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的国贸三期，在某种程度上，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已然构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小型社会。
这栋摩天大楼的气质由生活其间的人共同塑造，同时又有更多的人争先恐后跻身其中，被它的气质吸纳。银行家、投行经理、石油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
穿过国贸三期那扇4.5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你来到9米高的大堂。地面由金黄色的大理石铺就，那是从以色列专门运来。四面是镶着金箔的仿古窗棂墙面，头顶上4组500公斤的彩色玻璃泡吊灯，由600个人人工吹制……这一切都确定无疑告诉你：欢迎来到新世界。世人眼中的职业精英同处同一个空间，它既是“塔尖人群”的私人游乐场，又是“新生势力”逐梦的淘金河，他们共同追逐着贵族的名望、资产阶级的财富、技术精英的智慧和富足人群的悠闲。他们在此寻找自己的同类，更多的时候，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却又相互厮杀。
这种欢迎带着某种威严与告诫。挑高的天顶和广阔的空间使访客的气势不自觉地削减，虎眼石镶嵌装饰的玻璃墙面和7米高的壁画提醒着你：不要轻举妄动。
充沛的空间是一种资格和实力的体现，透露出不急于把每寸土地都转化为商铺的泰然。就像是前台黑色西装的服务人员的裤腿没有一丝褶皱，大堂里总是四季如新地摆放着光鲜的植物，无论何时你都无法在上面找到一片枯枝黄叶。
它并不打算隐瞒这种富饶。20毫米厚的钢化玻璃铺满了整栋楼330米的高度，通透的观感构成了一种全球通晓的语言——它是现代而包容万物的，仿佛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进出。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经常跑到32层的中转大厅玩闹，一个戴着小红帽的外地旅游团把这儿当成景点浩浩荡荡地走过，杂乱的脚步声在大堂里回响，也并没有人阻拦，这座摩天大楼似乎秉承了这类建筑20世纪80年代诞生时最初始的意象——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志。
但在写字楼大堂水牌上，会显露出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端倪。黑色水牌上烫金字体的公司品牌之间似乎暗含着某些联系，它们都是卓越而具盛名的，就如同名人之间的合影，人们总是倾向于和自己地位等级相似的人站在一起。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名称都被允许刻在上面，一家庞大的保险公司就曾被拒绝成为这座写字楼的租户，理由是人员流动性过大，而也很少有媒体公司在这里驻扎，他们确实是付不起全北京最昂贵的房租——
这栋楼的6到56层里，有至少37家世界500强企业，每月每平米需要支付的租金是
513元。
但每当追逐梦想的人成为这栋楼里的一员时，总会告诉自己，这是值得的。百米高的出租空间就像是一块悬浮的新大陆，很难不让人产生权力与财富尽在掌握的快感。
奔波无国界的职场精英们不需要护照上的国籍，类似这里的商业中心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在此寻找他们的同类，相认相知，终能放下他们的行李，落脚栖息。
穿梭于这51层写字楼之间的男士大多穿一件熨烫平整的衬衫，领子多半浆过，套一件西装，身材呈现出一种精明的瘦削；女士的标准配置则是以优雅见长的品牌服装，穿西装套裙则凸显了一种更高的地位。
几乎每个人都会拥有两部手机，其中一部往往是普通人很少会选择的黑莓，当有新的邮件到来时，会闪起令人心惊肉跳的红灯。
在这里，你很难看到国有企业里司空见惯的秘书职位，尽管工作性质相似，但他们显然更愿意称自己为行政，或者，助理。也没有人愿意被称作会计，他们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这样说：我是做财务工作的。
他们会向业外人士不厌其烦地介绍行业内的阶级划分，比如外资大行大于外资小行大于内资大行，而内资大行则大于内资小行大于合资行，最后合资行大于律所大于四大。
这些话最有可能是从茶水间里传出来的，那里是坊间新闻的聚散地，人们谈论着诸如某公司在中小板IPO，老板夫妇身价一夜过亿，某只股票连续十几个涨停板，或者因为邮件群发失误导致的业内情感绯闻。
也有人不关心这些。一个石油公司的人在卖从创意手袋到手绘手机壳的小玩意儿；一个较真的律师为了一件小事跟银行干了起来，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普及法律知识，直至对方崩溃；而她的朋友则成立了一个速配组织，每周拉着国贸的单身男女去唱歌，只可惜，这些年来只成功了一对，最后还离了婚。
这个由瘦长的钢结构体系支撑起的80层平面把空间分隔得井井有条，很多白领从未去过楼上或者楼下的任意一层，好似其他任何层都不曾存在。对他们而言，在职场上保持必要的距离感是一种必备的素养，因此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办公空间是一块严格私蔽的疆土，不被外人侵入。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属于整栋大楼的共同秩序。他们大多数彬彬有礼，不会过分亲密，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他们说话得体，即便你对着他们吼叫，他们最后也会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鲁莽而自惭形秽。
这种不曾落在纸面上的秩序感贯穿了整座大楼。一个姓许的投行员工曾经因为没来得及换衣洗澡而在第二天受到冷眼相待；一位穿着鱼嘴高跟鞋的姑娘来律所上班，因为露了趾甲而挨批；一个海外归来住在双井富力城的ABC天天打三蹦子上班，每次碰到他的老板，老板都假装不认识他；而一群在吸烟区抽着烟的男性投行员工之间，一位姑娘被很自然地排挤了出去。
不过，
若是位于职场生态链的上游，便也具备了打破这种秩序的资本，例如，一位律所的资深律师并不会因为自己每天穿着拖鞋上班而感到不安。
这座大楼里一共设有90部电梯，即使是2010年开业至今就在此工作的员工也很难说得清它们一一位于何处。其中四部电梯的速度达到了每秒10米，从底到顶不超过40秒。
电梯快速运行时，人的耳朵会有明显的胀痛感，因为一些客人投诉电梯升降实在过快，管理人员甚至调慢了若干部电梯的速度。
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令一些初来乍到的新人感到不适，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急速上升的电梯正是实现自我满足暗示的最佳场所：升得越高，踩在脚下的场景就越不值得留恋。
对很多人来说，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雄伟姿态，正与他们白手起家步步登攀的职业梦想构成了完美契合。
在39层，一位叫作李义龙的财富管理总监拥有200人的团队，他的独立办公室与外部空间被一道玻璃门隔开，而在10年前，他窝身于一家咨询公司的100多个格子间中的其中一间，每天加班至深夜。
“我毕业时去上海玩了一趟，看到到处的摩天楼，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在高楼里上班。”10年之间，他从金融街来到CBD的华贸中心，又从华贸最终到了国贸三期。
他每天8：20从东三环的家里来公司，晚上7:00离开。他有严格的饮食计划，早餐是面包牛奶鸡蛋沙拉，午餐水果，晚餐必须喝粥；他有20多套西装和领带，30多种口袋方巾，有时还戴绅士领巾。
这是他从原先花旗银行的老板那儿学来的，那位老板每次出门都拖着十几箱行李，装着不同款式的服装。
他有自己的活动日记，定期整理所有新朋友的名片，在他家中墙上有一张纸，上面归纳总结了各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联系方式，并且制订完善的人脉拓展计划，定期与这些人见面。
他甚至觉得家里的沙发太舒服，容易让人懈怠，就在阳台上弄了个茶座，逼自己思考问题。
最令他欣慰的是，父亲从老家来北京看病，他开着车带着父亲特意路过了这里，在光华路上，他在央视工作的夫人指着这栋楼说：“义龙在这边，我在那边。”
但他和这栋楼里的无数白领乃至金领对于一件事都心知肚明：在大多数时候，这里并不显得那么温情脉脉。
Julien用12年的时间奋斗得来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国贸三期的11层。外面是200多人共同办公的开放区域。但他尽量把门打开着，试图维持原先和下属一起奋斗时的那种亲密感。
独立的办公室，让他感觉到一种危险：在一个没有人敢批评自己的地方，你的思想往往容易流于主观。他的直系上司常驻香港，也很少对他的工作提出意见，这让他总担心略过自身的漏洞。
办公室的绿化区有厚厚的卵石和蕨类植物。他当年的女朋友——也是他如今的太太，抱着女儿的照片，是他办公室里唯一的私人物件。
1997年，加入仲量联行(JLL)的第一年，Julien几乎没怎么见过太阳。他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在JLL的中国代表处工作。加上国外的同事，一共只有5个人。当时办公的地方在京伦饭店的406和408房间。半年后，因为业务扩张，他们搬到京伦饭店地下一层的一个接近100平米左右的办公区——地下室的租金很便宜。
天还没亮，他就从八宝山父母家中出发，坐地铁到复兴门，然后坐环线到建国门，再转1路或4路、52路到国贸下车。那时候地铁一号线还没有贯通，通常路上要花1个多小时。
三年里，他始终保持着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强度。除了大学起就交往的女朋友，他几乎没有可分心的私人事务。每天下班回到地面以上时，外面已是华灯璀璨。周六下午他也从不休息，搭汽车去看楼，那三年他记住了北京每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的位置、层数、层高、洗手间的位置、是否有落地窗，有没有窗台，进深如何……直到他确信每一座楼的骨骼和模样都融入了他自己的血液。
“我当时的老板跟我说，如果你要想比别人做得好，得下苦功。同样有机会花10天的时间准备presentation，你得花最短的时间，才能战胜别人。如果在课外下了很多工夫，那么你可能用1天的时间用英文去提案，1天的时间去准备这些PPT，8天的时间你要去思考为什么提供这个建议，怎么能够符合客户的要求，能够帮客户找到方案，每种方案的风险，你要能够一一去分析。”
这15年，他已经拥有一个外企高层所必需的最理性的情绪，能够与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和平共处。他维持着早上8点前到办公室的习惯，也从没有在下属面前红过脸。直到他拥有自己的女儿，他才感觉到自己长久以来的过度理性。
“没有女儿之前，常常会觉得孤独。事业到了一定的层次，非常顺利，但工作再也不能带给你让你足够兴奋的动力。那时候我相信，即使再好的工作，也不会是你最终极的目标。”
2006年，女儿出生之前不久，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至今记得，那天阳光明媚，空气中几乎嗅不到污染。早上6点，他接到哥哥的电话，说父亲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他愣住了，那是印象中第一次没有考虑“当天的工作要怎么完成”。他父亲是个普通的火车司机，只给予他一个普通的家庭，并教育他清白地追求成功。好几天里，悲伤和震惊没有给他的理性留下任何余地，他觉得“从心理上摆脱了理性的束缚”。
孩子也是他摆脱过度理性的伙伴。在追逐事业的那些年，他和妻子的设想是维持丁克家庭。唯一鼓励他想要孩子的理由，是相信分娩对妻子的身体有长远的益处。他心底里“觉得要孩子没什么价值”，尤其从养老的角度。甚至他问过每一位朋友，为什么需要孩子。
他们的回答莫衷一是。后来他才发现女儿的出生，让他找到当时正在模糊的方向感。直到现在，他都相信自己克服危机的能量来自家庭，以及和妻子从大学起就培养的相互信任。2000年，他获得去澳洲悉尼分公司和旧金山分部培训的机会，在出发之前，他毫不犹豫地向女朋友求婚，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尽管公司提供的费用只供一个人的花销，他还是带着新婚妻子开始海外培训，靠着之前的积蓄谨慎度日。他相信亲密关系产生的道德感，是一个男人献身事业的基础。
当他有了自己的团队，从原先的20个人到现在的200多人，和男下属经常沟通的一个观念仍然是：家庭。这本是外企里很少涉及的话题。周五晚上，他经常会邀请下属去中国大饭店的Aria酒吧喝酒。他会对团队里那些80后的年轻人说：“一个男人要真的想做成一番事业，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这样你才能懂得怎么样去工作。”
2005年，他开始负责写字楼商业地产方面的团队管理。4年之内，他带领22人的团队将仲量联行写字楼业务的业绩翻了5倍，占据了北京市场的40%。公司为了执行本地化战略，决定将Julien擢升为北京地区的副总经理(为他成为总经理做准备)。
让他意外的是，他的上司无私地和他分享了他过往的经验，希望Julien能从中尽快摸索自己的道路。这让Julien第一次意识到这家公司的精神核心：不害怕甚至鼓励培养自己的竞争者，当自己足够强大时，就不必恐惧被边缘的危险。
他从前任身上看到了对权力和经验高贵的让渡。毕竟，在Julien担任北京区的总经理时，他的前任仍会留在中国。尽管前任会履行更高的职务，但仍需要向Julien汇报自己在北京地区的工作。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智慧中，“一山不容二虎”的观念根深蒂固，每个人都恐惧失去实权，并想尽办法腐蚀对方的权力。
当他自己逐渐摆脱了这种恐惧之后，给予下属更多的是时间——从工作第一天开始，他就认识到那是最宝贵的东西。原先那22人的团队里，他经常让属下将演讲录下来，自己进行补充，然后和对方一起重听录音，向他纠正哪里讲得不对。这无疑是最信任的姿态——如果他自己完成可能只需要两小时，但如果要示范纠正，可能需要花上7个小时。每逢新年，他也会亲自给长期的客户亲手写上几百张贺卡，他就是这样无声地表达对别人的重视。
虽然商业地产咨询业的人员流转率非常高，但原先那22人的团队，有一半以上都坚持在他身边。最终，那些曾经离开的人，都开始逐渐回归到这种崇尚“传帮带”模式的公司。即使他们无法享有别的公司的固定薪酬，但他们无疑更需要这种在每个细枝末节之处都愿意提供示范的文化——对Julien自己而言，他原先也是被这种文化所驯化，而今又成了这种企业精神的象征。
毕业16年，他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今年年初，他在新加坡参加大区会议，还碰上了11年前在澳洲、美国培训期间的上司，他们都还在为同一家公司效命。这让他更加信任自己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