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托尼·朱特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的夏天，是作为托尼·朱特2003年发表的《另求他途》（上周三以“破除犹太民族神话，重新思考巴以问题”为题在东方历史评论公号刊发）所引起的巨大争议所作出的回应。文章一直没有完成或发表。2009年10月，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托尼·朱特全身瘫痪，并于次年8月去世。2015年，此文以草稿形式在由他夫人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编选的文集《事实改变之后》中首次发表。
托尼·朱特生前这样描述历史学家的使命，“去讲述历史，尽管真相总让人感到不舒服；去解释这种令人不快的事情是真相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生活得好且正当，我们就需要知道它。只有去了解关于我们的真相，而非用动听的谎言自我欺骗，这个社会才可能运行良好。”
六年前，我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另求他途”（“Israel: The Alternative”）的文章。我在文中论述“奥斯陆和平进程”及其希望达成的“两国解决办法”并不可行。如果以色列继续按照它现在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将面临下面几个不甚理想的选择：一个选择是，以色列继续保持其“犹太国”的身份，然而它将不会再是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多民族民主国家，但同时自然不会再是“犹太国”；第三个选择是，以色列强行驱逐阿拉伯人（或者让他们不得不选择流落他乡），如此确实可以令“犹太民主国”得以保全，但是以色列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最终自我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两族共存”或者联邦制看起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无论此方案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小。
可想而知，我这篇文章有很多人反对。在提出合理的反对意见者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士首先承认我在文中对局势的判断尽管很令人沮丧，但准确可靠，不过他们无论如何无法忍受最后的结论。他们坚持认为必须采取“两国解决方案”。无论有什么阻碍，比如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炸弹袭击者等，巴、以两边理性的人必须继续谋求实现这个唯一能被双方接受的解决方案。正如丘吉尔对民主制下的定义：“民主制是除了其他已经试过的政治制度以外最差的制度”（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两国解决方案”是除了所有其他解决方案以外最差的解决方案。
自2003年10月以来，巴以局势持续恶化。以色列分别和真主党以及哈马斯打了两场“成功”的战争；以色列继续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侵占巴勒斯坦领土；尽管以色列放弃了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该地区离和平和安全却越来越远。2006年，巴勒斯坦人举行了一次自由的选举，该选举是中东地区有记录的选举中最自由的一次。哈马斯赢得了选举，美国和欧洲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并对其进行抵制。西方国家一直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打交道，随着它在选举中失势，其权威和合法性也逐步倒塌。以色列这样一个犹太国家却统治着数量日益增多的阿拉伯人口，这些阿拉伯人受到以色列当局压制，心中积怨已深，这样一个糟糕、矛盾的现实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在说“两国解决方案”，可越来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该方案能够成功解决问题。下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认清两个不可改变的现实。以色列的存在是一个现实，以色列的批评者如果不承认这点，那么他们也不会被认真对待。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国家，这是对现实简单的表述，这个现实也需要得到人们的认真对待。目前双方都不愿意与对方在一个国家中共存，也没有人可以迫使他们生活在一国之中。无论是采取联邦制或者两族共存还是别的形式，“一国解决方案”只有在两边互相友好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条件，也就没必要采用“一国解决方案”了，因为如果有互相的信任，巴以双方应该早就在“两国解决方案”上达成共识了。
巴以问题的核心是信任的问题或者说信任的缺失。和平进程非但没有按其设想去“建立信任”，摧毁起信任来倒是非常有效。和平进程在以色列造成了灾难性的局面。以色列目前由联合政府统治，之前属于极右翼的政党组成了该联合政府的所谓“温和”核心。反对党领袖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之前是利库德集团的一员，利库德集团主要由已逝的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的赫鲁特党组成。赫鲁特党的前身是亚博廷斯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领导的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运动（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强硬民族主义右翼）。以色列的左翼以及中间党派已经消失不见。
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肯定比老工党政府少些虚伪，内塔尼亚胡政府与1967年以来的各届政府不同，它甚至连假装寻求与阿拉伯人和解的姿态也不做，尽管这样的和解是它统治的基础。就在上个月，以色列议会就以色列家园党奥莱夫（Zevulun Orlev）提交的一项私人议员法案（private member’s bill）进行投票，该法案呼吁，对质疑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存在的人判处最高达一年时间的监禁。最终该议案以47票赞成、34票反对在初步议案宣读中获得通过。与此同时，住房和建设部部长艾契斯（Ariel Atias，他是极端正统派沙斯党成员）于2009年6月2日对加利利的阿拉伯和犹太居民“混居”的现象提出警告，他声称，将两个民族隔离开来是以色列的“国家责任”。
与此同时，无论巴勒斯坦人多么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对此实现的可能性也日益产生怀疑。耶路撒冷圣城大学（Al-Quds University）校长萨里·努赛伊贝博士（Dr. Sari Nusseibeh）一直以来都是“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者，他现在也撰文表示支持“两族共存于一国”，这应该不是个好兆头。在马德里和奥斯陆开启的和平进程失败了，已去世的阿拉法特的名誉因之被败坏，他的继任者也不再被信任。以色列的占领必然会失败，因为它会使生活在被占领地区的人们变得激进。许多年轻的巴勒斯坦人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其代表为通敌者，认为他们与占领者进行了耻辱的交易并从中渔利，与此同时人民却生活在苦难之中。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与以色列总理或者美国总统的会见常常是一无所获，这样的事情每发生一次，人们对阿巴斯的信任就减少一点，而“反抗军”哈马斯则获得更多追随者和选票。正如法国维希政府一样（我经常听到人们用维希政府来做类比），与占领方合作的政府很难与占领方就解放问题进行谈判，也难以领导自由的人民。但是如果阿巴斯正在慢慢变成巴勒斯坦人的贝当，那么戴高乐这个角色又应该由谁来扮演？
巴以双方的不信任与非法定居点或者民族愿望一样，它们都是既成的事实，如果忽视这样的现实，任何和平进程都注定会失败。我们这些外国人越是去提倡什么“奥斯陆和平进程”或者“和平路线图”，在实现和平中真正重要的人越不会认真对待我们。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大谈特谈巴勒斯坦国，甚至内塔尼亚胡先生也表示认可巴勒斯坦建国（当然，能够让他认可巴勒斯坦建国的条件极为严苛），这个建国计划才会失去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与以色列人一样，巴勒斯坦人对“阶段性”谈判或者撤军很怀疑。许多表示同情的西方支持者迅速落后于形势的变化。正如内塔尼亚胡先生于2009年6月23日所指出的：“就解决方案进行辩论是在浪费时间。”他说的没错。最近的八国集团外长声明呼吁各方“履行自己在和平路线图中的义务”，“重新开启符合和平路线图、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精神及马德里原则的直接谈判，就所有未决问题进行商讨”，这就是典型的国际噪声，它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美国特使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真的希望“有意义并富有成效”的和平谈判尽早开始，那么他最好能说一些跟上面这种话语非常不同的东西。
那么让我们来谈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巴以之间所进行的悲剧性对抗中，土地一直是中心问题，但土地可能不是考虑解决方案的最佳着眼点。有人提议巴勒斯坦人应该用西内盖夫沙漠（Western Negev desert）的一大块土地来换目前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9%的肥沃土地，这个建议简直是愚蠢，可是它居然被认真提出来了。至于说到在“隔离墙”两边进行更重大的土地交换，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由沙龙领导的以色列在退出加沙地带时都不能做到将区区几百间房屋以及少数泳池完整地留给阿拉伯人，那么为何有人会认为在内塔尼亚胡先生领导下的以色列会在远比加沙地带更具争议的“犹大地和撒玛利亚”留给巴勒斯坦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它如何会有这样的政治意愿或者谨慎的宽宏大量呢？只有先通过其他途径达成信任和双边的友好，有关领土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那么“安全问题”是一个好的着眼点吗？以色列民众真正担忧的是，未来在离他们的主要城市几十公里开外的地方存在一个巴勒斯坦的武装实体。以色列军方利用了这种恐惧，尽管他们自己对此并不感到忧虑，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真正威胁的东西就算有，也不会是一些卡桑火箭（qassam rockets），即使发射者能瞄准攻击对象。以色列的问题不是去除掉发射火箭的人，而是在政治上寻求解决，创造一些条件以确保这些人不再出现。通过恰当方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可以更好地防止以色列受到恐怖分子的火箭袭击，因为巴勒斯坦国拥有一个国家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也要承担一个国家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此，以色列在安全上合理的担忧便可以通过巴勒斯坦的建国（更早而非更晚）而得到最好的解决，拥有国家权力所有外部象征的巴勒斯坦国会为了与自己强大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而抑制国内不安定的极端分子。
巴勒斯坦人在安全上也有合理的担忧，只是他们的担忧与以色列人的担忧有所不同。他们需要尽早建国并获得完整的国家权力来保护自己不受以色列的威胁，以色列经常践踏国际法，搞暗杀活动，在以色列人看来，把阿拉伯人视作他们进行先发制人战争的对象是永久性的，并且也很合理。巴勒斯坦尽早建国对巴以双方都有预防性作用。今天的以色列人不会像当年那样对约旦人或者埃及人感到恐惧，而那种恐惧还存在于现在还在世的人的记忆中。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以色列曾经认为，在中东国家中埃及尤其憎恨犹太人并希望毁灭犹太人，它认为埃及的这种倾向无法改变且很普遍。如果你认为别人这么想，那么你自然觉得唯有他们遭遇一系列羞辱和失败你才会有一些安全感。然而矛盾的是，只有巴勒斯坦国通过适当方式在以色列的边界线上建立起来，同时还具备一定军事力量，以色列才能感到安全。
耶路撒冷是一个好的着眼点吗？巴以双方都希望它能是自己的首都。以色列人对东耶路撒冷的吞并带来了真正的难题。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个城市来自一方的统一和殖民并非不可逆转，就如柏林的分裂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相当多以色列人觉得耶路撒冷的当代政治惹人厌恶，因为那里是宗教和民族主义极端思想的温室；他们乐于看到这些占据辩论中心的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定居此地的人与宗教狂热分子组成的集团遭受挫折。同样的，许多世俗的巴勒斯坦人对他们居住的区域并没有主权诉求，只要他们能够确信以色列的极端分子不能绑架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权利。
但是耶路撒冷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仅仅依赖巴以双方，正如柏林的统一也并非只是依靠德国人的自由意志。当然，2500年的犹太神话和民间记忆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城市，但这2500年的犹太神话和民间记忆在许多其他地方也讲了许多其他事情，这其中大部分事情在现代政治环境中并不适用。久远的回忆以及古老的愿望并非犹太人独有，许多其他民族也有各自在历史上的包袱和损失，犹太人也需要妥协。至善乃“善”之敌，这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是如此，在其他事情上也一样。无论是奥巴马、乔治·米切尔，还是八国集团、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局外人，他们要在这个复杂局势中发挥作用就得坚持这样的立场：无论谁来管理市政事务，耶路撒冷必须保持国际化，成为一个开放城市。如果犹太人、穆斯林（就此问题而言还有基督徒）各自坚持要对“他们的”城市拥有专属于他们的控制权，那么他们将永远不会有和平。
但是关于“承认”的问题比土地或安全更重要，它甚至比耶路撒冷问题还要重要得多。正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人）一直以来拒绝“承认”以色列存在这一现实（拒绝承认以色列这点依然写在哈马斯的宪章之中），以色列才会表示自己无法想象与阿拉伯邻国及其民众达成一定的妥协，才会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的行为正名。反过来，正是以色列一直拒绝承认自己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后来所受到的苦难，许多巴勒斯坦人才会确信：当犹太人大谈和平与和解时不要当真。
当然，巴勒斯坦人要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承认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以色列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希望回到自己的土地，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需要以色列能够承认他们的这些权利。国际评论家往往侧重于谈论这种诉求在法律以及人口上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他们的这种言论刚好呼应了以色列人被夸大的恐惧，以色列人害怕如果承认了这些权利，那么几十万阿拉伯人会立即要求回到以色列。但是这样的可能性很小，毕竟，有多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会真的想离开美国、欧洲、科威特或者黎巴嫩，住到内塔尼亚胡先生领导的“犹太国”呢？但是其实它忽略了更大的问题。以色列对“回归权利”在原则上的承认意味着以色列明确承认巴勒斯坦人所遭受到的巨大的伤害，以色列需要给巴勒斯坦人某种形式的赔偿，这才是这种承认为何那么重要的原因。
在所有民族中，我们犹太人应该最明白这一点。金钱上的补偿永远不能弥补纳粹犯下的罪行。很少会有欧洲犹太人或者他们的后代希望回到他们在波兰或者别的地方的土地、家园、店铺和工厂（尽管波兰民族主义者长期大肆宣传犹太人会再回来，就像以色列发言人宣称他们预计有大量巴勒斯坦人回来打各种官司一样）。“二战”后犹太人所寻求的是世界可以承认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以及施暴者的罪行，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巴勒斯坦人所要的也正是这些。土地或者金钱甚或住房都不是争论的焦点，争论的焦点是记忆，尤其是历史。以色列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犹太人遭受的损失和苦难的意义与承认之上，同样的，建立巴勒斯坦国这项事业也能从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损失和苦难中获取政治动力和道德意蕴。在这点能为人所理解并得到承认之前，冲突不会终结；也除非如此，冲突才会结束。
巴以难题有其很明显的独特性，人们很容易陷入这种独特性中无法自拔。耶路撒冷很独特，犹太人的历史（以“纳粹大屠杀”为终点）在西方世界的记忆中占据的地位也很特殊，“新月沃土”（the Fertile Crescent）一直以来就是国际宗教和政治冲突的中心。没错，巴以冲突有它一定的独特之处，正如所有的领土斗争都有其独特之处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场冲突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都不是那么独特，它与之前的某个时间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这样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巴以冲突，它也许可以给我们思路来打破僵局。
首先，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多文化、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不可想象或者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在瑞士、比利时和印度三国中，虽然表面上看各国都有无法相容的利益和群体，但是在各个群体和平相处上这三个国家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南斯拉夫好像是个明显的反例，但是其实南斯拉夫之前的运行也正常，直到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一族的领导人自私自利的行径蓄意地造成了它的分裂。魁北克省与加拿大其他地方存在严重分歧，在魁北克内，讲法语的人占多数，这些人曾经忿忿不平地试图寻求独立，以抵御来自魁北克内部和外部讲英语的人的“霸权地位”。现在该地区已经恢复了平静。
解决多民族混居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敌对状态的最持久方案的确是将他们隔离开来，甚至采取所谓“人口交换”。但是无论隔离也好，“人口交换”也好，它们常在战争或者大规模死亡和破坏之后发生，比如在小亚细亚或者东欧曾经发生的那样。我们不希望这样的灾难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地方的任何民族身上。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需要在目前的局面上进行合作。然而事实上，巴以两族所面临的处境与其他曾经经历相似挑战的民族的处境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会让一个局外人感到惊讶。
从阿尔及利亚到北爱尔兰，“温和派”始终会被挤出局。这些温和派当然会在国内外受到其他温和派的尊敬，但是多多少少正由于此，他们反而会在当地失去影响力，变得不再重要。在此前的这些例子中，几乎总是前“极端分子”、前“恐怖分子”坐在谈判桌上签订最终协议并掌权。这在以色列已经发生，在巴勒斯坦很快也会发生，哈马斯将成为巴勒斯坦的领导者。从肯尼亚到印度尼西亚，再从阿尔及利亚到南非，欧洲殖民帝国及其后继者被迫将权力交给此前因“恐怖主义”罪名而遭到囚禁的男男女女，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巧合。
我提到南非是为了提醒人们，巴勒斯坦由于没有曼德拉这样的人物而处于严重劣势。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De Klerk）和南非白人民众最终意识到种族隔离不可持续；从这方面说南非的白人民众比大多数以色列人（虽然不是全体以色列人）领先许多，但是他们的确很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跟曼德拉这样一位有着卓越才能又受到广大黑人尊敬的政治犯谈判。以色列人兴高采烈地提醒巴勒斯坦人，他们没有曼德拉。但是就算巴勒斯坦有曼德拉，他也无法建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克服族群间的不信任和恐惧。大多数以色列人并没有那么惶恐，所以他们看不到和解的必要，自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非得去承认其他民族的真相不可。并没有很多以色列人明白建立所谓“大以色列”的目标注定会失败。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南非白人的自我认识比以色列人要好，他们的思想没有那么守旧。南非白人之前认为自己是勤劳、艰苦奋斗但被利用的民族，他们被身边这些懒散的二等土著包围，这些土著需要他们约束和管教，这是南非白人的“开国神话”；全世界人对这个神话都感到反感，于是它也就随之崩塌了。如果以色列的情况仍然没有变化，那么在数年后类似于南非白人的遭遇可能会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然而，北爱尔兰的经历给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前景，乔治·米切尔应该能很好地理解这点。北爱尔兰政界的温和派人士无论其信仰的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为寻求达成妥协的基础而努力了几十年。可他们的努力所换来的是羞辱，他们得到的选票也越来越少。反倒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和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领导的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s）这些极端分子成了赢家，他们成了克林顿和布莱尔的对话者，成了日益和平稳定的阿尔斯特的领导人。近30年来，这些人和他们手下的暴徒在爱尔兰北部施暴，他们鼓励自己的支持者杀人、伤人，这么做的名义是领土排外主义和对异族的恐惧。他们被带进“和平进程”之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今天，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马丁·麦金尼斯（Martin McGinnis）和伊恩·佩斯利与阿尔斯特政府合作。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他们现在成了和平的北爱尔兰的新面孔，而北爱尔兰终于不再经常出现在头条新闻中了。
北爱尔兰问题无论在持续时间、规模或者复杂程度上都远超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始于17世纪晚期；只在北爱尔兰问题的晚近阶段，在阿尔斯特遇害的人数就比以色列自建国以来死于自杀式爆炸或者其他恐怖手段的全部人数还要多许多。如果北爱尔兰问题可以解决，那么中东问题的解决也就并非无望。以色列及其国际盟友应当与哈马斯直接展开谈判。这个想法其实并不新鲜，2009年3月由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前共和党参议员查克·黑格尔（Chuck Hegel）和南希·卡斯鲍姆（Nancy Kassebaum）等几位很有影响力的人士组成的两党小组就曾向奥巴马总统如此建议。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哈马斯带进谈判之中，让他们有理由可以与严肃的谈判者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或者更糟：如果以色列人成功地将哈马斯的领导人全部暗杀），那么剩下的将不是巴勒斯坦的温和派人士，而会是圣战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马斯不是我们最应该恐惧的，它其实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将北爱尔兰问题与中东问题进行类比是要提醒人们中东问题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任何曾撰文批评过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最极端、最缺乏理性的反应其实并非来自中东，而是来自海外侨民。我们也不会因此感到多么诧异。无论在克罗地亚或者亚美尼亚，在希腊或是波兰，只要是涉及到敏感的民族问题，总是这些国家遍及全世界的侨民的表现最强硬。土耳其在“一战”中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生活在亚美尼亚的人们很清楚自己的先辈遭受的苦难，但是带头在国际社会对土耳其人大加斥责的是定居海外的亚美尼亚人；而在亚美尼亚国内，人们则把和自己的邻国土耳其共同生存、互相贸易看得更重要。
与之相似，克罗地亚侨民在最近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表现得要比克罗地亚的本地居民强硬许多，克罗地亚国内民众为了生活能回归正常，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回归欧洲很乐意妥协。塞浦路斯的分裂持续了很久，造成了许多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来自海外各方的恶意干预以及采取极端立场的侨民的资助，这种分裂局面早就收场了。这样的情况在巴勒斯坦也有，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犹太人。如果不是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政府的游说以及给以色列提供的财政支持，以色列定居者运动中的极端分子绝无可能获得他们现在所拥有的政治上的优势和影响力。只有等到海外犹太人组织内部的极端分子（以及他们在上层政治圈子里的朋友）被边缘化时，对以色列有效的外部压力才会形成（除非他们被边缘化，否则难以形成对以色列的有效外部压力）。正是因为克林顿总统选择无视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在美国的支持者和筹资者，新芬党才会陷入孤立，格里·亚当斯也因此看到自己除了妥协以外别无选择。我们希望乔治·米切尔能够理解这一先例的含义。
总的来说，继续追求旧的“和平进程”和“路线图”毫无意义。对和平的实现真正关键的人不相信这些。我们若是将困难问题留到最后，我们也就摧毁了各方对于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心。目前重要的事情是说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去另辟蹊径，除此以外别无选择；选择这条路会带来的益处不仅仅是当下的，也会是长久的，如果拒绝选择这条路将会导致令人无法接受的损失。只有外部力量参与进来，尤其是美国和欧盟的参与才能说服巴以双方，但是如果他们继续说一些陈词滥调，或者默然接受别人的陈词滥调，或者继续听从海外侨民组织表达各种偏见，那么他们就没法说服谁。
应当立即让“极端分子”加入到对话中来，另外要把那些妥协的温和派缓慢地推到边缘以免他们的存在破坏人们对和平进程的信心。耶路撒冷问题，对以色列的承认，对巴勒斯坦回归权利以及过往损失的承认等看起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得到我们的优先考虑。围绕领土问题的处理有可能没完没了进行下去，这些问题可以推迟处理或者交由二级官员进行讨论。在谈判一开始就应该商定好，要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一些细节非常多的商定，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困难，但是无论怎样的困难都不应该推迟双边协议的建立。美国和欧洲都需要对巴以双方施加影响力、压力乃至强力。以色列人长期以来一直称阿拉伯人只有在强力面前才会做出回应，这点对以色列来说也同样适用。
我们知道，政治是可能的艺术。我不知道针对中东问题采取某种解决方案是否可能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它不能，那么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不会有未来，尽管目前只有巴勒斯坦人明白这点。但是哪怕是最迂腐的政治家也应该有足够的智商看到这一想象中的妥协可以带来的益处，特别是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妥协怪罪到不可抗拒的外来压力上面。今天阿拉伯国家所能够妥协的程度是一代人之前所不能想象的。现在的以色列被一些智力平平的人所领导，它目前面临此前从未有过的很有意思的可能性，如果它知道怎么去抓住这些可能性就好了。以色列可以通过与对其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盟关系，最重要的是和土耳其甚至俄罗斯建立紧密联系，由此它可以很容易地令它的区域关系稳定下来。
在这样的前景下，对于以色列而言，和一个动荡的巴勒斯坦国共存的风险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一个通过适当方式建立起来的巴勒斯坦国不应该比其他国家（比如以色列）更不稳定。另外巴勒斯坦没有核武器，而以色列有；巴勒斯坦也没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它也就不会像以色列那样常受到诱惑去莽撞行事：我们常在以色列的某些群体听到他们用“参孙情结”来表达自己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意妥协的决心。
但是现在的时机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一旦有足够多的巴勒斯坦人从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及其对该政策的顽固态度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放弃建国的目标，以色列也就失败了。以色列将被迫面对我在本文开头列举到的几个选择，除非它选择建立一个两族共存的国家（对以色列来说最不可能的选项），那么它将注定永久成为被世界孤立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时间对谁都不利。我们应当想想，这个世界没有哪条自然规律说一个解决方法早晚会自己产生。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已经这么做很久了），或者把事情交给巴以两边无能的平庸之辈来解决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由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对巴勒斯坦人做出的恶劣行径，巴以乱局目前是全世界反犹主义复苏主要的直接原因，它十分有效地为伊斯兰极端运动“征召”了新成员，它让美国和欧洲在这个世界上最敏感、动荡地区的外交政策成了无稽之谈。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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