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与精神疾病，一个女作家的 21 岁

本文经“后浪文学”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一卷，为免费内容。

珍妮特·弗雷姆，一位非凡的女性，通过写小说拯救了自己。生于新西兰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生性极为敏感羞怯。幼年哥哥患有癫痫、一姐一妹溺亡。自己因确诊精神分裂症，入精神病院近十年，接受电击两百多次，即将施行脑白质切断术时，得知小说集获奖才得幸免。后在伦敦复诊发觉当年是误诊。

自传三部曲《我桌旁的天使》从她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一直写到 1963 年，旅居欧洲七年后回到新西兰。弗雷姆通过一种浑然天成的叙述语调，叙述了其成长及创作的全部生活，包括遭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的经历。她独一无二的天赋，在于揭示自我脆弱性时的坦诚态度与触及的深度，无论书写伤痛、屈辱还是成功，都能泰然处之、波澜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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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三）

人们通常认为，自传写作就是种回顾。然而，时间流逝赋予眼睛 X 光的能力，因此，写自传也可视作透视。另外，时间流逝并非时间消失，而是时间积累。时间之累积，颇似那个童话人物，一路走去，有更多人与他会合，无一可与他者或整个群体分开，其中某些人与你紧密相连，以至于造成了身体伤痛。再将所有事件、思想和情感加诸人物之上，便有了一大堆时间，此时的它黏腻混乱，是比行星与恒星还要宏美的珠宝。

目光若是穿过 1945 年，我会看到这年的基本骨架，其上笼罩着生与死的阴影，它来自原子弹，来自暮春晚雪中顽强存活的不起眼的番红花，来自出生日与死亡日，亦来自其他两三个事件，它们将梦寐以求的行星与恒星带入我的以及其他许多新西兰人的私人世界。这些事件分别是：大学一位年轻学生詹姆斯·基·巴克斯特所著诗集《栅栏外》问世；艾伦·库尔诺主编的《新西兰诗选》出版；弗兰克·萨吉森编选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为我们自己发声》面世。儿时的我认为，新西兰文学是妈妈的专属地；每当我审视周遭，山丘、松园、奥马鲁伊甸园街五十六号、前滩、大海，希望它们在想象力营造的世界里焕发新生时，所能做的，要么是求助于另一个半球的诗歌世界，借用其中的人物和梦幻，要么是开动我的想象，来充实周围的世界。人们真的在创造着新西兰文学，但我却视而不见，而且说实话，极少意识到它的存在。几乎无人提及它，仿佛它是疾患，见不得阳光。只有莫里街的现代书店出售薄薄的新西兰文学作品，摆放在几排架子上，均由小出版社刊行。我还真买过几本，仿照书中的诗歌写作，但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来。詹姆斯·巴克斯特诗中那份坦然面对宽广世界的从容令我惶恐。不过，诗文选集却与之不同，其所选作品风格多样，形成特有的力量，让我为自己的作品看到了希望，同时也唤醒了我的意识：新西兰这个国度的作家们能够理解，为何我要借用约·科·斯夸尔的诗行，去描绘一条条我钟爱的南岛河流，可虽然一遍遍读那首诗，我也只能想到刚果河、尼罗河、科罗拉多河、尼日尔河、印度河、赞比西河，名字虽美，却属于别的世界。

然而，在新西兰韵文选集中（编选者仍没底气称之为诗歌），我可以读到艾伦·库尔诺的诗作，描写的是坎特伯雷和平原，是“尘灰与距离”，是这个国度在时间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是不必从北方那个莎士比亚的钱包里借钱；也能读到唯有我们方能体会的过往、缺憾和事物，读到时刻独特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物质。那首题为《野性的铁》的诗，读起来像是新西兰及新西兰人历史的一个侧面。

丹尼斯·格洛弗的诗作中，河流和地名均出自本土，他甚至描写了喜鹊，完美复现了其在薄雾秋晨的啼鸣。每位诗人都以各自的方式，从各自的所在发声。在《为我们发声吧，宏大的海洋》中，查尔斯·布拉什对大海倾诉衷肠，我不也曾对克卢萨河无声地倾诉过吗？

短篇小说也因其明显的归属感令我叹服。那感觉很像一个孤儿，突然发现自己父母均健在，且生活在最理想的家庭里，也就是生活在一页页诗文中。

时间赋予人难以想象的特权，容许对它加工、再加工，直到它变为过往。上文中我一直在写诗歌小说的出版，而真实的记忆是，我坐在开往锡克利夫的车里，跟两个青少年教养院的女孩儿聊天；锡克利夫，我将成为那儿的病人。

1945 年（四）

我在锡克利夫医院度过了六周。那是我从不了解的世界。我从未意识到，这世上竟有周围那样的人。于我而言，这六周不啻为一门浓缩课，在这被目为疯人的居所，体会疯癫的各式恐怖，曾经可以容忍的现实种种，曾经可以把握的日常生活，都永远离我而去。从到那里的第一刻起，我就明白，自己无法回归正常生活，也无法忘却在锡克利夫目睹的一切。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彻底颠覆了，这世上的人突然分作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街上的“普通”人，而另一类是“隐秘”人，很难看到他们或与之交谈，可一旦提及，嘲弄、讥笑和恐惧是许多人的反应。我见过目光呆滞的病友，眼睛好似风暴眼那般平静，可奇怪的是，眼周却无声无形地飞旋着躁动。对病友们我日渐了解，渐渐喜欢上了他们。既打动我，也令我悲伤的是，他们，或者说我们，能够学会并遵守医院生活里种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不仅这样，甚至还对此颇为享受，入院多年的病人竟然会对刻板的日常满怀骄傲。生活在这个疯人群体中，每个人在空间上，甚至在语言上都被隔绝开来，每个人都不具备法律上的或者个人外在的身份。没有自己的服装，没有手提包、钱包及其他私人物品，仅有一张暂时属于自己的床，床边有个储物柜，还有一间称作“白日房”的房间，供病人呆坐发愣。囚禁于锡克利夫其他病区的许多病人没有姓名，只有绰号，没有过往，没有未来，只有被监禁的当下。这是一座永恒的实岛，却不具备与之相伴的地平线，无处可立，无物可握，甚至没有变幻的天空。

《水中的面孔》

接下来的八年中，我转过几家精神病院，其环境及其中发生的事件，我在小说《水中的面孔》里曾详细描绘过。我也曾据实写出自己的治疗以及对治疗的思考。该书的虚构集中于对中心人物的刻画，是以我为蓝本没错，但其思想与情感多为虚构，为的是创造性地呈现我所目睹的病态。记得有一天，看到窗外工人在挖排水沟，一位病友对我讲：“你瞧，那些人在给我们挖坟墓呢。”我知道她真这么认为。她这句话可以体现我描写伊丝蒂娜·马维特时的方式。我仿佛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即便仅有六周，我也大概学会了这国度居民的言语和行为方式。有人比我学得更快，那两个教养院女孩儿很有本事，能够学他人的样子来“表演”，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最初，我的世界就是家。在《到实岛去》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而不是“我”。离家读书那段日子，是“我”的时间。如今我是锡克利夫的病人，重新成为群体的一员，然而却孤单更甚，甚至连那个孑然的“我”都不复存在。我成为“她”，“他们”中的一个。

1945 年 12 月，我得到六个月的考察期，获批离开锡克利夫，返回柳谷。正值夏天，柳谷最为明媚的时光，我却感到内心发生了巨变，这是身陷疯人院的经历所致吧。我望向家人，心知对我的所见所闻，他们茫然无知，心知这个国度的其他地方，也囚禁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给隐藏起来，除了绰号外身无长物。可即便是那个绰号也在暗示，他们就是魔鬼。我察觉到，家人的行为举止起了微妙的变化，大约因为，我是从关疯子的锡克利夫出来的病人吧。为何我再次用蜘蛛来打比方呢？似乎住过疯人院后，我便如一只蜘蛛，用无数根蛛丝在周围织就一张网，每根丝无形地伸向那些“知我底细”的人，缠住他们，固定其姿态、言语与情感，使其陷入瘫痪；虽然其姿态、言语与情感令我郁郁，但也令我认识到，我具备织网的力量，而为网所困的人却无力挣扎。

回家一两周后，家人面对我时不再那般恐惧，他们眼中渐少的怯意便是明证。他们知道我大约会做什么，我是个疯子，难道不是吗？妈妈拒不承认我有病，她一点儿都没变。她说我是个快乐的人，肯定是哪里弄错了。我发现，只要我把这档子事儿当笑话，谈论“乡间大宅”里的趣事，把那地方比作旅馆，每个人都会乐而忘忧。我跟他们描绘了疯人院的环境，说：“那儿就像一个完整的村庄，有自己的农场，养了牛和猪，所有的剩饭剩菜都倒进猪食桶；有菜园，还种了花；村里村外到处都是树，主管住宅附近有一株白玉兰。”

当自己是个讲述其所见所闻、描述其假日冒险的孩子，这段经历说出来便容易些。

我没跟他们讲的是，透过西姆拉楼前的篱笆，我偷看远处的山，看到些穿条纹衫裤的奇怪男人，有的甚至连长裤都没有，在草已经枯败的围场上踱来踱去；我还瞅见一个围场上满是妇人，身着深蓝色条纹衣裤；还有一辆形似人力车的板车，每天经过病房前，上面装满煤块，两个男人辕马般拉着车，驾车的是一个医院杂役。我向来好奇，也曾窥视一个散发出尿骚味儿的房间，里面满是睡在小床上的孩子，有些还是小娃娃，他们样貌怪异，发出各式古怪的声音，脸上糊满了眼泪鼻涕。还有些事儿我也没提，比如有个肺痨病人的专属病区，他们用过的碗碟都会丢进煤油桶，放到餐厅炉火上沸煮，护士们每天都会花时间，在存放被单的小壁橱前折纸板，制作状如草莓盒的小纸盒，还得做够每天所需的量，供肺痨病人吐痰用。

圣诞节后，家人说或许出去度个假对我有“好处”，于是我便和琼出发，打算去皮克顿玩两周。那儿是妈妈的老家，夏日通常是蚊蚋肆虐的季节，我们坐上大船，在莫尔伯勒峡湾里四处游览，此外还串门儿走亲戚，听他们念叨家族史未曾与闻的细节，而我因受前一年欣赏音乐的影响，在脑中创作了一首我称为《皮克顿蓝绿交响曲》的乐曲。回想那个假期时，我的记忆零碎不整，我觉得，它就像一捧种子，为从冬日记忆里飞来探夏的候鸟所啄食；啄食的抑或是本地的鸟儿，它们长时间以记忆为食；还有其他种子，有的没能幸存，有的长成植物，却已无从辨识，无法道出其名。

家人想听听度假的情况，我和琼晓得什么会让他们开心，便拣些他们爱听的讲。你知道，这本事我们打小就学，老师就是我妈。

我再次为接下来一年回达尼丁做准备。我打算找份“包住”的工作，“选修”哲学（二）、逻辑学和伦理学，但不参加考试。此前我一直以为，心理学期末考虽未考，但就我一年的表现，老师也应该能让我过。可我发现，老师给了我不及格。不及格！也许是我粗心，该填的表格没填吧。

与此同时，在家的我面临另一个问题：当初给官方认定精神失常后，我的事情便交由公共信托办公室处理，他们收走了我的二十英镑，那是我存了一辈子的钱。此时，妹妹和兄长再次同我“团结起来”，竭力维护我的权利；伊莎贝尔致信某公共信托官员，言辞恳切。那人回复说，收缴“财产”是出于对我利益的考虑，官方认定我精神失常，因而不具备法律权利，除非六个月“考察期”结束后，医生宣布我已经痊愈。

若是这样，重新上班前，我也许能申请一笔疾病津贴？

我去奥马鲁医院，找锡克利夫派驻那里的医生，得到的却是困惑，因为诊断书上写着，病因：精神分裂症。

回到家，我半是骄傲、半是恐惧地高声宣布：“我得的是‘精—神—分—裂—症’。”

我查了心理学教科书中有关“变态心理学”的章节，并未发现“精神分裂症”，仅看到一种称为“早发性痴呆”的心理疾病，显然只侵害我这类年轻人，病患的脑功能会逐渐退化，无药可医。该章节后的注释提到，“早发性痴呆”如今称作“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脑功能逐渐退化！大脑退化，行为也退化！我居然得了“精神分裂症”！这似乎给我判了死刑。若将蛹比作人的自然状态，那么我便似乎从蛹中孵化出来，幻化为另一种生物，即便某些部分依然与人相似，渐进的退化却令我离人越来越远，到最后，即便是家人都会不认识我。

柳谷明媚的夏日时光行将结束。那些日子里，末日感只是偶尔闪现，如流云暂时遮蔽天空。我自知生性羞怯，易于陷入恐惧，入院六周且目睹周遭的事情后，恐惧感益发加深；我知道，自己身陷想象的世界中，但也清楚，我也完全身处“现实”，头顶无论笼罩着何等阴影，那阴影只是诊断书中的文字罢了。

大学新学年即将开始，我在达尼丁登出求职广告，说自己是“做研究的学生”，希望找份“包住”的工作。卡弗舍姆区普雷菲儿街的 B 太太联系我，说她开了一间膳宿公寓，也照顾些上年纪的妇女。求职者需身兼三职，既是女佣、女招待，也是女护士，生活必需品全包，下午不上班，每周三英镑工钱。太好了，下午不上班，有时间写诗写故事了。

膳宿公寓与新世界

我再次搭乘周日慢车南下达尼丁。那趟车逢站必停，我坐在为寥寥几位乘客加挂的老式客车厢里，望向蒙着油布的货车厢之间螺旋式的链接。一如往常，货物有装有卸，货车挂钩解开时，整趟列车都发出震颤。过了许久，到最后，客车车厢似乎孤零零立于草场中间，到处都是桉树、高草、曼努卡灌木丛、马塔格力、沼泽、羊群和破败的屋舍，仿佛它出门远足，进入杳无人烟的地方，而那里亦是昨日，满是平静与忧伤。快车车窗靠旋转手柄升起，而旧式车窗是上推的。我望着窗外，同时感受到一股力量，那只能是爱，让我的心为这片土地所吸引，这片似乎空寂无人的土地。于一切事物与人，我心中升起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因为每时每刻，对锡克利夫所见之人的记忆都如影随形，而这一认识甚至改变了眼前的风景，也改变了我对这风景的感知。

列车停靠锡克利夫车站时，我瞅见那寥寥几个假释期内的病人，站在月台上看火车。你瞧，我对此了若指掌。我知道如今亲戚朋友如何说我。“她可是去过锡克利夫的人，人家没办法，只好把她送那儿去了。”内心深处，我也用同样的话描述自己。想起多年前，医生建议把布鲁迪送那儿去时，妈妈语带惊恐地拒绝：“绝不，绝不。我的孩子打死都不去那种地方。”我也是她的孩子，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可她竟在送我去的文件上签了字。想到这儿，我浑身不自在，心下竭力思忖，家人的爱究竟分成几份，而我那一份又有多少？

我扫视一番车厢内的“正常人”。他们知道我曾去过哪儿吗？若是知道，会不会瞅我一眼，然后赶忙扭过头去，以掩饰恐惧与惊异，仿佛他们品尝到某种体验，他们会想“谢天谢地”，这体验自己绝不会有，可关于这体验，他们虽满怀恐惧，却忍不住想知道，究竟滋味如何。倘若了解我的底细，他们是否会竭力辨识我身上疯癫的迹象，一如当年的我，盯着锡克利夫车站上的“疯子”，寻找关于疯癫的蛛丝马迹。

我心想，是这样的，那种迹象是隐秘的，不过现在的我对其谙熟于胸，我是个老练的观察者，我光顾过那陌生的疆域。

同时，我心下骇然地想起，人家说我是精神分裂。这病没得救。

然而，列车车轮依旧发出凯坦加塔、凯坦加塔、凯坦加塔的声响，这辈子所有火车旅途中，它们都是这般动静，对我的怪病无动于衷。它们的铁碰着铁轨的铁，执拗地道着：凯坦加塔、凯坦加塔、凯坦加塔。

列车抵达达尼丁。我深感孤单，似乎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那些有归属感的美好日子都消失无踪。曾经的我，在师院与大家一起唱“教堂执事下去喽”，过来人般地谈论派对、实习和试讲；曾经的我，在大学课堂里上英文课和法文课，到小学教孩子且喜欢上他们。可这一切似乎都未发生过。令这感觉益发刻骨的是，自从被关进锡克利夫，似乎人间蒸发后，无论师院、学校和大学都音信皆无，只收到过朋友舍拉的一封信，还有约翰·福里斯特的一张字条，邀我来年去他那儿“聊一聊”。跟人聊聊的念想令我魂牵梦萦，而此人又是个有趣的青年，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对于自己的现状，我有着清醒的认识。若照正式诊断，我属于疯人的世界，这病将伴随终生，无药可医，无有希望。即便如此，我也要好好应对，不但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好。我隐约感到，这病并未剥夺我的诗情。因此，虽然依旧深感孤独，却不像初到达尼丁这个大城市时，心中惶恐不安，此时的我多了份从未有的镇定。我搭上出租车，赶往卡弗舍姆区普雷菲儿街，那儿是工读学校所在区域的中心。

达尼丁南区，包括肯辛顿、卡弗舍姆和圣基尔达，是个穷地方，人们的日子等于无尽的“劳作”，而这片低地恰似这种生活的写照，仿佛在此地，努力与盼头给频发的洪水冲刷殆尽，只能眼瞅着周边山上的居民日子过得红火。我曾在卡弗舍姆学校教过书，也在肯辛顿那间“铁路桥下”的学校上过课，亲眼见过那里的贫困。一排排破败不堪的屋舍，给时间、雨水和洪水摧残，褪成了土黄色；孩子们脸色惨白，发色暗淡，浑身湿潮，似乎日日自潮汐中来。

即便如此，我也要好好应对，不但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好。

对于膳宿公寓的住客、房东先生、太太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记忆很是模糊，就如草就的黑白素描，每个人仅有大致轮廓，再就是头颅上草般生长的发。然而，他们依旧端着只隐形的碗，碗里满溢着情感，而我记忆中最为真切的，正是他们道出及未道的情感。这些人虽郁郁寡欢、焦虑惶恐，却硬要装作快活，吃饭时，每个人都会翻找出有趣的事儿，讲述给他人听，认为这样做的话，也许能制造出快乐感。男人们通常受雇于铁路车间，女人们则在巧克力厂或果酱厂上班，也有在毛纺厂分厂做工的。有个年轻人，每过几周便会丢掉差事，然后再谋一份，然后再丢掉。晚上或晚饭时，人们便会聊他如何走运或背运，有的分析原因究竟，有的替他开脱辩解，也有的不吝谴责声讨。此外，他们也会彼此指责，互开玩笑，谁让他们不舒服，就会立刻招来诽谤谩骂。我只记得，房东太太的丈夫是个面色苍白的高个子男人，有些驼背。他从棚屋取回柴火，走进起居室，晚上大家都聚在这儿，女人们打毛线，男人们要么打扑克，要么翻阅体育报纸。有时，一位三十五六岁的瘦削女人会弹奏那台琴键泛黄的钢琴，而那做推销的中年单身汉，就是那个胖墩墩、人缘很好的家伙，会唱起最新的流行歌曲：

那女人没有丈夫，也没有情人，是公认的“失败者”。其他人虽也潦倒，却有拿得出手的借口和理由，而她呢，连个男人都没有，就这便足够说明她很“失败”了。而那推销员之所以人缘好，全因为“他总是那个样儿，跟他相处，不用担心他藏着掖着什么”。

到那儿的第一刻我便说，除上班外，我还有忙不完的事儿，所以有时会想回房间吃饭。我说自己是大学生，手头有研究课题；我这人看起来很诚恳：脸上随时挂着笑容（但愿没露出那口坏牙），嗓音透出同情，没有明显的身体缺陷，头上堆满浓密的姜黄色卷发。每天的活儿呢，除了准备及为住客打早餐外，就是为整栋房子做清洁，照料四个卧床的老妇人。她们都住在宽敞的前屋，四个屋角各放一张床。我为她们擦洗身子，翻动身体，整理身下的橡皮环。她们瘦骨嶙峋，背部皮肤一道道垂着，颇类满布疙瘩的鸡皮，上面似乎曾长过羽毛。我给褥疮涂上甲基化酒精按摩，周身扑上爽身粉。我还负责喂饭，有时会借助一只白陶的喂食杯。我扶着她们坐在木质坐便器上解手，或者对准她们松垮的屁股，将床上便盆放好。

我惊讶地发现，这四人中有一位竟然是 K 太太，汉伯母的姐姐，而汉伯母是鲍勃伯父的妻子。鲍勃伯父原先在莫斯吉尔开面包店，退休后弄了个烟草“摊儿”，跟电话亭差不多大，坐在里面卖卖香烟、烟草、《赌马杂志》《体育新闻》以及彩票什么的。上了年纪的K太太有个女儿，我进师院时看到她的名字，凭“直觉”认定，她就是“伯母的外甥女”。这老太太身量高大，骨骼轮廓分明，鼻梁高耸，下颏尖翘，赋予那张脸以高傲之气。K 太太夫家来自“上中部”，即使是她自己，也多少将中奥塔戈地区的山形吸纳进身形。与其妹汉伯母一样，她的嘴与唇随时都会浮现不满。爸爸过去常说，汉伯母的嘴就像憋不出蛋的鸡屁股。

在 B 太太的膳宿公寓里，我与汉伯母的姐姐成了朋友。我发现，对于病弱与老迈之人，我有的是温柔和持久的耐心。我喜欢照顾人，令其感觉舒适，满足其要求，端上其所点的食物。我似乎是个“天生”的侍者，毫无不耐烦、恼火与愤怒需加克制。明白这点令我心生恐惧：从小到大，我眼中的妈妈不就是这样吗？我的所作所为跟她无甚区别，而且对这新角色，我还乐此不疲。我居然能完全抹除自己，完全依照别人的感觉生活。

我的房间狭小逼仄，先前用来储放床上用品，一侧靠墙立着排置物架，另一侧靠墙摆放着一张窄床。透过唯一的小窗望出去，触目所及是“纯粹的卡弗舍姆”：灰石建筑了无生气，帕科赛德养老院高耸的烟囱隐约可见，这景象颇合我心目中十九世纪的英格兰作坊。早上忙完手头的活儿，我便回到房间，坐在床上写短篇，也写诗。小时候，有段时间写作时，总想到也有其他孩子在写诗，与此类似的是，如今写作时，会想到在我的祖国，也有其他作家正从事创作。我所作短篇小说的灵感，多少源于阅读威廉·萨洛扬的作品，我还轻狂地认为，“写成这样我也不在话下”。我为身处这样一个国度而兴奋，拥有了自己的文学的它正在苏醒，为自己发声，许多作家自战场归来，带回迫切需要表达的体验。除此之外，我感觉到，自己新近获得的体验实乃宝藏，它赋予我灵感。这体验便是六周的疯人院经历，我的所感所见，自己的变化，以及精神分裂的正式诊断。我给膳宿公寓的住客提供饭食时，他们也从其情感那隐形的碗中拿出食物滋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