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工业报》 王菲｜文
我的矿山我的家
衢州铀业的前身是核工业七七一矿，创建于1965 年3 月。作为南方硬岩的骨干铀矿企业，曾为国家的“两弹一艇”和核工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
矿区在距离衢州市20 多公里的大山里，从衢州市区一路向南，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是职工进城的必经之路，几十年都是如此。“山里很清静，但是也要耐得住寂寞才行。”司机朱师傅说。
矿区周边的村镇，遍布着各种农家乐和景区，旅游休闲经济正成为衢州新的热点产业。穿过大洲镇，路过沧南村，就逐渐进入了矿区的地盘，放眼望去，绿树葱茏、云雾缭绕中，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山而建的建筑。在不惜一切代价找矿，支持“两弹一艇”建设的年代，一个独立团的兵力曾驻扎在这里，6000 多人在矿区工作和生活。自己开垦的菜地，会议室里的塑料暖壶，要走800 多米才到的室外厕所，不能自动冲水的马桶，矿山的环境、办公楼和生活设施用品都透着浓浓的年代感，有当年辉煌鼎盛的影子，也有今日隐藏不住的落寞。
这里70%的员工是伴随着矿山兴衰起落几十年的当年部队的官兵，其中以80、82 年的山东兵为主，还有一部分河南兵、江苏兵。从十八九岁入伍当兵到如今年过五旬临近退休，他们从未离开过。食堂的师傅魏克安就是当年部队的炊事兵。他在矿上做了一辈子饭，有拿手大菜，也能做地道小菜，见证过人声鼎沸的大生产时代，也眼睁睁看着来食堂吃饭的人越来越少。食堂渐渐空空荡荡，魏师傅做饭的压力也越来越小，但是心里却并没有那么轻松。
世事变迁，命运转折。几十年间，经过了“兵改工”和“工改兵”的几次调整，由大部分当年部队官兵组成的矿山职工再次成为调整改革的主要群体。但是这次不同，由于国内外铀矿产业形势的变化、生产成本的高居不下以及安全环保的压力，矿山必须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彻底地关闭停产。与之前的历次变化相比，这次更像是一次真正的彻底的告别。
虽然这些年矿山职工的待遇和收入持续降低，职业的认同感和价值感也不断下降，但是，真的要对矿山进行调整改革，真的让这些与矿山休戚相关了几十年的职工与矿山告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事关改革大局，也关乎切实利益，更牵扯个人感情。
对调整改革，总工程师徐松生和其他人一样，起初也想不通。作为一个一直负责矿山技术改造和革新工作的技术大拿，他对矿井巷道、车间厂房有别样的感情。而他的纠结和痛苦也源于此。“我觉得我们资源还没到完全枯竭的程度，前几年也有些资金投入和技术改造，近些年效益虽然一直不好，也可以一边生产一边转型，怎么就必须关闭了呢？”即便心里这样犯嘀咕，但作为班子成员，徐松生还是要求自己跟上大局的变化，跳出技术人员改造、升级、创新的惯性思维，与大家一起面对调整改革。“思想上想不通是个人视角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就得转过弯来，但是行动上却不能含糊纠结，必须和大家保持一致。”
而普通员工，不仅有对矿山特殊的感情，还要面对下岗分流后的实际生存问题。岁数大的要给孩子攒钱娶媳妇；中年人一边忙着还贷款，一边忙着照顾老人和孩子；年轻点的正在准备找对象、买房子。每个人都背负着生活的压力。父子、夫妻、兄弟、姐妹，矿山内部复杂的工作和生活关系像一张密集的网，将大家联系在一起。
对于职工与矿山非同一般的感情和面临调整改革的迷茫。和自兴非常理解：“调整改革绝不是否认历史贡献，也不是搞一刀切。我们必须承认矿山做出的巨大贡献， 但是也不能回避现实问题。”
理性进行改革，感性对待职工。中核集团党组多次听取硬岩矿山调整改革工作汇报，并安排了专项资金支持。在地矿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后的一年内，组长和自兴组织召开了7 次地矿硬岩矿山调整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并8 次带队到衢州铀业等调整改革企业一线。
基层调研中，他看到，在江浙富庶繁华景象映衬下，矿区显得偏远落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和周边村镇一座座气派的独栋别墅形成鲜明对比。“铀矿职工待遇差，生活水平低，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既不平衡也不适应，不改革没有出路。”
其间，地矿事业部党组先后组织编制了《硬岩铀矿山调整改革宣传提纲》，印发了《关于加强舆情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了硬岩铀矿山调整改革企业舆情培训、特困员工救助等工作。各级党组织统领改革大局、服务中心工作的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2016 年5 月27 日，在地矿板块南方片区党委（组） 书记“两学一做”分组讨论会上，地矿事业部党组书记李承要求，“硬岩矿山企业要将‘两学一做’与调整改革结合起来，切实发挥企业党组织推动改革，维护企业稳定的核心作用。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与党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和集团公司党组保持高度一致，贯彻好落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要求。”
党组织在行动，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行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各级党组织统领改革大局、服务中心工作的作用得到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得到进一步彰显。
无私就会无畏
人员安置分流是企业调整改革最难解决的问题。衢州铀业80%的人员都要
面临下岗分流。
39 岁的铲车司机卢道军和31 岁的喷淋班长卢道胜是亲兄弟，因为调整改革，他们要双双解除合同；55 岁的铀矿铲车车间主任姚明标和29 岁的铀矿技术组物探员姚舜是父子，一个要内退，一个要解除合同；34 岁的机动处副处长卢国元和34岁的政工处办事员付凡是夫妻，要双双解除合同……他们只是分流安置群体中的一部分代表而已。对他们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和生计，还有一份记忆和念想。
当矿山相对封闭又错综的人际关系面对调整改革的大变动时，直接带来的就是衢州铀业领导班子需要面对的不容回避的矛盾冲突。
一石激起千层浪。老员工长期艰苦工作，却要在临近退休的年纪面临下岗；中层干部正是创业干事的年龄，忽然眼前就一片迷茫；青年员工刚适应了工作，就即将失业。各种不理解、不情愿，千般抵触和抗拒，浪潮一般直接扑向衢州铀业的领导班子。高永学是一个典型的山东汉子，从普通的一个兵一直干到总经理。他说：“我是79 年当的兵，这里的很多职工都是我的战友和兄弟。我理解他们，却又不得不推动这场分流。”
2016 年开始和高永学搭班子任党委书记的李海辉，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大任务就是矿山关闭停产、人员安置分流。和在矿上工作了37年的高永学不同，他算是衢州铀业的“外来户”，没有赶上矿山的热闹辉煌时期，却直接要面对一张张因气愤、迷茫和焦虑而导致痛苦纠结的面孔。
内退人员和青年员工两大群体，轮番来公司集体上访，不下20 次。诉求多种多样：有的要求加班工资，有的要求岗位安置，有的要求增加补偿，有的甚至扬言谁砸他的饭碗就要谁的命……他们态度火爆，言辞激烈。以高永学和李海辉为主的衢州铀业党政领导站在风口浪尖，直面职工的抱怨、委屈和愤怒。“职工的生存问题需要切实解决，他们的情感和情绪也需要释放。在这个时候，我们班子如果躲避问题、回避矛盾，不敢面对和担当，调整改革就没办法推进下去。”
为逐步帮助一些情绪处在顶点的职工顺利完成情感过渡，5 个领导班子成员，9个职能处室，大家分头行动，包干认领自己的谈心对象。熟悉矿山每一位职工的高永学用喝酒聊天这种最直接最奏效的方式和他的包干对象交流。“都是老少爷们，都是战友兄弟，有话摊开了说，不用拐弯抹角。”
他的军人气质依然流淌在血液里。而李海辉则选用了另外的方式。他的包干对象里有一位老员工，因为违反劳动纪律受到处分，同时家属突发重病，遭遇内忧外患的老员工失去理智，成为带头闹访的活跃分子。李海辉主动放下身段，多次找他谈心，并到医院探望其生病亲属，表达关心和理解，也及时送上困难补助。慢慢地，老员工的情绪开始缓解，不再激烈对抗，主动签订了内退协议。
在讨论调整改革的员工大会上，职工挤满了不大的会场。现场并非像往常一样安静有序，空气中弥漫着焦虑和沉重。
矿区的老少职工有的坐在椅子上怒视，有的倚着门框探听，有的靠着墙观望，有的干脆背着工具袋坐在高永学和李海辉的前面。大家七嘴八舌，群情激愤。因为关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是衢州铀业近年来参会人员最多的一次。
各种陈芝麻烂谷子的历史遗留问题都随着这次调整改革的浪潮喷涌而出。
“为什么又要改革？”
“你们这群当官儿的，改革调整了，大不了换个地方当官儿，我们这些普通员工可不一样！”
“我们这么大岁数，让我们怎么生活？”
“早知道要下岗，干嘛还招我们来工作？”
不同年龄、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声音。
“人员的调整是根据公司的未来发展目标和需要来确定的，并非只针对基层员工。但是，真正实施起来，难度要比想象的大得多。”高永学说。
“有时候感觉我们就像双面胶，一面要贯彻集团公司地矿调整改革领导小组提出的‘改革要依法依规，操作要有情有义’的要求，一面要解决职工眼前汹涌而来的各种问题。”高永学谈起改革中遇到的阻力和受到的委屈，直言2016 年是他职业生涯中压力最大、最煎熬的一年。“幸好上级和班子都给力，在宏观指导和具体工作中，成为我们的靠山。”
地矿调整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在改革最焦灼、矛盾最突出的时刻，都先后来到衢州铀业的改革现场，成为衢州铀业领导班子的“定心丸”。有人劝他们，可以从远处指挥，杜运斌回答说：“只要跟职工交心，为他们着想，职工有什么好怕？无私就会无畏。”他们坚持站在群众中间答疑解惑。
衢州铀业是核工业江西矿冶局副局长徐小明在进行调整改革中的挂点企业之一。2016 年，从5 月份到10 月份，他频繁地往来于江西南昌和浙江衢州两地，凭借自己在矿山积累的数次调整改革的经验，给予这个处于调整改革状态中的铀矿企业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很多具体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不仅如此，徐小明还深入到职工中，跟他们谈心聊天，分析形势。
2016 年，是他们并肩作战，共抗危机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