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空坐标及其可能转换——基于三种方法论进路的比较

就存在属性而言，“时空性”是人类的固有属性，为人类及其思维限定了基本的时空坐标。政治思想是对人类政治事务根本问题的情境性思考与言说，政治思想家是言说的主体，文本是载体。通常而言，政治思想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形而上的思辨与形而下的经验。就前者而言，政治思想家追问政治的本性或本质，旨在追求最佳政治秩序与良善政治生活，对人之存在的生存筹划是其根本主题与共同关切。因此，政治思想具有超时空情境的永恒（“元”）属性。就后者而言，政治思想家的思考与言说受制于具体的时空情境及其语言规范，并与社会政治结构紧密关联，是对特定时空情境下重大政治问题的理论回应与解答。因此，政治思想具有时空属性。总体而言，政治思想具有永恒性与时空性双重属性，它既产生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之中，又超越了具体时空情境的局限。

人类及其思维的时空属性，为政治思想史的思想家、问题、文本、研究者四要素限定了基本的时空坐标。政治思想史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所处的时空情境、时空情境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回应重大政治问题而产生的文本四要素紧密关联。然而，一旦涉及政治思想史研究，研究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所处时空情境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就或隐或现地与政治思想史四要素关联起来，共同构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六大要素。对政治思想史研究六要素的不同侧重，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进路及其争论。本文立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六要素，将其置于时空坐标系中，运用去时空化、再时空化、时空变迁的时空坐标分析框架，重新比较三种较为成熟的方法论进路，即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文本主义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在具体澄清三种方法论进路背后各自的学理依据，比较分析三种方法论进路之间的共识、分歧与融合的基础上，尝试探讨政治思想史研究时空转换图式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借此丰富和扩展当下及未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施特劳斯及其学派代表“文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进路，重点关注经典思想家、问题、文本三要素。文本主义以观念实在论为逻辑前提，侧重政治思想的永恒属性，重视研究伟大人物与经典作品中超时空情境的深层次稳定不变的永恒智慧和普遍观念。文本主义认为，政治思想家旨在追问人类政治事物中超时空情境而普遍存在的根本问题，追问结果体现为思想家书写的经典文本。因此，文本主义强调经典文本的自足性、连贯性与指涉问题的永恒性，主张对思想家、问题、文本进行去时空化处理。然而，思想家的写作方式却跟思想家所处的时空情境（尤其是政治当局的政治迫害问题）高度关联。故此，需要充分理解思想家是如何写作，最终从思想家独特的写作技艺中识别文本所传递的“隐微”与“显白”教诲。

文本主义研究进路是在批判历史主义传统基础上确立的。文本主义指出，历史主义否认任何普遍知识和永恒问题的可能性，一切都转瞬即逝、消解于当下，所有知识、信念、标准、制度都受制于特定时空环境，只具备有限的有效性，试图把握任何永恒的东西都是徒劳的、无能为力的，不存在对所有时代、所有民族都普遍有效的人类科学。对应到政治思想领域，一切政治概念都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实际政治关系的副产品，并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萨拜因指出：“政治思想藏身于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缝隙之中。”如此一来，任何政治理想、价值和标准都走向历史化、相对化与虚无化，“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

然而吊诡的是，历史主义拒绝一切具有普遍效力的标准，反过来却将自身当作普遍标准。施特劳斯指出：“历史远没有证明历史主义推论的合法性，毋宁说它倒是证明了一切人类思想，而且当然地，一切哲学思想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说是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这种“根本问题”和“不变结构”超越时空情境，哲学就是对这种根本问题和不变结构的追问。哲学旨在对“整全”知识的“探求”，是用有关“整全的知识”取代有关“整全的意见”的尝试。作为哲学分支的政治哲学，是用关于政治事物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物本性之意见的尝试，旨在对政治事物的本性以及正当的或好的政治秩序这类根本问题的追问和求索。质言之，政治哲学就是从哲学的“永恒视角”审视政治事物，是对政治事物之根本问题或永恒问题的考察，具有普遍有效的永恒智慧。为避免历史主义将政治哲学降格为政治现象，施特劳斯主张将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区别开来，“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是政治思想，但并非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政治哲学”。因此，研究政治哲学就是理解政治哲学家就政治事物之根本问题的追问，以及通过文本传递出来的超越时空情境性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智慧”。

既然政治智慧隐藏在文本之中，如何阅读文本便成为问题的关键。文本主义认为，必须严肃对待政治哲学家及其文本。要想理解文本并获得政治教诲，首先需要知道政治哲学家是如何写作的。写作技艺往往与社会的言论、出版自由相关。当自由被压制并充满各种迫害时，政治哲学家必须保证自己的言论与社会主流“政治意见”（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至少是表面上的一致），从而使自己所发表的言论被视为合宜（符合政治正确）。因此，为了规避政治迫害的风险，政治哲学家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写作技艺或著述类型：“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事关根本问题的真理一律只能从字里行间传递出来。这种著述方式使得作者的“真实教诲”不是面向所有读者，而是针对值得信赖的特定群体，即具有思想的细心读者，其兼具私下交流和公共交流的优点，同时规避了二者的弊端。

施特劳斯认为，字里行间的写作技艺与两个因素有关：公民责任的积极因素与避免迫害的消极因素。因为从根本上讲，政治社会是一个“封闭社会”，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政治社会的基础是“意见”，而非“知识”。“哲人”与“常人”在本性上存在根本差异，即哲学根本上属于少数哲人的特权，大多数常人对哲学抱有敌视和怀疑态度。因此，政治哲学家公开地宣示其“知识”（真理），不仅会动摇政治社会的“意见”（意识形态）基础，还会对普通民众造成伤害，反过来传播真理者也会遭到迫害。正是出于公民责任和免于迫害，政治哲学家采取了字里行间的写作技艺。例如，在《论法的精神》的最初版本，孟德斯鸠因未把美德视为君主制的原则而招致冉森教派批评，指责他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为了回应指责，孟德斯鸠补写了一个说明，指出美德是共和政体的动力原则，但这并非意味着君主政体中就不存在美德，“总而言之，政治美德固然是共和制的推动力，荣宠也存在于共和制之中；荣宠虽然是君主制的推动力，政治美德却也存在于君主制之中”。由此可见，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写作风格与其身处的时空情境因素紧密关联。

然而，思想家的文本通常包含两种教诲，以此穿透时空情境条件的限制。一种是面向大多数常人的“显白教诲”，另一种是面向少数哲人的“隐微教诲”。思想家往往将自己关于政治事物的真知灼见隐藏在符合社会意见的陈词滥调之下。因而必须深耕文本，通过字里行间的阅读发现被隐藏起来的真正教诲，特别是某些明显的不连贯或矛盾之处。萨拜因曾断言：“我们不能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有什么结构安排”，“他的论述对象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内在关联”。显然，萨拜因这一断言很可能是基于未认真阅读孟德斯鸠的前提下作出的。因为孟德斯鸠曾指出：“想要探明作者的意图，只有读完整部著作才能发现。”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区分实在的混乱与表面的混乱，从而理解作者的真正教诲。

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代表“语境主义”进路，同文本主义进路一样关注经典思想家、问题、文本三要素，但将其置之于特定的情境结构中，进而把情境视为决定性要素。与文本主义进路相比，思想家身处的情境因素在语境主义进路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情境因素在文本主义那里至多影响思想家表达思想的方式，那么，在语境主义那里情境因素则是根本性的。在语境主义看来，思想家、问题、文本都受制于严格的时空情境，主张对三者进行再时空化或时空还原处理，以此恢复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客观性。语境主义进路以语言实在论为逻辑前提，强调政治思想时空属性中的语言性，将思想家及其文本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语境主义肇始于拉斯莱特，而后由“剑桥三剑客”（波考克、斯金纳、邓恩）最终确立并发扬光大，其中尤以斯金纳为代表，以至于帕罗内将这一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型称为“斯金纳式革命”。语境主义对传统政治思想史的书写方式颇为不满，视其撰写的政治理论史“很少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更是宣称“政治哲学业已寿终正寝”。语境主义强调“语境中的观念”，避免在研究过程中陷入“时代误置”。

历史语境主义是在批判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文本主义和以洛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中，斯金纳认为，观念史与文本主义存在致命缺陷并制造出系列谬误形式，即“学说神话”“连贯性神话”“预期神话”。斯金纳认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将经典文本视作自足的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思想家在经典文本中就所谓“永恒问题”给出的永恒答案，以此恢复经典文本的意义和重要性。然而，企图通过这种研究方法理解政治思想史完全站不住脚，甚至极其幼稚。斯金纳声称受益于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在柯林伍德看来，“政治学说史记载的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变化，对问题的解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就此而言，政治思想中不存在任何“永恒问题”与“永恒答案”，只有“具体问题”与“具体答案”。

因此，要想理解文本，应将文本视为在试图解决某个特定问题，而文本就是关于这个特定问题的回答。由此推论，倘若想理解文本，要先“还原”文本所针对的特定问题，而特定政治问题产生于特定时空情境的政治生活实践。正如斯金纳指出：“政治生活本身为政治理论家提供了一些主要问题，使得某些论点看来成问题，并使得相应的一些问题成为主要的辩论课堂。”例如，在对霍布斯《利维坦》的研究中，斯金纳认为霍布斯的义务理论本质上是基于一种实用性动机，即为了解决在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后引发的服从共和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危机。

如此一来，“情境-问题-文本”三者之间便关联起来，特定时空情境产生特定问题，而文本则是对这一特定问题的回答。斯金纳认为，理解文本的前提在于掌握文本作者提出的论点是什么，文本试图传达什么样的意涵，以及作者希望这一意涵被怎样理解。然而，政治思想家并不是随意书写或创作，其必须借助特定的语言系统（尤其是某些规范词汇），才能将自己的意图通过文本传递出来。因此，语言符号系统是政治行动得以展开的前设性条件。政治思想家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在共同体语境下思考，以共同体公共语言的特定形式说话。这意味着，在特定的语言惯例能够为思想家所使用之前，不能将思想家解释成在施行这样的语言惯例，他们的著作也不能按此方式来理解。由此，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心进一步转化为对某些规范“政治词汇”的研究，“话语研究”取代“文本研究”。

剑桥学派的话语研究受到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的影响。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应该将“词语”孤立起来看待，而要将其置于具体“语言游戏”和特定生活模式中理解其真实意涵。语言被看作是有目的的话语，其在不同语言用法背后隐藏着不同意图。奥斯汀在维特根斯坦的基础上区分了“语词”的“意义”与“所指”，并用“语词的使用”这一术语将语言与行为关联起来，即“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是作者的一个特定行为。换言之，任何一位认真的言说者在“言说”的同时也在“行事”，行事通过言说实现。因此，“文本即行动”。

然而，词语的传统意涵与词语使用者想要用以表达的实际意图可能存在差别（甚至是相反）。复原作者的意欲意涵便成为理解作者的关键。语境主义认为，要想理解文本，“我们至少必须理解研究对象的意图，以及与之相随的意欲的沟通行动”。首先，需要对特定作者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言论及其言说对象予以说明；其次，将特定作者的特定言论与更广泛的论争语境（知识语境与社会政治语境）关联起来分析，以此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在语境主义看来，单靠研读经典文本无法对政治思想史进行充分理解。要想充分理解政治思想家及其思想，必须将其置于特定时空语境下予以考察，将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写作意图结合起来理解。斯金纳曾指出，当还原一部著作特定的历史语境时，不仅是为解释提供历史“背景”，这一还原过程本身就构成解释工作。

科塞雷克代表概念史进路，以社会实在论为逻辑前提，侧重政治思想时空属性中的社会性，重视社会与语言的互动，将基本概念语义变迁与宏观社会政治结构转变关联起来。概念史进路既不满文本主义对思想家、问题、文本脱离时空情境的去时空化处理，也不满语境主义将思想家、问题、文本限定在共时性语境的再时空化做法。概念史强调，从时空变迁的视角探讨概念语义与宏观社会政治结构的互动关系。科塞雷克认为，文本主义将思想与概念脱离特定时空情境的具体经验，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做法，而语境主义将概念和思想全然视为由特定时空语境所决定，将“历史”化约为“语言”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正是为了克服既有方法论的不足，概念史方法论应运而生。

科塞雷克持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类学立场，即人出于本性就是“社会动物”和“语言动物”，将“社会”和“语言”视为先验的元史性前提。历史要成为可能，必须预设“社会”和“语言”存在，脱离“社会”和“语言”的历史难以想象，也不可能存在。科塞雷克认为，尽管语言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至关重要，但语言并非穷尽历史全部。在事件实际进程中，历史具有不同的存在模式，它不同于对事件实际进程有所诠释的语言模式，无论语言诠释是在事件之后，还是在事件之前，抑或与事件同步。因此，实际发生的事件不能与诱发或诠释该事件的语言划等号。“言语行动”不等同于“行动”本身，尽管正是在言语行动的帮助下，行动才得以准备、启动和实施。这样一来，“语言”与“历史”的关系变得明晰，即没有语言历史就不可能发生，但历史绝不等同于语言，更不能化约为语言。

概念史家眼中的历史同时包含“语言性”与“非语言性”要素，并在希罗多德那里找到古典根源。“有些事情无法用言辞解释，只能用行动解释。有些事情可以用言辞解释，但这些可以用言辞解释的事情却无法产生范例性行为。”就此而言，一方面，语言无法完全囊括所发生的事件及其事实本身；另一方面，事件的发生也无法完全脱离语言的影响。概念史主要关注语言/概念领域和社会/物质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方法论假设上，概念史以事件和结构的时间性关系为基础，以概念和客体的共时性中的非共时性为基础。在此假设基础上，概念史寻求建立“历史性”维度，将特定社会政治概念从其“共时性”语境中抽离，使其与背后对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关联起来，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概念史研究中，概念的“共时性”与“历史性”相互补充。前者聚焦概念的时空情境和时间框架，后者探询概念在时间之流中的意义变迁，进而推演概念长期的结构性变迁。

概念史认为，“概念”与“词语”存在本质区别，代表不同符号类型。词语的意义总是由语境所维系，同时为语境所使用。概念系于词语，其意涵又远比词语丰富。概念是那些在不同历史场景、从不同历史现实中融入词语的多元意义的聚合或浓缩，具有“经验”和“预期”两个维度，是二者的聚合。概念史重点关注那些在“鞍型期”对社会政治建构、维系与变迁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概念。“鞍型期”，原意指相连两座山峰之间的低谷过渡地带，被概念史家用来表征“旧”（古）欧洲与“新”（今）欧洲的分界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过程。科塞雷克将德国的“鞍型期”划分为1750年至1850年。科塞雷克的研究目标是，从概念史的视野分析“旧秩序的瓦解与现代世界的呈现”。在现代社会，政治概念在传统“经验空间”与未来“预期视域”的巨大鸿沟中被决定性塑造。因此，概念史家认为，基本概念“既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推进器，又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指示器”。

科塞雷克将“四化”（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作为基本概念的遴选标准。所谓概念的时间化，指基本概念具有历时性维度，即每个概念都有其传统意涵，那些试图对其添加新意涵的人须在此基础上进行。概念语义性变迁并最终固定下来，是在历史长河中如大浪淘沙般沉淀下来的，不仅能描述过往经验，还能打开未来的期待视野；概念的民主化，指基本概念的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群体，出现了跨阶层接受；概念的政治化，指基本概念具有了某种未来指向的政治价值观念，成为影响政治实践的规范力量，同时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概念的意识形态化，指基本概念的抽象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被当作论战武器，并带来诸多语义性扩展。以“民主”为例，随着鞍型期进一步推进，传统经验空间开始收窄，未来期待视域逐渐占据优势，民主逐渐使传统政制形式变得不合法，越来越成为政治论战的武器。民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对实现民主的要求、呼声与期待也在持续增长。

至此，概念史研究重视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同时关注历史的语言性与非语言性要素，并从时空的情境性变迁视角，探讨概念语义变化与其对应的宏观社会政治结构转变的关系。然而，概念史与语境主义一样，都未能关注到政治思想超时空情境的一面。因此，需要将概念史、语境主义、文本主义三种研究进路进行融合与转换。

尽管上述三种方法论进路差异显著，但三者之间存在彼此融合与相互补充的可能性，这为探索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空转换图式奠定了基础。

如何准确地理解政治思想家及其思想，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目标，也是各种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底线共识。施特劳斯指出，理解思想家及其思想的最好方式是，“像他理解自身那样地去理解他”。约翰·邓恩也主张按洛克自己的意思去理解《政府论》。由此可见，文本主义与语境主义都致力于实现“像作者一样理解作者”。即便是概念史进路，亦注重对概念的思想内核进行准确理解。概念史认为，思想浓缩在概念之中，被概念所表征，准确理解各个时代的概念是通往客体自身的必要前提。概念通常最先由精英（尤其是思想家精英）提出，并不断扩散至普罗大众。因此，准确理解思想家及其思想是概念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就此而言，在准确理解政治思想家及其思想这点，三种研究进路明显一致。然而，在实现这一共识目标的具体操作或技术手段上，三种研究进路却存在明显分歧与争论，当然也隐含共识及其融合的可能。这些分歧、共识与融合，主要根源于三种研究进路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六大要素的侧重不同。

就思想家、问题、文本三要素间的逻辑关系而言，三种方法论进路存在共识，即都认为政治思想是思想家就某一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结果，并以文本作为载体呈现出来。然而，当思想家、问题、文本三要素与思想家所处的时空情境因素关联起来，三种方法论进路就出现了明显分歧。文本主义认为政治哲学家“过去”对政治事物之本性的追问，是一种对政治生活之“永恒问题”的思考。这一永恒问题超越具体时空情境，与“当下”具有永恒相关性，其答案包含永恒智慧。这种永恒智慧具体表现为：在时间上普遍适用于“过去”“当下”与“未来”；在空间上普遍适用于所有民族或国家。时空情境至多影响思想家表达思想的方式，与问题和文本并无关联。因此，面对经典文本时，需将其视为“似乎是出自一位当代人之手”。语境主义与概念史进路认为，政治思想并不指涉永恒问题，也不具备永恒智慧。政治思想是特定时空情境的产物，是对特定历史问题的回答，强调政治思想指涉问题的时空属性。与语境主义将问题局限于共时性时空情境不同，概念史还关注问题的历时性维度，即问题的历时性变迁。问题的历时性变迁会引起思想（概念）的历史性变化，并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历史性转变高度相关。总体而言，语境主义与概念史都认为思想家、问题、文本三要素与其背后的时空情境性因素紧密关联。

实际上，三种研究进路的分歧背后隐含着不同的知识实在论前提。文本主义认为，思想观念独立于时空情境，具有独立性和自律性。奥克肖特指出，政治思想首先是思想之物，其次才是历史之物，思想具有独立性与自律性，绝非仅仅是社会因素的派生物。政治思想更是有本体论层次的追问，即对一个人来说，政治意味着什么。语境主义和概念史不同程度地受到20世纪“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语境主义认为，政治思想本质上是时空语境的产物，强调语言之于思想的首要性，主张还原思想家写作的历史语境。与语境主义有所不同的是，概念史除重视社会历史的语言性要素之外，同时关注社会历史的非语言性要素。概念史认为，语言与社会处在互动关系之中，主张将概念与社会结构关联起来。由此可见，文本主义遵循观念实在论，语境主义遵循语言实在论，概念史遵循社会实在论。

就研究视域而言，三种方法论进路也差异显著。文本主义认为，政治思想家、政治思想家所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政治思想家回应重大政治问题而产生的文本都是超时空情境的，研究者应该持一种去时空化（无论是思想家身处的时空情境，还是研究者身处的时空情境）的研究视域。与之不同，语境主义与概念史认为，思想家、问题、文本都受制于时空情境因素。研究者应该持一种再时空化（语境主义）或时空变迁（概念史）的研究视域，而研究者自身的时空情境因素必须被克服，以此保证政治思想的历史客观性。

然而，政治思想关涉的问题通常具有双重性，即永恒性与时空性。伟大思想家往往同时兼具“普遍主义”的理论雄心与“特殊主义”的现实关切。文本主义忽视思想家、问题、文本、研究者的时空情境前提，因而导致政治思想丧失时空性维度。实际上，无论思想家的思想如何具有普遍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时空印记。语境主义与概念史将政治思想视作时空情境的产物，因而导致政治思想丢失永恒性维度。即便政治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与其身处时空情境中的重大问题直接相关，但绝非止步于此。当他们从普遍人性出发建构理论大厦时，其理论就具有了超时空情境或普遍性维度。只要还相信某些政治价值观念普遍适用于全人类，而不仅仅专属于特定时空情境的民族或族群，那么，即便这些政治价值观念最先产生于特定时空情境，其超时空性（普遍性）维度也难以被掩盖。就此而言，政治思想具备文本主义的永恒属性，也具备语境主义和概念史的时空属性。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应将二者结合，既要关注政治思想历史穿透力的哲学永恒性一面，也要恪守其特定时空情境下现实关切的历史客观性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关联研究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重大政治问题。这涉及人类及其思维的时空限制性。一方面，政治思想家、政治思想家关注的重大问题、政治思想家回应重大政治问题而产生的文本都与思想家所处的时空情境有关；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哪位政治思想家、哪个经典文本、哪个重大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研究者身处的时空情境，以及该时空情境中的重大问题有所关联。既可能是重大政治问题的跨时空关联，也可能是相似的情境性因素关联。就此而言，三种研究进路都隐含方法论提倡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价值立场，但这往往隐而不彰。例如，施特劳斯主张以去时空化视角研究政治思想，但其方法论背后隐含强烈的“古今之争”意识，存有明显的以“古代性”批判“现代性”的保守主义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本主义并非完全是一种去时空化的研究视域，而是保有对现代性严厉批判的问题意识与回归古典的价值立场。

历史语境主义强调恢复政治思想史的客观性，主张以研究对象的时空视域进行研究。然而，明显的悖论在于：既然思想家无法脱离“过去”的时空视域，研究者又何以能摆脱“当下”的时空视域呢？伽达默尔曾对历史主义克服时空距离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视其为一种幼稚假定。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历史语境主义。实际上，语境主义方法论背后隐藏着对自由主义导致公共生活日渐衰落、社会越来越陷入“原子化”、人被禁锢在资本主义牢笼的强力批判。剑桥学派试图借助语境主义方法论改造共和主义这一古老传统，实现共和主义的当代复兴。由此可见，语境主义在“客观性”方面也并非如其所宣称的那般“纯粹”。概念史研究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有学者指出，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运动，共同构成打击哥特式民主理论的三支劲旅，其中，以个人“绝对”权利为基础的美式民主理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因此，就隐含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价值立场而言，三种方法论进路存在共性。换言之，研究者所处的时空情境，以及这一情境中引起研究者关注的重大问题，或多或少地渗透进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

某种意义上讲，研究者自身的时空情境及其问题本身就构成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因素。沃尔什指出，即便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在问题提出、论题选择、史料组织方面，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与身处历史环境有关的个人主观因素。伽达默尔认为，每个人都身处特定时空情境中，被赋予特定“视域”。因此，研究者在开展研究前就具有某种先在视域或前理解结构。这种“前见”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对文本的理解永远都是被前理解的先把握活动所规定”。在理解思想的过程中，总是存在两个彼此不同的视域：一个是研究者身处时空情境的“当下视域”；另一个是思想家身处时空情境的“过去视域”。伽达默尔认为，恰当的研究视域是研究者携“当下视域”与思想家之“过去视域”结合而成的“视域融合”。这种视域融合“既不是一个个性移入另一个个性中，也不是使另一个人受制于我们自己的标准，而总是意味着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提升，这种普遍性不仅克服了我们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也克服了那个他人的个别性”。

通过对三种研究进路之间共识、分歧与融合的分析，可以建构一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空转换图式。这种时空转换图式可以使思想家与研究者形成对话。对话意味着，研究者或读者不再作为“局外人”倾听思想家单方面论说，而是作为“局内人”与思想家进行双向对话。既可以置入“过去”思想家身处的时空情境，也可以将思想家拉入“当下”的时空情境，进而就各自时代的重大议题或共同面对的根本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对话。在这种对话中，思想家与研究者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并构造出一种共同语言，进而实现彼此间的相互理解。我们将会在这种相互理解中更好地筹划当下的美好生活，因为理解总是意味着“自我理解”及其“生存筹划”，“谁理解，谁就知道按照他自身的可能性去筹划自身”。

当然，这种时空转换并非主观随意的，而是有限度的。时空转换图式不是对既有研究传统的否定，而是对既有研究传统的吸收、整合与补充。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建立在尽可能准确地理解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谈转换的可能。就此而言，语境主义和概念史进路有助于理解特定时空情境及其变迁下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政治结构变迁。只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不能止步于此，既要理解过去，更要关切当下与未来。时空转换的具体步骤应是：研究者从自身的时空情境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出发，在政治思想史脉络中找到与当下问题或情境相同或相似的研究对象；然后，将这一研究对象置于其自身的时空情境中进行理解，再从时空情境变迁的角度理解这一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变迁；最后，思想家与研究者就相同的根本政治问题或相似的时空情境进行双向对话，在对话中获得对当下有益的政治智慧。只有实现了时空转换的坐标系图式，方能实现政治思想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如何准确理解政治思想家及其思想，进而获得对当下有益的政治智慧，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类及其思维的时空限制性，为思想家、问题、文本、研究者限定了基本的时空坐标。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文本主义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与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呈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幅时空坐标图式，即去时空化图式、再时空化图式、时空变迁图式。

三种研究进路各自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却都存在一定不足。文本主义研究进路只关注到政治思想关涉问题的永恒性，未能注意到问题的时空性，视政治思想包含着普遍的、永恒的智慧，主张以一种永恒视域展开研究，其研究使得政治思想脱离时空情境的具体经验，缺乏必要的历史维度。语境主义和概念史研究进路则过于强调政治思想指涉问题的时空性，忽视其永恒性，全然视政治思想为特定时空情境的产物。语境主义主张以严格时空的视域即研究者放弃自身先在视域，以“无我”状态置入思想家的时空情境中展开研究，其研究使得政治思想走向相对化。概念史注意到历史的非语言要素，重视概念语义变迁与其背后社会政治结构转变的关联，但对政治思想的永恒性关注不够。三种研究进路的差异很可能与学者的学科身份意识相关，如有学者指出，“政治思想研究可谓学术领域的真空地带，曾一度引发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边界之争’”。

事实上，三种研究进路看似分野显著，却存在共识、融合、转换的可能。就共识而言，三种研究进路都致力于准确地理解思想家及其思想，三种方法论倡导者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就融合而言，文本主义关注政治思想的永恒性，侧重规范的政治哲学论证；语境主义和概念史关注政治思想的时空性，侧重从共时性或历时性视角进行客观性解释。一般而言，政治思想具有永恒性与时空性双重性，因此，三种进路可以彼此融合、相互补充。就转换而言，既然人类思维有其时空限制性，那么无论是思想家还是研究者，都无法彻底摆脱这种限制。因此，一旦涉及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思想家所处的时空情境及其问题就或多或少地与研究者身处的时空情境及其问题关联起来。这种关联既可以是根本问题的跨时空关联，也可以是相似的情境因素关联。在这种关联中研究者和思想家可以进行双向对话，实现相互理解，进而建构出一幅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空转换坐标图式。在这种时空转换图式中，政治思想的永恒性与时空性同时得到关注，思想家的“过去视域”与研究者的“当下视域”得到兼顾，并在“视域融合”中形成一种更高的普遍性或规范性标准。如此一来，我们能够突破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科边界之争，真正地实现政治思想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进而能够更好地筹划当下与未来。

（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