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号房”丑闻再现，韩国女性向中国网友求助，我们为啥要管……

韩国的“N号房”丑闻再现了……

今年的8月26日，来自韩国大田市的恩敏（化名）开始通过社交平台“微博”“小红书”向中国网友发出求助帖。

她说，在即时通讯应用“电报”上发现大量聊天群，其中有成员创建和分享露骨的“深度伪造”（Deepfake）色情图像。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双新型性犯罪的“手”，正在伸向初高中校园等未成年人群体。

8月29日，相关话题登上国内热搜；8月30号，央视新闻报道韩国“深度伪造”事件，认为是采用新犯罪手段的“N号房”案件重现。

之后，“韩国女性感谢中国网友为她们发声”也登上微博热搜。

也许有人会问， 远在韩国的事件，和我们好像关系不大，为什么值得我们投入如此大的公共资源予以重视？

今天阿信要为你推荐，就是一本能解答此类疑问的新书—— 《屡见屡鲜》 。

《屡见屡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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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作者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牛。

斯·R. 桑斯坦 ，美国当代杰出的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罗伯特·沃姆斯利校级讲席教授，曾任职于美国司法部、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和马萨诸塞州法院，2009至2012年担任白宫信息和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

在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助推》一书。

《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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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沙罗特 ，则是纽约大学心理学及神经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认知神经科学系副教授，情感大脑实验室创始人，知名TED演讲人。

桑斯坦和沙罗特在《屡见屡鲜》中 提出了“去习惯化”这一核心概念，认为生活中你习以为常或者认为与你毫不相关的事情，最终会在我们每个人的漠视下酿成灾难。

如果你被按部就班的生活所淹没，觉得索然无味，那这本 《屡见屡鲜》就适合正在重拾幸福与创造力的你读 ……

习惯化是生物的天性

早在30多亿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只不过，你真正看到它们时，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你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实在太不明显了。

它们没有腿，但是为了找到营养丰富的环境，它们学会了游泳和翻滚。

而且， 即便是这种原始的行为，也已经表现出了习惯化的特征 ：当环境中的营养水平处于恒定状态时，我们的祖先会以一个恒定的速度翻滚，就像它们使用了某种自动驾驶仪一样。

这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人类大脑中。这就是你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待几分钟后就不再注意到二手烟味的原因之一，也是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最初让你非常恼火的背景噪声的原因之一。

你也会习惯于其他更加复杂的环境因素（如财富、贫困、权力、风险、婚姻和歧视），而且这种习惯化全都涉及不同神经之间的主动抑制。

你的大脑进化出了很多不同的机制，既包括只涉及单个细胞的机制，也包括涉及更复杂的神经系统的机制，但是它们似乎全都遵循着同一个根本原则。

这个原则的表述很简单： 当一些令人惊讶或意外的事情发生时，你的大脑会做出强烈的反应；但是，当一切都可以预测的时候，你的大脑反应就会比较小，有时甚至根本没有反应 。

在星期一激动人心的一个事物，到了星期五就变得平淡无奇了。这是因为， 我们对一切都变得习惯了，即 习惯化（habituate） 了。

“习惯化”意味着我们对重复刺激的反应越来越小。这是人类的天性。有研究表明，到热带旅游胜地度假的人，在抵达后 43 小时内就开始对热带的魔力“习以为常”了。

当你观察到人们一遍又一遍地以同样的方式做同一件事情时，你的大脑就会停止记录他们的行为，即大脑停止做出反应。在某种意义上，这时你就完成了习惯化。

我们对我们生活的世界中的规范已经习惯化了，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或者从一个年代穿越到另一个年代（例如在看老电影时），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人所不能看到的一些东西。

例如，吸烟在某些时间和地点并不是一种不好的行为，相反，它可能是一种很酷的行为，有时甚至显得很浪漫，但是在其他时间和地点，吸烟却会表明你不关心自己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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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异常被习惯化之后

逐步扩大的灾害也会被视而不见

米尔顿·迈耶的经典著作《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和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未完成的回忆录《解读希特勒》对纳粹统治下普通人的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描述。

尤其是后者，在令人震惊、让人窒息之余，还给人一种现场感，即让你觉得在希特勒崛起的过程中，你每时每刻都在场。

哈夫纳是一名记者，真名是雷蒙德·普雷策尔。他在英国流亡期间开始使用这个化名，以免危及他在德国的家人。

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理论家，但是他打断了自己引人入胜的叙述，致力于解决一个更宽泛的问题： “什么是历史，历史发生在哪里？” 他写道，大多数历史著作给读者的印象是，“历史只有不超过几十个人参与其中。

这些人恰好是‘国家这艘大船的掌舵人’，他们的行动和决定就构成了所谓的历史”。在哈夫纳看来，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我们这些匿名的普通人”绝不仅仅是历史“棋局中的棋子”。

哈夫纳谈到的很多东西都涉及习惯化。

作为一名德裔美国记者，迈耶在 1935 年曾经试图与阿道夫·希特勒见上一面。他没能见到希特勒。但是他确实曾在纳粹德国各地旅行和考察。他惊讶地发现，纳粹主义是一场群众运动，而不是少数恶魔的暴政。

了解到这一点之后，迈耶断定他原来的计划全错了。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德国的普通人—像他自己这样的普通人。在德国人身上，“发生了一些在我和我的同胞身上没有（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1952 年，迈耶重访德国，寻找纳粹主义当年“成功”的原因，并探索民主何时以及是否会崩溃为法西斯主义，以及人们如何实时地对法西斯主义做出反应并对它习惯化。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迈耶决定深入研究下去。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 10 个人身上，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纳粹党的成员。

迈耶得出的最令人震惊的一个结论是，除了唯一一个“部分例外”（即一位高中教师），10个研究对象中没有人“对纳粹主义的看法与我们有任何相似之处”。

大多数人都认为纳粹主义是一种暴政，它奴役或谋杀公民，侵犯人权；但是迈耶的这10个研究对象“不仅在 1933年之前不知道纳粹主义是邪恶的，而且在1933年到1945年间也不知道它是邪恶的，甚至现在仍然不知道！”。

其中一位语言学家指出， “转变的每一步都是如此之小，如此貌似无关紧要，又似乎有很好的理由，只是偶尔显得令人遗憾”。

以至 “人们看不出它已经一天天地发展起来，就像农民看不出他田地里的玉米每天都在长高一样。然后，到了某一天，它变得让所有人都无力承受。”

一位接受迈耶采访的德国公民是这样说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场合，都比上一次、上一场更糟，但是只糟糕一点点……”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当一个事件永恒不变地存在着，或者频繁出现，又或者只是非常缓慢地变化时，就会发生习惯化。即便最终是一个大爆炸，如果在它之前有一个稍小一点儿的爆炸，然后在那之前又有一个更小的爆炸……

以此类推，那么最后的大爆炸也有可能被忽略。

这也是局外人的通常经验，他们只有等到步骤 D 发生时才会意识到自身环境之外出现了可怕的情况，因为他们没有直接接触过步骤 A、B 和 C。

那些从外界惊恐不安地观察着这种可怕情况的人可能不太容易习惯化，于是可能会选择挺身而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努力打击那些造成伤害的人，而不是仅仅当旁观者。

对这种现象有明确认识，会帮助更多的人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并及时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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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习惯化实现屡见屡鲜的未来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曾经对“生活的实验”（experiments of living）大加赞颂，我们从他这个术语中引申出“生活中的实验”。

穆勒经常强调从一定距离之外观察一个人的信仰、价值观、规范和处境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对它们进行评估，进而明白做出改变的可取性。

你如何评价和感知对象、概念和事件，甚至你能不能注意到它们，都取决于具体情境。价值观和感知取决于你在同时期观察到了哪些其他对象，经历了哪些事件，以及你在过去曾经获得过什么经验。

例如，在看到一张面孔的时候，你对它是不是具有威胁性的判断，取决于你所看到的其他面孔。当你周围都是有威胁性的面孔时，你会对这些面孔习惯化。

或者，再想象一下，假设你的任务是判断哪些研究计划是符合伦理规范的，哪些是不符合伦理规范的。

如果在一大堆研究计划书中，有很多是明显不道德的计划，那么你就更有可能批准那些有一定问题但算不上明显不道德的计划。评价和看法取决于到底什么是普遍的。

因此， 如果与众不同的事物变得很普遍，你的看法就会改变，你对对与错的看法也会随之变得不同。

马可·波罗彻底改变了他所处的情境。当他在24 年后重新回到意大利时，他已不再习惯欧洲的习俗和文化。但是他的旅行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他 一个人完成的“生活的实验”所改变的，绝不仅仅限于他自己 。

马可·波罗将他观察到的一切与家乡的人分享，先是口头分享，后来又汇集成了《马可·波罗游记》 一书，详细描述了他的旅行，它向欧洲人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世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自己生活的全新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可·波罗也是一个去习惯化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