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至16日，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吸引了8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成为促进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合作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在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般意义上而言，国际公共产品是指使不同国家或地区受益的公共品，比如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从接受者到研发者和供给者，近年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深度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哪些创新，又面临何种挑战？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安全、环境污染、贫困、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严峻程度加深；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形成了新的国际力量结构；新兴经济体、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参与扩充了国际行为体的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发展理念和知识丰富了全球发展理念。
2024年7月21日拍摄的广西北部湾港防城港港区繁忙的码头（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这一系列变化，推动了全球发展进入到多元相互依存的复合性关系，传统国际公共产品体系面临挑战，全球期待一个适应全新时代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和分配范式。一方面，西方大国主导下的传统国际公共产品体系由于其历史烙印和不合理的体系设计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合法性与合理性越来越令人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显现出不足与困境。西方大国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促进合作等方面的核心作用在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国家正在不断塑造着日益多极化的全球体系，传统的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发达与不发达的结构关系已经逐渐被多元相互依存的复合性关系取代，新兴国家主动参与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体系，已经为全球和区域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公共品。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正在经历转型，未来的国际公共产品将呈现去西方主导化、去改造化、去条件化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为中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奠定了基础，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贸易额飞速发展，同时通过国际援助向全球提供发展资金。据《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仅在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总额就达到2702亿元人民币。中国提供的发展资本在不干预内政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具有主权资本为主和成本比较优势两大特点，为既有国际公共产品体系的资本供应提供了多样性的补充。中国还向全球提供新的发展机制：一方面，深化在既有联合国机制下的多边体系中的参与和影响；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南南合作的机制和机构层面的制度构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成立，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等区域性合作机制。此外，在过去75年的发展中，中国在工业化、农业发展、减贫、基础设施建设、引进与利用外资和技术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些中国自身的发展实践经验正在形成新发展知识。新发展知识是基于传统发展知识和对其反思而发育的，强调特定国家的历史经验，承认不同社会结构和行动者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多样性表达，新发展知识的兴起正在改变传统发展知识的垄断格局。中国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和分享，并在区域发展中得以复制的成功经验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中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公共品，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倡议和开放战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经历反对帝国主义和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国具有全球自觉性和全球价值观的基础，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上，发展合作将不再是直接的发展道路转移或者是发展道路的分野，而可能是有机的聚合。传统和新兴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已呈现出在全球发展议题上的聚合，在承认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基础和方式多元性的前提下，有望形成互相联系共同推动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新途径。从理念到宏观架构、从平台机制到具体的发展项目和经济合作，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机制创新的国际公共产品。
2023年11月14日，参加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的嘉宾在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大茅村的农业科创中心参观。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其中，农业、减贫、卫生和气候等是当前触及全球最脆弱国家和人群的四个最为关键性的领域。农业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提供粮农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参与全球民生治理的重要领域。除了直接的物资和紧急粮食援助外，中国在农业领域的公共产品提供反映了中国将发展经验平行转移的特点。从20世纪70年代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80到9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目前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等都是直接表现。与传统援助国先构建理论再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相应技术和制度的路径不同，中国农业等领域的知识技术分享注重实效性，分享方式注意多样性，强调实地中的学习和对口帮扶。比如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注重在非洲建立基础设施场地，与非洲当地专家和农民进行互动式学习。商务部培训中心也注意采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多边和双边相结合的培训方式；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挑选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案例，对特区试点经验、农村人口脱贫等方面的经验给予系统总结，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推动中国技术和知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我们将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至非洲农村，尤为体现这一点。十几年前，我在坦桑尼亚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农民户均拥有十余亩地，玉米是主要粮食作物，却只投入一两个劳动力，耕种方式更是随意粗放，漫天撒播，以至于每亩地玉米种植量不足1000株，而在中国，这个数据是4000株；当地亩产150斤到200斤左右，仅为中国产量的五分之一。为打破困境，提高玉米产量，我们因地制宜，提倡少种一点地，把劳动力集中在一亩地上。在莫罗戈罗省佩雅佩雅村，我们以绳度量，提出按照35厘米株距、75厘米行距进行播种，并配套除草保墒等田间管理技术。方案提出后却遇冷，当地农民只是围观，不愿实行。几番做工作，有三户农民愿意在自己的田地上进行试验，其中便有当地农业技术推广员毕尚加，“中国是农业大国，他们的农业专家知道怎么更好种植玉米。”2018年，“小技术，大丰收”项目在莫罗戈罗省得到推广，成为“千户万亩玉米增产增收项目”，项目获评联合国南南合作最佳案例，并被纳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九项工程”中的“减贫惠农工程”。从广种薄收，到精耕细作，产量倍增，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地力增产的同时消耗也快，如何恢复地力？
我们首先想到了大豆，2021年我们在玉米地里套种大豆，这即是“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大豆可以肥田，还可以做成豆浆，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营养价值。我们同时手把手教当地农民如何制作豆浆，改善妇女儿童营养摄入不足问题。“小豆子”与“大营养”这两项技术最终有机整合，成为符合当地实际需求的生产技术，并不高大上，反而小而美，却非常有意义。从“小技术，大丰收”到“小豆子，大营养”，从种植到营养，形成了闭环。今年8月，我们的“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团队受邀参加坦桑尼亚国际农业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在非洲影响非常大，总统等政要都去参观指导考察。会上，我们展示了手摇机器给玉米、大豆脱粒以及如何用石磨制作豆浆的方法，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中方承诺将与非洲各国在粮食种植、仓储、卫生和植物检疫、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实施合作项目并提供技术支持，帮助非洲国家以本国农业生产和加工为支撑保障长期粮食安全。三年后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中方表示将帮助非洲加强能力建设，通过开展专家交流等方式向非洲转移包括分子级别植物疾病检测与识别、种子检测认证等在内的多类型农业研究新技术、新成果，并借助于深化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建立中非绿色农业发展研究中心等途径帮助非方培养青年农业科研领军人才，积极促进技术交流、联合研究和技术推广等。此外，中国还在柬埔寨援建了桔井农业技术学校，在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格林纳达等国开展了农业技术合作项目，为有关国家培养农业技术力量搭建平台，为受援国的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服务保障。与此同时，农业技术合作的规范化、机制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澜湄合作是典型代表之一，2018年中国和柬埔寨等6个澜湄合作机制成员国发布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农业技术被列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合作领域；此后，各方又于2020年通过了《澜湄农业合作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旨在进一步发挥澜湄农业合作中心的平台作用。近年来，中国积极调整自身在国际公共产品治理中的角色，从接受者到研发者、供给者，尤其基于自身历史根基，聚焦经济、安全、治理、理念等不同类型国际公共产品开始探索贡献的新路径和新机制。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郊的乌干达水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一名当地员工在池塘边与来自中国的水产专家交流（2022年12月21日摄）。新华社发（阿佳拉·纳瓦达 摄）整体来看，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中显示出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点。其一，中国有着多元化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建设，既注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传统多边机制，也注重开发新兴的渠道和机制。中国注重通过既有的多边渠道进行供应，尤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作为主体供给机制，为联合国系统贡献经费与人力支持，且提前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减贫指标；中国也参与一些区域或议题为核心的公共产品供给平台，在G20、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多边和区域平台积极作为；与发展中国家一道，中国注重激发亚非等区域国家的参与，尤其是脆弱性国家和人群，比如2013年，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对话会的发言中提到“中国政府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专门安排２亿元人民币支持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由此可见，中国在通过一些新兴机制和平台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也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平台，寻求与已有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和平台的相容性，积极通过多种途径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其二，在传统以纵向为主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基础上，中国拓展丰富了横向整合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强调平行联通。一般而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在国际上占领导地位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而中国参与搭建的各类“1+N”合作机制一向致力于同东南亚、非洲、欧美等各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环境保护行动。“一带一路”更是高度平等开放的全球性合作，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多予少取，只予不取”、“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等观念都是对原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主角的治理理念的创新。其三，中国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在组织程序上有所创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传统的国际发展项目一般有着既定的前期调研、项目设计、实施、监测评估等步骤，基于提供方所规定的按部就班的程序。中国搭建的部分平台则是在一个宏大理念或机制的囊括下，由各个参与主体共同设计、建设。“共商”强调参与公共品供给各方应该相互尊重、民主协商，使国际公共产品从策划到筹资再到管理的整个过程能够尽可能多地兼顾各方利益，寻找最大公约数。“共建”意指参与各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潜能，各司其职、各守其序，通力合作致力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以缓解公共产品的供应赤字。其四，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是以问题解决为主导的，与传统的以机构为主导的供应机制形成补充。中国更加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当前的需求来提供不同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网络化程度不高，经贸便利自由存在阻碍、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迫在眉睫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交通、通信、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保障,为人员、商品、信息的流动创造更便利的条件，加强“设施联通”“贸易畅通”。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提供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投资机制，为存在较大资金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融资渠道，通过“资金融通”突破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资金瓶颈。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可以达成快速行动，减少机构摩擦和行政官僚化带来的局限性，具有很强的回应性。其五，注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将自身发展的经验打造为新形式的发展知识公共产品，并通过发展经验的平行分享和互相调试来促进合作方探寻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避免开药方。中国在减贫和农业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浓缩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并以更加直接、平行的方式提供给了发展中世界。比如中国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中指出，要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速度，建立全球和地区防疫物资储备中心，中国将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在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提出的疫苗联合生产等方式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被认为是提高国际公共产品可及性和普惠性的重要创新。从区域性探索到全球性行动，从具体实践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双边向多边转型，从政府间合作到多元主体参与，从修路架桥的硬件基础设施连通建设到注重民生的“小而美”工程推进，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凸显。新世纪以来，国际公共产品的世界图景发生了深远的变化。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不断出现，日益拓展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众多非国家行动者力量的显著增强，推动国际公共产品从北方供给转向南北方共同供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主体供给的新格局；科技要素和技术性方案也在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变化本身也是对日益增长和复杂化的全球挑战的回应。然而2022年以来，地区冲突爆发、气候变化、贸易争端、金融风险等问题愈发交织，这一新阶段将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在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体系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比如全球层面的脆弱性加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等四大赤字加剧。为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要建立起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质量监控和评估体系，以及国际沟通体系。这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国内公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建立更加稳定的国际公共产品治理和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第一，进一步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和治理综合性和全过程的评估体系，完善评估理论。该体系将基于现有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原则之下，包含工程技术标准和社会环境标准，通过立项、项目执行、可持续发展以及后续影响等全过程，并通过分领域、区域和国别等不同类型建立国际公共产品评价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和统计体系以及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等。第二，做好国际公共产品品牌和口碑建设，比如日本有“一村一品”、韩国有“新村建设”运动，德国有“没有饥饿的世界”等民生品牌项目。中国目前已经有许多品牌项目，比如“光明行”、“鲁班”项目等，但还需有意识不断加强品牌的集成效应，比如针对非洲形成“丰收非洲”“绿色非洲”等系列品牌，易产生规模效应。第三，在国际沟通交流体系建设上，注重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的联系，搭建全球层面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治理体系。国际组织是二战后全球治理最为核心的载体，目前已历经7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了系统性的全球治理力量，是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多边组织力量，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具体包括联合举办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公共产品治理对话、举办论坛、联合培养人才、开发新型项目和解决方案等。欢迎关注瞭望智库视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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