偶然。近代中国无力改变文书流散的命运，无法主导其回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旅博文书”指代旅顺博物馆所藏文书，从而与日本所存“大谷文书”加以区别，代表了回流本土后的独立身份。“旅博文书”的整理，标志着当代中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占领了新的高地，也是学人走出“伤心史”的坚固阵地。
二、养在深闺人未识
“旅博文书”为何时至今日才得以全面公布？
实际上，在《旅博文献》出版之前，“大谷收集品”中的文书整理、研究工作已经开展近百年，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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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上半叶，日本为主导，选择性公布文物图片、目录为主要形式。如，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橘瑞超刊印《二乐丛书》（
1912-1913
），介绍了少量净土、法华佛经残片。二乐庄转卖后，“大谷收集品”四散，香川默识整理的《西域考古图谱》（
1915
），上原芳太郎所编《新西域记》（
1937
），也刊布了少量文物图片；新入藏单位也分别对所收文物进行编目，如附于《新西域记》后的
《关东厅博物馆大谷家出品目录》、《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中央亚细亚发掘品目录》等。
然而，由于彼时中国深陷战事，无暇它顾，国内学人难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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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下半叶，尤其是
1980
年以后，可以视为第二阶段。遗留在日本的“大谷文书”，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其收藏单位龙谷大学，一时间成为研究重镇。
1983
年，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卷出版，轰动吐鲁番学界；截至
2009
年第四卷出版，共刊布近万件文书黑白照片及其录文。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学术成果，一度引领了日本甚至是中国的研究潮流。国内学界紧紧跟随的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争取超越。
相比之下，“旅博文书”并未获得同等关注，只有与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相关者才进入学界视野（如“四神文书”）。直到
王珍仁、刘广堂、孙慧珍《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的古文书》一文发表于《新疆文物》（
1992
年第
4
期），
首次对部分文书内容进行释读。是属第三阶段的开端。“旅博文书”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走出深闺。
2002
年，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旅顺博物馆与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研究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
2006
年，《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研究论文集》出版，前者展示了部分佛经残片的图版、名称，后者发布相关研究；
2007
年，《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出版，主要介绍了馆藏文书的来源、特色和价值。但“旅博文书”数量庞大，仅汉文文献即多达
26000
余件；内容广泛，除绝大部分为佛教典籍外，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写经题记、经录、道经、四部典籍、法典、公私文书、数术文献、医药文献等，涉及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诸多方面。因此，以上工作和成果只是冰山一角，对“旅博文书”进行全面整理和深度揭示，十分必要。
三、百年旧貌焕新颜
近年来，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全面整理“旅博文书”的条件已十分成熟。
2015
年，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三家单位合作，开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五年来，先后近
50
人参与工作，为
26000
余件“旅博文书”确定题名，撰写解题，编制总目索引，最终汇于图版《旅博文献》。这一成果不仅是“旅博文书”首次全面公布，也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创造了新标的。
《旅博文献》全书
35
册，分为图版上、下编共
32
册和
3
册总目索引。图版部分，按“旅博文书”编号为序编排，尽量采用原大影印，且全彩印制，标注比例尺，图下注明编号题名，这就避免了以往出版敦煌吐鲁番文献时，因黑白印制导致的清晰度不够、信息损失等问题。文字部分，含题名和解题，解题内容包括文献译（作）者、电子佛典（
CBETA
）对应位置（凡道教典籍、儒家经典则给《正统道藏》、整理本出处）、校勘记、年代、参考文献等关键信息，附于每一册图版之后，并汇总、编制索引，以便读者检索、使用。这样完备的体例，等于为每一件“旅博文书”建立起相对详细的学术坐标；而想要完成
26000
多个坐标，并非易事。
首先，攻克两大难关，给文书准确定名。“按图索骥”是定名的基本办法，即对照残片所存文字，找到其文献出处。然而一方面，“旅博文书”时间跨度上至西晋，下至北宋，且多为写本，字体形态多，文字识读难度大。另一方面，文献契合难度大。仅以佛教文献为例，很多初传中国或流行一隅的佛教文献，或重译，或佚失，今日所见版本并不能与残片内容完全匹配；还有一些残片内容，存在于多部佛典中，单凭检索文字无法确定唯一出处。想要攻克这两大难关，就需要整理者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
第二，
完善书法分期理论，给文书精准断代。由于“旅博文书”碎片化程度高，大多纪年信息缺失，即便确知出自某部典籍，也不能直接精确断代。而不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所作年代判定，还是前代学者有关书法分期的观点，仍值得商榷，不能直接“拿来”。因此，整理团队细致比对有纪年敦煌吐鲁番文献，提出了一套具有科学性、实操性的书法分期理论，并照此解决了“旅博文书”的断代问题，呈现于每一条解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