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是古今无终止的对话”——专访孙晓春教授

孙晓春，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荣休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匡亚明讲座教授。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曾任中国政治学会中国政治思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现代化转型的价值重构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著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论》《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反思》《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等。

思想史研究，是“古今之间无终止的对话”。对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与反思，能够为我们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镜鉴和有益的思想资源。为厘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方法与争鸣，政治学人团队于2024年4月专门拜访了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孙晓春教授。先生虚怀若谷、谈笑风生，对“个人学术历程”“概念与观念史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分野”等诸多议题均有深刻见解。政治学人团队将此次专访整理成稿，以飨读者。

■ 孙晓春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南开的学生，因为我的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吉林大学读的。我跟南开的关系大致是这样：1985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吉大留校后不久就调到政治学系，政治学这边恰好需要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这门课。那一年年初，正好刘泽华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办了个中国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我当时来听了两个月左右的课。所以说，我在南开的学习一共就两个多月。我本科学的历史，研究生读的先秦史，到后来才转到政治思想史， 我能够进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是刘泽华先生把我领进门的 ，许多入门的知识都是从刘先生那里学来的。只是后来我跟刘先生之间的合作并不多，不过我们的私交甚好，虽然我算不上刘先生的入门弟子，但我们之间的师生之谊却是有的。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这条路上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刘先生的帮助。另外，我在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时也离不开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而 我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徐大同先生 。

我的博士学位是 2001 年才读的，那时我已经是教授了。但据说当时教育部有规定，1953 年以后出生的教授没有博士学位不能做博士生导师，没有办法我念了个博士。当时我的硕士生导师金景芳先生已经98岁，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因此我到高清海先生门下念的哲学。现在看来，读哲学对于我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特别有帮助。 我学了哲学以后，对思想史上的许多事情理解和以前就不一样了，毕竟理论对于研究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修养 。我本来是学历史的，哲学功底是没有的，有幸能到高先生那补了一课。但是，对于政治学方面的许多知识我还得自己补课。所以，说到政治学理论，或者对政治学很多问题的理解，我和政治学专业出身学者还有很大差距，这个是必须承认的。不过，有一短就有一长，我原来受过的历史学科的训练，使得我在解读历史文献方面少了许多困难。

我虽然有一个哲学学位，但由于我学习的时间很短，从入学到毕业只是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很难说在这期间我学会了什么，只能说是接触了哲学。不过，这对我的思想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打开了一扇门，在接触了哲学以后，我在思想史研究中更加关注逻辑分析，也更加注重在中西政治哲学相互参照的视野下去重新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说起来，逻辑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很是重要，因为历史上的思想家在论述他们的思想主张时，并不是仅仅对社会事实进行阐释，思想家承担的责任是：面对社会生活的事实，他们要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普通的社会成员建立不起来，甚至也弄不懂，思想家的世界是与普通的社会成员全然不同的世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一个社会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思想家有什么样的道德境界，他们对应然的社会生活做了什么样的判断。

思想家所追求的应然的社会生活不一定能成为现实，它可能是个乌托邦，在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应该”，都带有乌托邦的特征，但是，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构想最终却会成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天花板，思想观念规定了社会生活的上限。也就是说，思想家没认识到的东西，绝不可能成为实际的社会生活的目标，因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目的是人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最初对社会生活的目的做出构想的只能是思想家。所以，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运用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解读传统政治思想内在逻辑，探求思想家的道德境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是这样、追问它的深层原因，是很有帮助的 。就在徐大同先生去世那年春节，我去探望先生，徐先生也说，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和研究思想史，这个前景还是相当不错的。遗憾的是，在听到徐先生的鼓励时，我也已经不再年轻，更为深入的研究只能由下一代学者来做了。

■ 孙晓春

现在很多人称刘泽华先生开创的学派为“王权主义学派”。目前看，这个学派是存在的。不过要说明的是，“王权主义学派”并不是倡导或主张王权主义，而是以“王权主义”为批判对象的学派。就目前学界同仁有关“王权主义学派”的叙述中，还没有人说我是“王权主义学派”的一员，其实我跟刘先生的很多观点都是一致的。我所以不被认为属于“王权主义学派”，可能是因为我在思想史研究中没有用过“王权主义”这个概念，就是在我追忆刘先生那篇文章里也没谈到“王权主义”。我不用王权主义这个概念也是有原因的，早年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大概是八七 、八八年前后，我到南开来看刘先生。我和刘先生在南开校园里散步，说到中国政治思想史时，刘先生说，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要抓住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这一主题来讨论。也许是受刘先生这句话的影响，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我更多使用的是“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到后来，刘先生和门下诸生开始写“王权主义”方面的论著，这个过程我没参与，所以，不把我看作王权主义学派是有道理的，其实我自己也认为我算不上是“王权主义学派”的一员。不过我还是要说，在批判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一点上，我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我所以更多地用“专制主义”。因为在我看来，“专制主义”这个概念在价值判断方面可能更加清晰。不过，“王权主义”这个概念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一点，“王权主义”是一个很有效的概念和分析视角。如果要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加以概括，“王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都很适切。

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不是可以绕过“王权主义”或“专制主义”，我认为不行。 如果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属性的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就没有必要研究了。 我认为，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 ，思想史研究应该有现代感，我们要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用现代的价值尺度去评价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复述前人的思想观念，也不是用传统的观点去解读中国政治思想史。

孙老师的课堂板书

■ 孙晓春

对这个话题的讨论是由韩国学者张铉根教授的一部著作《观念的变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引起的。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要把张教授的这本书译为中文出版，责任编辑把书稿寄给我，责成我帮忙看看，在读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向作者学到了很多，同时也发现了书稿的一些问题。因为铉根教授是韩国人，对一些中国古典文献的解读可能就不太准确。我和铉根教授是很要好的朋友，大约是2016年的时候，他到中国访学，我们曾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所交流，后来，他也来大陆参加过我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坛。我把对书稿的意见汇总了一下寄给了出版社，他们可能也反馈给作者了。这本书的中译本出来以后，浙江出版社想找一些学者就这本书来讨论。后来云南大学郭台辉教授出面组织，并与“政治学人”合办了一个网上研讨会。我记得参加的人有张铉根教授、葛荃教授、杨阳教授、张师伟教授、颜德如教授、胥仕元教授和郭台辉教授。我当时选择了概念分析这个话题。后来，我们几个人的发言整理后在《天津社会科学》上刊发出来。其实，关于概念分析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也只是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很多事情也没有说明白，就当是抛砖引玉吧。

从概念或观念入手来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以往我们总是大而化之的阐释思想家有什么主张，然后再评价一下这些思想主张有什么意义。其实，在深层意义上说，概念（观念）才是政治思想的基础性要素。实际上，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他们如何定义了这些概念，为这些概念赋予了什么样的内涵。比如说“国家”，在历史上，中国思想家和古希腊人最开始理解“国家”时，他们对“国家”的认识就不一样。中西方两种政治思想传统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家对概念的不同理解。

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础性要素 。思想家之间在思想主张上可能会有很大分歧，但是他们使用的概念却有可能是相同的。如果语言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概念是古往今来的人们共享的。不过，当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使用同一个概念的时候，却会因为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知识的增长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一些概念的内涵也会发生改变。这样，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就不一样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也就有了时代的特征。例如“民主”这个概念，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民主”最早见于《尚书·多方》，那时的“民主”是指民众的主人，但到了近代，当人们遇到democracy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把这个概念翻译为“民主”，当然，这个译法最早是由日本人译出来的，后来这个概念也被中国学者接受了下来。现代人在说“民主”的时候，没有谁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主人，实际上，我们已经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在中国思想史上，像这种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意义转换的情况还有许多，因此，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是我们要 弄清概念本身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是什么意思 ；第二件工作是，如果我们今天有必要用这个概念的话， 是沿用古代人的理解，还是站在现代人这个立场上为这个概念赋予新的含义 ，有些时候为概念赋予新的含义是必要的，有些时候可能就没有必要，这要看具体情况。要做好这项工作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对传统思想中的概念的理解必须准确。

■ 孙晓春

实际上，思想史研究和哲学特别是哲学史研究有些接近。大家看的是同一本书，只不过解释方式不同，或强调的方面不一样。前些年我写过一篇题为《政治哲学的使命及其当下意义》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明确讲过哲学界认为哲学的核心结构就是认识论、辩证法等。因而，把政治哲学作为一种部门哲学或应用哲学来考虑，把政治哲学理解为哲学的边缘地带，这种认识可能是有问题的。当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大概不是为了说明这个世界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他们在主观上也不是要真实地反映他们所感觉到的客观世界。如果只是为了真实地反映世界，思想家的价值就和照相机就差不多了。那么，当中西方哲学发生的时候，思想家讨论哲学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类社会生活的质量，为了使人们拥有符合道德的社会生活。因此，在政治哲学或者道德哲学的意义上，思想家或哲学家关注的从来都是如何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在道德上更加正当。围绕这一核心，可以引申出许多话题，比如，掌握权力的人应该如何运用权力？国家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国民？每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什么义务？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最终，思想家对所有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都体现了他们在终极意义上的道德追求。所以，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应该是哲学的核心主题，政治哲学也应该是哲学真正意义的核心地带。哲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

按照一般的说法，哲学在近代曾经有一个认识论转向，从此以后，认识论进入了哲学的核心地带。但是，当认识论日益为人们所重视的时候，以往哲学家讨论的道德问题并不是变得不重要了，事实上，近代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的时候，哲学家都有他们的价值信念，认识论的功用不在于它要取代思想家的道德关怀和价值判断，而是思想家通过在认识论层面上的考察，弄清人们的价值判断在知识论的意义上在怎样的程度上是可靠的。所以，无论是什么时代的哲学，价值问题都是核心关注，没有了价值关注，哲学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同样， 思想史研究如果离开了价值判断，也会变得没有意义 。这就是我所说的哲学与政治思想研究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不过，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哲学尤其是哲学史研究也有明显的不同？ 政治思想史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与政治直接相关的主题 。像心性修养这些主题，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很受重视，但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并不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涉及心性修养方面的问题，比如孟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思想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我们更多地倾向于从政治方面加以解读。所以，有些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样一段材料，做政治思想史的和搞中国哲学的朋友理解起来不太一样，从中发现的意义也不一样。

政治思想史和历史研究也有相同的地方 。因为我们研究的也是历史，用有些学者的说法，政治思想史也是“以历史为名”的研究，所以，历史学的许多方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也同样适用，在事实上我们也离不开这些方法。我不认为一个没受过良好的历史学训练的人能把思想史做得更好，为什么呢？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思想家放到他们生活的历史环境中加以理解，这需要历史学的功夫。另外，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需要解读思想家所使用的概念、术语，要解读这些概念，就要把古书读得明白，这些都需要历史学方面的训练。

思想史研究是发现意义的工作 。首先，我们要发现的是思想的历史意义。这个历史意义就是在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意义。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讲，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他的思想学说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学说体现的是他们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理解。所以，我们有必要把他们和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弄清思想家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他们对社会生活形成了什么样的理解，表达了什么样的道德诉求。

历史学的训练尤其是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训练在思想史研究中尤其重要 。比如说，我们要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就得知道思想家说那些话的本意，要理解思想家说那些话的本意，就要弄清他们说那些话的历史语境。如果离开历史语境，思想史研究也就无从做起。所以，思想史研究要有历史感，没有历史感，一切都是瞎扯。

在思想史研究中，如果离开了历史语境去解读思想家的思想学说，错误地理解了思想家所使用的概念，便有可能发生严重的理论误会。例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曾经说过一句话，“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那么，对张载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许多学者都认为，张载这句话体现了平等观念。在表面上看，这个说法好像没有问题。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传统儒家以及张载本人在涉及到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制度的时候，从来没有表达过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如何能够表达出“民胞物与”这样的平等观念呢？其实，在这句话后面张载还有话，“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目前标点本的《张载集》把“民胞物与”与后面的话分为两段，把相互联系的语义割裂开了，另外，在语义上，“吾父母”“宗子”是并列的概念，中间应该用隔点隔开，准确的标点应该是：“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是中国古代的特有概念，多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是指家长制家族的家族长。张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君（君主）就是我们的父亲或族长，这样，“民胞物与”不过是后面那句话的铺垫，这段话的落脚点是君主就是“吾父、宗子”，张载的本意是说君主对民众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统观张载这句话，他不是表达了平等观念，而是为社会不平等做了论证。另外，有的学者把“大君者，吾父、宗子”这句话翻译为 “大君，是我父亲的嫡长子”，这一解释也是错的。按照这个译法，张载那句话就不是在强调君主权力的合理性，而是在描述了一个一家人在一个老父亲的带领下，兄弟姊妹和睦相处的场景。我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如果没有历史文献学的训练，思想史研究是搞不来的。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没有历史学方面的训练也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这当然不是不行，但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你可能会搞错。

历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是什么呢？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差别 。历史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实证研究，对历史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弄清历史事实，分析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并评价其意义，但思想史却不完全是实证研究。我们需要弄清思想家的本意，这是在某种意义上近乎实证分析，但是这仅仅是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步，而且是微不足道的一步。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解读思想家为社会生活建构的逻辑，这个逻辑和事实并不一样。所以，我们对思想家的评价是在理论空间里进行的，我们评价的是思想家的思想学说，而不是历史事实，这是思想史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十分重要的差别。

由于思想史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历史研究的不同， 思想史研究与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有些时候，同一个历史人物，把这个人物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来考察是一回事，要作为思想史的对象来考察就是另外一回事。简单地说，如果我们把一个历史人物当作政治家来研究，我们更多关注这个人曾经做过什么，而很少去考察他都说过什么。当我们把历史人物当作思想家来研究时，我们更多的不是看他历史上曾经做过什么，而是看他究竟说过些什么，他说的那些话体现了什么样的道德追求，我们从中能悟出什么样的道德境界。

《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

■ 孙晓春

在思想史研究中常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这个说法也有道理，不过也有问题。我那本书严格意义上说也是围绕思想史展开的，书中涉及的是一些我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主题。由于时间仓促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有些内容没有写进来。例如从传统道义论走向现代社会正义就是一个很意义的话题。我在那本书里讨论的问题有一个假定的前提：古代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关心的是相同的问题。什么样的政治是应当的、有价值的。在抽象的水平上来理解，我们今天在理论方面的努力，还是在回答以往思想家曾经回答过的问题。只是由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背景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别，不同时代的人对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给出的答案也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思想史理解为观念发展演变的过程，其核心就是价值观念的发展演变，这个过程是有迹可寻的。所以我就想大而化之地在传统和近代之间切了一刀，着重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向近代转换的过程回以叙述。而我没像张铉根教授那样，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概念从先秦到两汉，再到宋明的演变过程写得十分详细。我只是对近代以前的中国人惯常的认识和观念做了一般性的叙述。试图认识近代中国人对于这些思想主题的理解有了怎样的变化。其实，我这本书的主观用意是， 要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更多的工作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 。

我刚才说过思想史研究是发现意义的工作， 第一是发现历史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传统思想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 ，或者说对于我们自己的意义 。这是促使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真实动力。我们所研究的那些思想主题和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研究的东西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没有关系，那个东西就只具有文物价值。我们在古代墓葬中挖出一个铜器，这个铜器在古代的时候可以用来喝酒，可以用来喝茶。但是当现代人把它挖出来以后，却没有谁用它喝酒喝茶。思想和文物不一样，就像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说，传统哲学中有一些内容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有意义的，但有些东西却是超越那历史时代，具备永恒意义的，最值得研究的就是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内容。因为那些思想主题我们今天仍然在面对，并且需要我们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们对这些主题能回答到什么程度，就决定了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能达到什么水平。思想史研究发现的是现代意义，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我刚才说思想史研究要有历史感，但在另一方面，思想史研究更要有现代感，没有现代感的思想史研究既无必要也无价值。

孙老师给学生们的回信

回顾一下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只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对以往的思想遗产加以反思，从而形成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战国时期的儒家对孔子思想有自己的理解，而汉唐时期的思想家对先秦儒家的思想学说又有新的理解，到了宋代，宋代思想家也同样如此。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就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的努力下发展进步的，如果思想家的认识都停留在以往时代的水平上，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成了僵死的历史。

在某种意义上说， 思想史研究也是思想发展过程的继续 ，如果说思想史研究是今人和古人的对话，我们对话的另一方是历史上最聪明的那些人。要使这场对话能够有一定的质量，研究者本身就要有思想。对于以往思想家曾经讨论的思想主题，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解，对于生活在现时代的我们来说，从事思想史研究，首要的一点是要有现代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现代价值观念，我们就无法在研究过程中确定一个恰当的评价标准。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思想史，但评价标准却是由我们确定的，而不是思想史本身为我们提供的。

我在那本书里隐晦地表达了一个想法，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十分曲折。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现代化的努力之中，内中的原因一时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近代思想家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包括后来的孙中山，他们那一代人恰好处在中国社会开始走向近代的历史关口，作为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后来的中国社会做出某种政治设计。要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他们对近代思想文化与价值理念形成准确的理解，使之成为可以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的知识，今天看来，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我以前写过几篇关于近代思想史的文章，我说了一个观点，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近代思想家也曾经表达过自由、平等的诉求，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些近代的思想观念没有深入的了解，自由、平等都被他们解释错了。就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例，《大同书》的核心观念就是平等，究竟怎样实现社会平等，康有为想到了“去界”，去家界、去国界、去产界、去级界、去种界，所谓去界，就是消灭差别，按照康有为的想法，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得消灭差别，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社会位置上。现代的社会平等并不是康有为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么，康有为为什么会把平等想错，这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缺少平等的要素有关。当然，古代中国人也曾经追求过平等，其中最典型的道家学派的庄子，庄子主张“齐物”，也就是万物等齐，不过，庄子所说的齐物，是人与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平等，并不是社会平等。至于儒家，从来没有讨论过社会平等问题，儒家所能想到的就是制民之产，就是平均，防止民众之间的财产分化。所以，当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接触到舶来的平等观念时，就有些不知所措，他们根本弄不明白近代的平等究竟是什么，便只能依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去解释平等，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关平等的论述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学中，我们可以说有一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也可以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看作是近代思想家，但确切地说，他们没有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一份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遗产。

对于思想史研究“不能苛求古人”的说法我是有保留的。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虽然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必须说什么。但是，作为思想家，他们应该负有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又是必须说清楚的。 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问题，其深层原因都应该从那个社会流行的公共哲学中去寻求 。当我们要问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何以如此的原因的时候，那个时期的思想家的责任是逃不掉的。人类社会生活是在观念支配下的生活，当人们在观念上认为某一种生活是应该的，那种生活可能不会成为现实，但人们一定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如果人们认为某一种生活是不应该的，那么那种生活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因为思想界没为那种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理由，没有理由的事情人们通常不会去做。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追究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责任。 我们不是苛求他们对于近代的思想观念理解到什么程度，只是想弄明白，他们没有准确地理解近代的思想观念的原因是什么 。

■ 孙晓春

目前国内这些学者们进行的儒学研究是有意义的，这些学术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 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主体，甚至是最核心的一块 。像我们搞政治思想史的人，尽管我认为我不是新儒家，但是就在中国古代那个背景下来评价儒家思想的话，我认为儒家思想还是不错的。要是没有近代文明的到来，或者说中国人仍然像明清以前的中国，一直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下来生活，儒家思想还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好的，这没有问题。有一年我给学生做讲座的时候没提到，但后来我在公众号写发言稿的时候，我就把这句话写进去了，我就讲：按照我们通常的想法，历史的进步应当是吸取精华，排除糟粕，把好的东西继承下来，把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但是历史有些时候可能不是这样。

为什么说不是这样？首先，不好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想去掉但去不掉。比如说人性里最卑劣那些东西，如自私、贪婪，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思想教育，也还是无法清除干净。那么优良的东西能不能继承下来呢？其实把优良的继承下来当然是好事，但是社会进步未必就一定得把优良的东西继承下来。咱们说个最简单的事情，从生活层面上，比如中国古代传统农具，我七十年代做插队知青的时候，用的还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用的农具。要是没有拖拉机，没有现在的农业机械，没有联合收割机、播种机，弯钩犁、镰刀、锄头都是最好的工具。但现在到农村去，有几人还在使用那样的东西？当现代农业技术普及开来以后，那些东西都被取代了。儒家思想也是一样，在中国没有被卷入近代化潮流的时候，儒家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这没得说。但是随着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西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从那时起，儒家思想逐渐就被取代了。这不是说儒家所有的东西都被取代了，而是关系到社会公共生活的那些认识都被近代思想取代了。儒家思想中有些东西可能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关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家强调个人道德修养，这很有意义，甚至可以说这是万古不变的一个道理。没有谁敢说我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我就要当个坏蛋，或者我鼓励每个人都当坏蛋，这不符合人类基本的良知。 道德修养在任何一个时代对任何人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儒家思想在教导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好人这一点上，是有其长处的。

但是儒家思想有一个致命的局限，这个局限是什么呢？就是西方思想家从雅典时代就开始讨论一个问题：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界限。公共生活领域是没有主人的那个领域，是没有所有者的那个领域，这个领域涉及到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之间有一条界限，这个界限是人们在观念上为它划定的。一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里面做什么事情是自己的事，但是进入公共生活领域以后，就得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所以说，雅典城邦要解决公共生活问题的时候要做决定，这并不靠谁是好人、谁道德修养好、谁是个好父亲，靠的是雅典公民到城邦里边行使自己的权利，一人一票地投票，由投票结果来决定。当然今天在我们看来可能不太科学，但是不管怎么说，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是分离的。而中国思想家没有意识到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应该有个边界。把私人生活领域里面的很多事情与公共生活直接地联系起来，把私人生活的领域的事情当作公共生活来理解，用私人生活领域的东西来说明公共的社会生活，把私人生活领域的做法和规则推广到公共的生活空间去。

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儒家讲《大学》的八条目，“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现在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这都是私人生活领域的事情。当然齐家不完全是私人生活的事情，但是在修以前肯定属于私人生活领域。那在私人生活领域里，如何成为一个道德完人并不等于说到公共生活领域里面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好。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即使我们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谦谦君子，都是道德上的完人，当我们组合成一个团体的时候，这个团体的公共事务未必能做好。这种事情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能遇到，但是儒家就没认识到这一点。儒家一直以为欲治其国，须先齐其家，欲齐家，得先修其身。也就是说首先成为一个好人，然后成为一个好父亲，最后才能成为好君主。按照这个逻辑，由好人成为一个好的君主，有好人然后就有好的政治，其实这个逻辑是靠不住的。因此说儒家思想它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认为通过修身齐家、道德教化，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全部的社会问题可能就解决了，事实上这些社会问题可能没有解决。因为儒家没有想到，当所有的社会成员组合成一个国家，或者组合成一个团体的时候，用什么方式把他们组合起来，用什么样的规则去约束人们的行为，人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等等，要比个人的道德品质更为重要。传统儒家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陷入一个周期性治乱循环的原因。那么，儒家思想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我认为解决不了。儒家思想里边有很多东西不可放弃，尤其是有关私人生活领域的思想主张是需要我们学习、领会、继承的，但是关于公共生活领域的构想，儒家思想是有问题的。 现代人要想使我们自己的社会成为一个现代社会，或者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对于现代法治国家就要有现代的理解 ，而不是儒家的理解。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史论》

■ 孙晓春

儒家思想在两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这是没有问题的。五四时期吴虞说“打倒孔家店”，包括胡适、鲁迅他们主张的“拿来主义”或者西化论，可能有些偏激了。但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中国历史上为君主专制政体和君主专制政治提供了最可靠理论支持的是儒家。儒家一方面承认了君主的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认为统治者应该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使权力，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对待民众，所以儒家拒绝暴政，这是儒家思想所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在这一点上说，儒家起到了约束中国政治过程，促进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儒家这套理论对于专制政治又提供了最可靠的帮助，因为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它，更多人都选择了接受，于是，古代中国人也就接受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君主专制体制。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真要彻底放弃儒家思想，这意味着我们放弃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这在很多人的心理感情上无法接受的，就连我自己也接受不了。所以我们总是试图在传统思想中找到一些有益于当代社会的思想资源，如果对儒家思想能够有一些改造，实现一种观念的转换，这样也使得近代的价值观念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边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成为我们可以接受的知识，这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不过，事情总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中国古代的法家，与儒家有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外施仁义，内任刑法，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特点。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思想是最早融入政治实践和国家治理过程的思想学说。正因为有法家对于国家权力、君主、臣下等的理解，才有了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从历史上看，法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从分散走向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不仅仅表现为秦用法家思想治国进而统一了中国这一简单的事实。法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或者中央集权国家的这套制度架构，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制度理念。不要说是两汉以后儒家思想如何如何，实际上儒家思想里面很多东西，都只是停留在道德说教和乌托邦构想的层面上，而要成为一种制度理念，儒家思想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法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家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没有法家可能就没有秦汉以后的中国。

不过，对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怎么评价，却是另外一回事，站在不同立场上，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是说法家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我们认为统一就好，中央集权就好，或者说我们认为君主专制在历史上也有过积极的一面，那么法家思想的积极作用是有的。另外就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来说，法家理解的可能更加直接。比如说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好利，因此国家的制度安排、政策法令都得因势利导，想让人变成好人不可能。假如说每一个人都是“坏蛋”，我们对人性的估价都很悲观，那么如何有效地把这些“坏蛋”组织在一起，使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更有效率、更有秩序，法家的理解可能更深刻一点。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是这样认为的，在一个社会里，它全部的制度安排都依赖于对人性的悲观估价。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在逻辑上说，制度就没有必要了。在这一点上，法家对中国政治史的贡献也是有的，而且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贡献。但是，我们在评价一种思想的价值的时候，不能仅仅说这种思想本身在历史上曾经使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毕竟，我们评价思想家的思想学说的时候要有一个价值尺度。这个价值尺度不是哪一个学派在历史上获得了什么样的成功，在历史上会导致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而是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根据我们所能接受的道德理念，根据我们认可的价值尺度，弄清法家思想在那些方面是不可接受的。

在我看来，法家不可接受的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法家 对于权力的理解 。法家认为权力天然地就应该属于君主，一切都应该以君主利益为转移。法家认为君主利益至上，在这里它就缺少对于人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的关注，缺少对于人的道德关怀，从法家思想里面永远理解不到近代思想家所说的平等与权利，因为法家没有把平等的道德价值赋予每一个人。在法家看来，一个人把自己意志凌驾在另一部分人之上是天然合理的。这个人就是君主，所以说法家思想的逻辑结果只能是极端的君主专制。另外，法家强调权力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作用，这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极其重要。但问题是如何行使权力、如何使人们正当地行使权力，这更重要。事实上，只要是动物群体，权力就天然地存在。比如在动物园里看一群猴，猴子里面肯定有个领头的，它本身就有权力，而人类社会肯定也有人有权力。所不同的是，在动物群体里从来不会讨论正当行使的问题，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这却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权力的正当性永远是思想家不可忽视的主题，而法家从来就没讨论过权力的正当性。所以，按照法家的逻辑，社会政治生活必然会变得极其残酷。

另外一点在于，法家的思想学说有一种 非道德的倾向 。当然你要说法家有没有道德，可能也有，在他们看来服从君主就是最高的道德。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可能不是这样，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要有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联系，这个社会总是需要信任，靠的就是人的道德品质，我们得用个人的道德品质为公共社会生活背书。那也就是说把权力交给好人，或者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就比每一个人都是坏蛋强。尽管说这个好人是装出来的，装也比不装要好，但问题是法家就不知道这一点，法家以为只要服从权力，只要有法律来惩罚犯罪就可以了，最后是所有的道德都没有了意义。比如商鞅和韩非都讲，说你可以相信别人，但不能保证别人相信你；你可以自己是好人，但不能保证别人也是好人。因此，法家所追求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没有道德的生活。而没有道德生活对于人类来说恰恰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人类社会生活区别于动物群体，就在于人类追求一种道德的生活。因为我们需要有一种道德操守和道德法则，因此我们避免了动物群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一点法家恰好没认识到。

法家思想的另一个局限在于他们 对法律的理解 有问题。按照常识性的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律呢？法律是用来惩罚犯罪的，从法家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么想的。按照法家的说法，法律就是君主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因为《管子·任法》里面就说了一段话：“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按照这样的认识，法律就是由君主制定、体现君主意志、由臣下来执行、统治民众的工具。那如何让法律有效地统治民众呢？就是轻罪重罚、严刑苛法，而这恰恰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西方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康德等思想家都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所以要遵守法律，是因为这部法律本身是一部善法，而法家在讨论法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时候，从来就没讨论过什么样的法律是好的法律。另外，法家把法律理解成君主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恰恰与现代法治观念是格格不入的。现代人认为法律是公共权威，而法家认为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法家所理解到的法治就像是一个人手里拿着大棒，想打谁就打谁。

另外，关于 法律的作用 ，法家也没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在法家看来，法律的主要作用就是惩罚犯罪，这一认识是错的。在现代人看来，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正。所以我们今天看来，法家思想有它有益的地方，如果把它还原到中国历史里面，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但是要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法家思想并不比儒家更高明，同样它最主要的方面是现代人无法接受的。近年来，一些学界同仁用法家的法治理论来解释现代法治，甚至把现代法治和法家的法治思想混同起来，这也是有问题的。

孙老师荣休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 孙晓春

实际上我基本的知识背景就是中国古代史，读中国的书，我能多少明白一点儿，但是读西洋人的书就有困难，因为话语体系不一样，概念不一样，思维方式也不一样。有些时候写东西，从康德、罗尔斯等人那里抄点东西，也就是抄个皮毛，只能据我的理解，理解还不一定对，只能把西方思想家讨论的问题与中国思想史的某些相近或相同的话题套在一起做个说明。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尤其是对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解，我缺的更多，不过，即使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儿皮毛，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还是有好处。我2001年到哲学专业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我实际也就读了两本书，还没读太明白，一个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再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当时我看的《实践理性批判》的译本译的又不是特别通顺，当然德国人的语言译起来特别困难，今天很难说哪个译本意思就特别明白。现在如果我们读的话，有韩水法和邓晓芒的译本，比原来我看到的要好多了，我们能明白得更多一点。自从读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后，我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理解和以前大不一样，在分析逻辑或者理解的抽象水平上说，《正义论》确实能给我们很多帮助。当然《正义论》也有问题，不过我们现在看一本书，既然我们不是专门研究，我们就找这个书里面能理解、能接受的东西来看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都倾向于在最抽象的水平上去理解社会生活的话，在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我也 试图在最抽象的那个层面上找到一些具有概括性和一般意义的思想主题 来讨论。而这个思想主题很可能对于人类来说是永恒的主题，我们研究起来可能就更有意义。

另外比如说近代思想家讲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叫自然权利，中国思想家翻译的时候把它翻译为天赋人权。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近代思想家从洛克到卢梭、约翰·密尔在理论上都做了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人的理解。在政治思想史上，我们对全部社会生活的认识都来源于对“人”的理解。对“人”这个概念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义、赋予了什么样内涵，最终就决定了我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理解。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这群人中间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中西方思想家都在理解“人”，中国思想家理解到了什么呢？他们理解到了人性的善恶，但却没有理解到人的权利。因此，西方近代思想家提出的那些命题，中国古代思想家是理解不到的。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的根本不同。

■ 孙晓春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为人类留下了一笔十分丰厚的遗产，要在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挑出三本书来是很困难的事，可以说每一本书都可读。如果非要做出选择的话，我认为这几本书可以优先读一读， 柏拉图的《理想国》 ，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中国人的著作我推荐 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 。

政治学人团队成员于孙老师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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