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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概念提出40年后，英国记者进一步揭开了情绪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

社会学吧 · 公众号 · · 2024-02-27 17:00

正文

榨取女性的情绪价值，却不告诉她们，这令女性，尤其是照顾家庭生活的中年女性，总是感到精疲力尽，甚至怒不可遏。

并非女性天生就擅长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而是女性从小被教导要为他人的“好心情”付出努力、投入时间并作出牺牲。在当下的社会，女性被期待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但这并不是所有人可以看到的事实。女性的情绪劳动往往是隐形的、无偿的，甚至不被承认的。

同时，社会体系教育女性应该为男性提供情绪劳动，男性的存在和情绪体验优于女性——情绪劳动中的不公平也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情绪劳动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分外重要，但情绪劳动的价值却并不真正被认可；对情绪劳动的不公正分配正在构成对女性最为隐秘的剥削，阻碍了性别平等的进程。

1983 年，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首次提出了“情绪劳动”的概念；四十年后，英国记者罗斯·哈克曼在自己的新书《情绪价值》中进一步揭开了情绪劳动的真相。

哈克曼历时七年，采访了数百位女性，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性别研究，透视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完成了这项关于“情绪劳动”的鼓舞人心又令人愤怒的研究之作。

哈克曼将情绪劳动被忽视的价值公之于众，揭露了情绪劳动在性别间的不平等运作，以期唤起读者对现存性别秩序的全新思考。

以下内容摘编自中信出版《情绪价值》：

一、女性的情绪账户已经被透支

世界各地的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管理、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感受，以对他人的感受产生积极影响。

女性被不断告知要微笑，并有义务让他人开心。女性不仅要对自己的情绪表达负责，还要对他人的感受负责。

在家庭中，女性会被期待要不知疲倦地投入精力、努力和时间，为家庭打造愉快的情绪氛围。例如，默默地营造或重塑个人情感、归属感或彼此的联结感，或悄悄承担起那些没人想做却对大家有益的杂务劳动。

在关系中，女性被训练要管理易变的情绪和脾气，并一直要将他人的感受、经历和欲望置于自己之前。

在工作中，女性被迫扮演本职工作以外的角色，比如为取悦他人而扮演母亲或性感女郎，但很少能获得实际好处。

在大荧幕上，女性的才智、道德和人性取决于观众对这些女性的表情与表达方式的感受，而不是基于她们所说或所做的事情。

甚至在大街上，女孩和女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陌生男性告知要温柔要微笑，最终，她们通过痛苦的经历学会：如果不笑，惩罚就可能随之而来。

情绪劳动的训练很早就开始了，女性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修饰自己情绪的表达，以迎合和提升他人的情绪体验。四十年前，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首先提出了这一术语。她当时写道：“由于缺少其他资源，女性将感受作为资源，并将其作为礼物提供给男性，以换取她们所缺的其他资源。”而我们早已习惯女性在私人领域无偿地承担这种工作，和承担其他无薪工作一样。

自“情绪劳动”这一术语首次提出以来，对情绪劳动的研究和理解始终局限在学术界。这一事实非常不利于针对这种持续存在且有害的不平等问题进行对话，而这种对话是整个社会迫切需要的。通过持续的以情绪为中心的行为，女性在职业和私下环境中的角色在世界上被固定下来：照顾者、劝解者、倾听者、共情者、从属者。

表达同情很糟糕吗？不。用情绪帮助他人很糟糕吗？不。但期待女性应该主要负担这种角色的行为应该停止。

女性的情绪账户已透支，但要在社会上生存与前行，却需要继续做这些不被重视的工作。这种期待指向一种习以为常、令人不安却持续已久的权力分配。这些期待不只是生存在男权社会的后果，也是我们依旧在男权社会中的重要原因。

二、性别平等已实现是一种幻觉

过去一百年，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女性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变化。1920年，美国女性取得了投票权。这一进步最初的受益者是白人女性，最终，1965年通过的《选举权法》将这一权利赋予所有美国女性。自1950年至今，女性占美国劳动人口的比例从三分之一提高至近一半。1972年，所有人（美国）都可以合法避孕了。1973年，堕胎合法（美国），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也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进程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但最后一项权利只保持了五十年。

202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人意料地推翻了联邦堕胎权，突然剥夺了数百万人的自决权和身体自主权。基本权利的倒退是如何发生的？性别平等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其实并没有。我们生活在性别平等已实现的幻觉中，只要环顾四周，就能发现有非常多的迹象指向相反的结论。事实上，父权制在今天仍然盛行。女性仍被置于男性之下，女性的痕迹经常因男性的利益而被削弱、被擦去，且性别权力分配的基础仍未改变。

男性仍被视为一家之主。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男性，就会被视为不完整、有缺陷的。人们仍期待女性婚后使用男性伴侣的姓氏。即使越来越多的女性（但仍是少数）选择保留自己的姓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男性仍是将姓氏传给后代的人，这意味着家族的名字属于男性，至少在名义上，女性的贡献被一代又一代地抹去了。

迄今为止，美国只有男性国家元首。2022年1月，美国国会女性议员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149名女性拥有席位，占全部国会成员的26.9%，但也只刚过四分之一。截至2022年2月，《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只有31位女性，占总数的6.2%，比例极低。2021年，美国最富有的十个人都是白人男性。另一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中，也更可能成为低收入工作者，其中黑人和拉丁裔女性比例最高。

是的。女性已经取得了进步，但这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女性被期待承担情绪劳动的重任并非偶然。

经济学家报告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几年里，女性的辞职率是男性的两倍。2022年初，男性基本恢复就业岗位，但女性就业人数仍比两年前少100万。据说，在这短短几年间，女性取得的经济进步倒退了一代。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女性更多集中在疫情前线低薪、与人接触频繁的服务岗位上，也因为女性可能承担了疫情期间加重的育儿和看护责任。

这场危机只加重了长期以来的隐性不平等。202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如果为2019年美国女性在家中提供的无偿工作支付最低工资，那么其价值可达1.5万亿美元。同年，乐施会的一篇文章称，女性的无偿照顾工作每年至少为全球经济创造10.8万亿美元的财富，这个数字是科技产业的三倍，相当于《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最大的五十家公司的收入总和。

该报告陈述：“这一数字虽然巨大，但仍被低估了。由于数据可用性，这里使用的是最低工资而非生活工资，并且没有考虑到照护工作对社会的广泛价值，也没有考虑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我们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为性别权力而斗争，并取得了关键进展，但仍被隐形、不平等的情绪劳动困扰。女性虽然可以与男性并肩进入正式的工作场所，但她们依然首先被期待承担那些维持经济运转却低薪或无薪的支持性工作，其中包括照护儿童和老人、家务和家庭工作、维护人际关系，以及保持社团活跃与联系的社群工作。人类需要吃饭、穿衣、居住、教育、被爱，感到价值感、归属感和联结感被满足，才能更好地建设经济。

即便经常被低估和忽视，这种支持性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且必不可少的。而我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工作是女性化的，以至于女性成为可以被剥削的对象。用激进女权主义者海蒂·哈特曼的话说，“父权制的物质基础的根基建立在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控制上”。

父权制最精明的伎俩之一，是将所有被视为女性的工作扭曲为女性固有特质、无意识的表达—无论这项工作需要投入多少时间、努力和技能。维持一个让女性几乎没有报酬却为他人（尤其是男性）利益服务的系统的最好方式，就是让社会相信她们根本没在工作。

这一系统的核心就在于情绪劳动。这是女性被期待承担的最无形、最阴险的隐蔽工作形式，并且为了男性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而被剥削。对这样至关重要的工作形式视而不见，并将其甩给女性，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根源。因为其中关键的情绪劳动不仅被忽视，还被贬低，进而又贬低了承担这些工作的人。

三、恢复情绪劳动的客观价值

情绪劳动并非涉及所有的支持性工作，但它对于维持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它是独立的存在，也是许多无薪工作得以维持的动力和原因。

将他人感受放在首位，构筑人与人间深厚的情绪联结，是照顾、抚养子女和社区联络工作的重要一环。但将他人感受放在首位也导致女性被要求承担更多任务和责任，超越单纯情绪的范畴。例如，周末开车送孩子上补习班，拒绝晋升，选择兼职，指导亲戚设置新款手机，熬夜洗衣服。

情绪劳动依赖一个基本理解，即女性应该优先考虑其他人的感受。情绪劳动是当某人想要迎合其他人的情绪体验，让自己的情绪去为那个人工作时发生的事。在这种仅要求女性而不是男性提供情绪劳动的工作分配下，存在一种底层逻辑，即相比女性，更优先保护男性的存在。这是一个男性的生活质量明显更重要，而让女性为此服务的系统。这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两性间的等级差异。

罗斯·哈克曼的作品《情绪价值》揭露并挑战了父权制的这些顽固根源（它们与白人至上主义和阶级偏见相纠缠），揭示了这些体系支撑的一种特殊的情绪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指出了情绪劳动不平等且不公平的分配、系统性低估，以及优先保护男性经验和优势群体，忽视女性经验和非优势群体的后果。

我们要关心的是女性持续面对的，对人生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但却只得到了社会大众轻微的关注。正如《情绪价值》这本书探讨的那样，如果对情绪劳动在家庭、社区、工作环境、大小荧幕上运作的方式有所了解，就会清楚，这是一种被强加于弱者的隐蔽工作，然后又被用来禁锢她们。

这是一种与女性气质联系如此紧密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已经麻木，无法感受女性长久以来如何被强迫服从，并被恶意地维系在这种状态中。但这也是一种深刻、深远、毫无疑问具有价值，而且值得被看到、被重视的工作，只是还需要更平等地进行分配。事实上，放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下，这种工作形式无异于要求我们彻底重新思考我们共同的道德原则和我们对工作的态度。

情绪劳动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其在美国的复现，可以溯源到旧时殖民者带到这个国家的父权制和白人至上主义。哈克曼写道：“这正是《情绪价值》这本书的声音所在，也是通过新闻工作和生活经历，让我相信这本书所讨论的主题的急迫性。”

《情绪价值》是对一种持续未解决的不平等形式的探索，是女性被期待做出牺牲时的愤怒审视，她们被一次又一次推倒在刀刃上，而她们却常常被要求在离开时道歉或微笑。

最重要的是，作者哈克曼相信女性的能动性和女性化工作形式与特质的力量，它对关怀、同情与爱的力量充满希望。这些力量可以引导我们前进，召唤我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图书资料

“情绪劳动”概念提出40年后，英国记者进一步揭开了情绪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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