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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动儿童到留学生，林兰兰的“逆袭”被生动地记录在央视纪录片《高考》的片段中。也正是在这部纪录片播出以后，许多人才了解到，一些城市人口中的“农民工子弟”，正走上一条生机勃勃的新路。
他们原是中国最典型的穷孩子——出身乡村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只能依靠体力劳动为生，家庭经济状况薄弱，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甚至在另一些人眼中，这些跟随父母来到大城市的孩子侵占了当地儿童的各项资源，犹如避之唯恐不及的病菌。
苏州某优质公立小学在家长的抗议下加装隔离门，
以求将本校学生与暂借校区念书的流动儿童“区分开来”
（图片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贫穷、限制乃至歧视，伴随着中国成千上万流动儿童长大。在连留在城市参加高考都难以做到的情况下，出国读书，更加遥远得如同天边的星与月。
可偏偏有那么几个如林兰兰一般的幸运儿，拿到全额奖学金，前往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波黑、亚美尼亚，用双脚丈量更广阔的世界。没人知道未来会如何，只是在当下，他们牢牢握紧了那个选项。
1999年，河南女孩林兰兰第一次随父母来到上海，她在这里上小学、初中，直到中考前夕，来到那个无比关键的分岔口。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像林兰兰这样的孩子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回老家念高中，参加老家的高考；或者留在上海入读中专。
事实上，上海是十分鼓励这些流动儿童入读中专的，会给予学费的减免，乃至其他方面的优惠补贴，但一旦走上这条路，中专毕业的林兰兰们唯有通过漫长的路径，由大专升入大学，或者干脆成为一名技术工。
在回老家高考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哪怕是成绩不错的孩子，也只会选择将就。中专毕业，要么结婚生子要么找份体力工作，人生的可能性并不多。
但幸运的是，在公益机构老师的帮助下，林兰兰得知了世界联合学院（UWC）的存在，一扇崭新的大门就此在她面前打开。
其实，早在2011年，UWC就曾在上海全奖录取过一位流动儿童。作为一所非营利性院校，它在全球的15个分院致力于为优秀的年轻人提供为期两年的预科教育，也有不少学生以此为跳板，申请到了国际顶尖大学。
2011年被录取的学姐叫王新月，当年，她是唯一一位参加面试的打工子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她进行了强化式的英语集训，虽然她各方面条件仍然落后于来自中产家庭的竞争者，但她独特的经历与心系中国教育现状的热忱，深深打动了面试官。
“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要做什么？”
“我要改变户籍政策。” 面对面试官抛来的问题，王新月诚恳地答道。她还表示，等学到更多知识，她想做和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比如拍纪录片，通过“看见”促成“改变”。王新月成功了，她成了UWC在中国大陆录取的第一位打工子弟，并提供全奖。
在榜样作用的激励下，林兰兰也向UWC递交了申请，成功争取到去北京面试。当然，跟她一起参加面试的，还是那些大城市重点中学或者国际学校的尖子生，“打工子弟”的身份略显尴尬，综合条件也不占优势。
可是，就和学姐王新月一样，林兰兰一往无前的热情让她从众多面试者中脱颖而出。或许面试官们是看到另外一幅图景——这些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穷孩子，最需要机会。
UWC英国分部录取，50万人民币的全奖，这是林兰兰收到的结果。这个天大的喜讯给了她所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庭一剂强心针，“孩子可以出国了”，林兰兰的父母这样想着，那是一条父辈从来没有走过的路。
除了改变个体命运的某种可能性之外，类似UWC这样的录取机会的存在，其实给流动儿童带去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在现实残酷的夹缝中，看到一丝希望，一束超脱于原有宿命的光，一旦抓住，便不会再沉沦下去。
《中国流动儿童蓝皮书》指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47亿，每6个人中就有1个处于“流动”之中，作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这两个群体总数约1亿。
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也曾对北京50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866名学生进行了长达5年的跟踪调查，揭露了这些孩子的去向：
1、初中后，教育成就整体不高。高中升学率不足40%，大学升学率不到6%；
2、整体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不高。就业者中有2/3在低端服务行业打工；
3、早婚早育现象十分严重，这意味着流动儿童已经开始“再生产”。
在如此环境下，我们更能感受到，王新月和林兰兰是极少数，而且极其幸运的极少数。
可那些走出国门的幸运儿，也曾在最初的兴奋雀跃之后，迎来一段“至暗岁月”。
“每学期末都会有人承受不住压力而退学，我也差点儿。” 已在温哥华生活了八年的张新月平静地回想起初到海外时的冲击。曾经，在流动儿童的圈子里，她是模范，人人都想像她一样拿全奖出国念书，却没人知道，初来乍到的不适应曾一度让她萎靡。
第一个月，大家用英语聊天、上课、做作业，张新月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应付全英文环境，上课像是在听天书，很难熬。压力一度大到无法承受，但她一个电话也没打回家，“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艰难与脆弱”。
性格开朗、大大咧咧的林兰兰在英国UWC读书的第一年，也曾因为文化冲击和社交困难很不开心，经常关起门大哭。
“毁灭性打击”，在UWC亚美尼亚分校念书的17岁的周怡辰这样形容道。第一年，她被那些国际学校出身的精英同学们全方位碾压，要拼尽全力才能拿到合格的分数。她的同学们个个都有一项“很优秀”的特长，他们生来就在为留学、上好学校而准备着。
但即便如此，打工子弟们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是牢牢扎根大地的野草，韧性与生命力超群，无人照看也会猛烈生长。无论是张新月、林兰兰还是周怡辰，都创造过类似的突破——硬逼着自己去学习、去跟上进度、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与外国同学交往…… 被质疑、被嘲笑也不在意。
如今的张新月，在两年预科、四年大学之后，在温哥华找到了工作。白天去喧嚣与热闹的市中心上班，晚上下班后则回到宁静的住宅区，她过上了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活；
林兰兰和周怡辰则申请到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硕，两年的预科经历充当了最好的跳板，将她们从“穷孩子”锤炼成“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一代人才”。
谁都无法否认，这群穷孩子出国留学的过程是不容易的，艰难困苦也远比预想中多。可他们都坚持下来了，并以亲身经历影响着后来者，过去几年，在上海东北角一带成长起来的打工子弟，有10个人拿到奖学金出国。前赴后继的希望涌动在这个群体中。
穷孩子留学，命运改变了吗？乍一看，这似乎是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张新月、林兰兰等人早已不是在老家田野里捉青蛙的乡下小孩，也不再会为城市里高耸云端的大楼而惊奇。今年春天，也是打工子弟的河南女孩段孟宇UWC毕业后申请上哈佛研究生的消息，更在媒体上引发了轰动。
段孟宇说自己是“1亿流动儿童”中的幸运者，这话不假，她的经历又一次论证了教育改变人生的命题，对于许多生而穷困、毫无资源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只是缺少机遇。
然而，这种机会虽然美好，却也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首先，UWC这样的窗口真的只是针对少数佼佼者；而在海外求学过程中受到任何冲击与变故，这群孩子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比另外一些同龄人要脆弱得多。
在纪录片《高考》中，另一个出国留学的男孩让人印象深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的章文雄，家境优渥，本科毕业之后一度找不到工作。“谁会要一个亚洲人来做美国新闻”，是章文雄挂在嘴边的口头禅，遭遇种种不如意之时，他也会窝在寝室嚎啕大哭。
最终，章文雄做出了一个决定——为了继续留在美国，家里再出一笔学费，供他读一个艺术类硕士，几年后再看看有没有转机。
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只为买一个机会，这是如王新月、林兰兰一般的孩子无法想象亦无法承担的。假如确实没适应UWC而退学，假如申请大学失败，假如毕业后没找到工作……除了悻悻回国，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机会只有一次而很难有其他的路，这是穷孩子们与普通人相比最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