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属某文化单位纪委书记丁捷所著、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追问》一书，通过一群落马官员的口述纪实，描摹了他们从破纪到破法的过程，揭示了腐败分子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他们灵魂衰落的轨迹。
《追问》介绍说，该书作者丁捷在广州市的监狱中见到了“被媒体称为‘江湖大佬’‘国企巨贪’”的访谈对象，“他矮，壮，黝黑结实。虽说年近六旬，从犯人头的短发茬里，几乎看不到白发。囚服遮不住他身上流露的南方老男人的精干气质。”
作为一名老党员，“国企巨贪”在牢狱中向该书作者说，“我会扒开我的皮囊，刨出我的心肺，晒出我的灵魂，揪出我的过去，让你看清楚，让你的读者看清楚，让全国人民看清楚。”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巨贪”转业到地方，并很快被省委组织部相中派到一家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担任党委委员、副总裁职务。
在书中，这位“国企巨贪”自述了其如何从“被赋闲”的副总裁、“光杆司令”，一步步盘弄人事并攀爬至权力的巅峰，担任了集团“一把手”，如何盘弄人事、独揽大权，组建了自己的“私家军”，过着糜烂生活的过程。
文 | 王俊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澎湃新闻”（ID：thepapernews）摘编自中央党校出版社口述体反腐纪实文学《追问》一书，内容有删节，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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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转业到地方任职后，很快被省委组织部相中，派到这家省属的大型企业集团工作。刚去的时候，职务是党委委员、副总裁。送我去上任的省企业工委书记——那时候还没有成立省国资委，省委组织部的企业工委代管省属企业的干部人事工作——对企业集团的董事长说，给你们送个能人来，你们好好发挥他的才干，一定能助力企业大发展。
这家企业业务构成上名堂较多，有矿业、电子信息、酒店旅游、安装工程等多个板块；干部人事上就更复杂了，各路“军阀”整合在一起，外表是一个整体，内里是一盘散沙，大家一起工作，面合心不合，各把持着自己的一块领地，不让彼此插足。
我到任了之后，别人越是介绍我是“能人”，我越是无法渗透进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赋闲在那里，只能袖手旁观，干着急。集团“一把手”很无奈，当然，我认为他也夹带着一点私心……他说，你要谅解啊，我的确也没有办法的，班子里这些人，还有那些个中层干部，他们就那点可怜境界，没有大局观，只想圈地、守故，要在这里做事，看来，你非得解放思想，开辟出新的业务板块才行啊，我们这里，欢迎英雄加盟，但英雄要用武之地，还得自己打拼呀。
我懂他的意思，就是他不会给我任何一个副总裁该有的权力，除非我能拓展出一块新权力空间。创业是很艰难的，一个人好容易爬到这个位置，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光杆司令。
但我硬着头皮干起来了，干下去了，并且干出来了。我用了二三四年的时间，开拓出地产开发、贸易、化工、职业服装制造等业务，有两块还做得相当大。
应该说，那几年虽然辛苦，但没有白干，组织上也没有让创业的人失望。不久，“一把手”到年纪了，退休，我顺利接班，成为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有了更高平台，自己能说了算，我在产业经营上更是得心应手。接手时企业每年只有几千万元盈利，这些盈利，有一半还是我创立的新业务获得的，到我接任“一把手”第三年，每年盈利就突破10个亿，而且呈现几何级数快速增长势头。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期，企业被评为省十大创新发展企业，十大效益优良企业。我也被评为全省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组委会给我的推荐理由中写道：“重视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狠抓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创新，他领导的企业，连续多年在全省直属企业集团中利润增长，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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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弄人事
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如愿成为这个几千人集团的“一把手”，算是功成名就，但我心里并没有那么痛快，因为我为此付出得太多太多，不光是才干、精力的付出，还有内心尊严付出太多，被同僚挤压的时间太长，被前任冷落排挤得太厉害，我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平衡。记得那些年，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反对。“一把手”不是帮助协调，朝着有利于协调成事的方向努力，而总是顺着反对者的意思，表现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然后推翻掉我的意见。很多反对动作，其实就是“一把手”本人在背后指使操作的。
我在集团中势单力薄，多数苦心策划出来的项目，都被直接否定，有的甚至在策划过程中，就被他们粗暴中止，从而一路心血，不计成本地夭折了。我的内心蓄积了太多的怨气，我需要释放。
这种心态在日常中表现为，我太急于要“一把手”的感觉。总算成为真正的“一把手”了，却又发现有些事情，来得没那么容易，决策的通过，没那么便捷，做事没预想中的快。于是，一段时间，当上“一把手”后，脾气反而更急躁了，甚至经常暴躁不安。
其实，我躁得慌的原因，就是我感觉后来者不能居上。我的权威一开始远不如我眼中的前任。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尊严，比当副职的时候，还要脆弱，地位比那个时候，还要动摇。前任退了，但他的势力还在，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大部分的核心部门负责人和大型子公司老总，都是前任或者某个老资格副总的人，他们表面顺从我这个“新主子”，内心并不服气。所以经常在执行我的命令时阳奉阴违，拖拉敷衍。
更让我不爽的是，省委组织部任命了一位老资格副总担任总经理，在集团形成了“两驾马车”，互相牵制。但我没有正确对待这种分权牵制，而是觉得组织存心制造障碍，让我不能完全施展手脚。为此，我甚至在组织部和国资委领导面前发过牢骚。尤其是遇到重大决策的讨论，班子的意见很难统一，我的权威总是受到挑战，这让我倍感羞耻。
在头两年，我几乎放下了所有的业务，专门盘弄人事。
我首要解决的是权力问题，是要达到我理想中的“一把手”的权威目标，我把它称为“五个一工程”，即高声低声“一个声”、大事小情“一把抓”、决策拍板“一言堂”、财政花钱“一支笔”、选人用人“一句话”。
第一步，我采取了先发制人，找几个软柿子，狠狠捏一把。有一次，综合行政部经理，在总经理会上向我汇报交办的事情，没有准备书面材料，正好汇报的内容也不符合我的意图，我就故意很夸张地拍桌子，狠狠批评他作风漂浮，信口开河，甚至谩骂他是个混饭吃的，应该趁早收拾东西滚回家养老……我之所以这样粗鲁，也是顶先设计过的，因为他们在班子中是老实的，资历浅的，年轻的，我就拿他们几个开刀，杀他们几个下马威，以此把我的威风抖出来，敲山震虎，杀鸡儆猴，警告班子其他成员，和公司里那些倚老卖老的家伙。
我一向信奉“宁可得罪君子，而不得罪小人”，在工作的几十年，特别是有了一官半职之后，这个教条屡试不爽。我这一手，就是通过重击那些素质较高的同僚，来让我的小人对手“窥见”我的凶猛。一般说来，这些看起来素质高的人，多半读书多，有些书生气，内心很脆弱，面皮子很薄，跟人争斗的时候，心慈手软，得过且过，所以你得罪他，对你自己不会产生太严重后果，只是他自己心里非常受伤而已。反过来，你要是跟小人干，就不能轻易出拳，除非能确定一拳致命，让小人永远爬不起来。你跟他过手要注意，小人皮厚心黑，轻则会当场弄得你下不来台，狠的给你记一笔，不知什么时候暗中反咬你一口，让你死得很难看。
在后来的几年，我继续运用此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怎么独裁，你要会弄，不能权还未揽到手，已经弄得满城风雨。所以你得注意，对上对下，搞好舆论，炮制说法。为了堵住那些说我独揽大权人的臭嘴，我在上任“一把手”的头两年里，颁布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人事管理、技术管理、行政管理、经营管理、财务资产管理，甚至党群纪检工作，都重新出台了详尽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有的还是我亲自起草制定或修订的。我把这些制度，广泛散布。对上反复报送，对内大张旗鼓宣教、张贴、印制成册、广泛发放。
我本人也把这些制度搞得烂熟，但并不是为了自己更好地执行，而是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及时发现他人的“漏洞”。比如，讨论重大事项决策的时候，我会突然袭击，质问某一位妄图反对我意见的同僚，你知道某某规定里的第某某条怎么说的吧，回忆下，对照一下，看看是我的意见对还是你的意见对？对方一般立马被问住，支支吾吾，便把他的废话咽回去啦。
我有一套“远交近攻”的处世哲学。与顶头上司和同僚的关系一向不佳。我不会把心思用在直接领导身上，有人问我，在单位这么横，对同僚那么狠，对省里的相关单位那么冷，就不怕得罪人吗。我有我的方法，我集中精力，在省领导中找一个赏识我的大领导，利用上级大领导打压直接上司，威震同僚和下属。这样、点准了一个穴道，便可制约全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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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军”
都这样了，我对自己的状态并未满意。许多事情做起来不方便啊，要人费周折，大动脑筋，甚至大动干戈……还是因为人的问题。有些人本来就不是我的人，有些人不够贴心、有些人鼠头鼠脑，遇事不敢担当，有些人过于呆瓜，不会为领导着想，不会顺势变通。以人为本，无人无本，人多本大，本大本事大，我把这个琢磨透了之后，就开始从干部人事问题入手，我要打造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江湖”。
任董事长后，我故意把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进行“扁平化”处理。方法之一，就是打造一种江湖气氛，比如称呼这种小事，就做了精心的设计：不是按正常上下级的工作关系，称同志，或者喊职务，而是彼此之间称兄道弟，这样既可以形成一个“团结紧密”的哥们儿集团，又可以给外人造成一个印象，我平易近人，且视同僚为兄弟姊妹。特别是当一个我讨厌的班子成员与一个普通的职工，比如一个内勤工，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我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兄弟长兄弟短地呼喊，这就会产生一种微妙的效果，就是做领导的你不要得意，在我眼中你跟一个勤杂工没有什么区别；勤杂工呢，大为受用，觉得自己在大领导眼中跟其他领导一样待遇，都是兄弟；旁观者一看，更是佩服，觉得我这个人没有领导架子，没有等级观念，位高的不怕，位低的不欺。
方法之二就是，我策划了一个“管理与业务精英百人方阵”，在各部门各下属单位，推举出一些管理和业务骨干，进行重点培养。这个团队既体现了集团的人才优势，发挥精英团队作用，同时，我让这些人有权作为职工代表，参与部门、子公司甚至总公司的决策，以体现民主，调动和利用公司中坚力量，实现普遍性的民主。这当然只是大家看得到的显性作用。潜在的作用是，我通过这个团队，参与到各级管理中去“搅浑水”，使下级单位无法抱团做小动作。这些人都是我上任后亲自选择的，集团里有人暗称他们是我的“一百单八将”，我对他们高看一眼，凡事可以直接跨层向我诉求。其实，就是让他们直接向我打“小报告”。百人精英团队健全之后，我不光赢得了民心，架空或者削弱，至少透明了部分不是我上任之后任命的大小领导。
基层的事情搞定后，我开始布局中层以上重要岗位的人事……
在这种权力框架下，集团里许多重要事情，逐渐都是由以我为核心的兄弟帮私下拍板决定，之后再拿到所谓的领导班子会上，认认真真地走程序。尤其在涉及人员调入、干部提拔方面，更是由兄弟们自己的“组织部”操纵。
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我在集团内逐渐打造出一支强势的“私家军”，后来形成了个人力量“一面倒”，我的人占绝对优势，集团内部失去了制衡，我想不任性都不行了。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有一家国企的老总，比民营企业老板还要牛。喜欢我的人，说我驾驭能力强；恨我的人，说我把国有单位打造成个人帝国，严重挑衅党的组织原则。
我是个特讲传统文化的人，每年清明都要回老家祭祖。随着职务的提升和掌控度的加强，每年陪我回老家的人越来越多。我的下属，谁要是被允许随我回乡祭祖，都会感到莫大荣幸，因为这标志着他进入我的“核心圈子”了。后来的几年，每年我回乡，我的祖坟前都是一大群跪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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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巅峰时的癫狂
在我任上的最后三年，我的确攀到了权力的巅峰，个人精神状态，也是无比癫狂的。
我的办公室几乎占了半边楼层，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之后，我们为了规避检查风险，就把这间超大办公室，分隔成里外三间。我在最里面办公，最外面是接待室，中间是小会议室，说是公用，其实绝对是我的私人空间。而且改造过之后，面积没有缩减，私密性和豪华程度更强了。会议室和接待室吧台咖啡机冰箱一应俱全。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不太正常，有时很糜烂。我的随从和下属，我们合作单位的老板们，挖空心思取悦我。我喜欢排场，出行至少要两个下属跟着。出差要走贵宾通道。“八项规定”之后，不让走贵宾通道，不让坐头等舱，我的下属很快就找到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以做广告的名义，与机场签订了一个贵宾通道合作合同，这样我就有了走贵宾通道的专属权。到了飞机上，他们马上为我升舱，现金补款，回来用其他发票冲抵。
坐稳了江山之后，我身边希望通过我的权力寻求利益的人也多起来了。在这些人的吹捧和央求下，我和他们就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我的胆子也放开了，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人家敢送，我就敢收。
2011年春节期间，在广州花园酒店一次饭局上，经一位老战友介绍，我与广州一家民营房地产老板黄某相识。像我这样的实力和身份，一般的民营企业，在我眼里，是没有什么分量的。当时双方礼貌地交换了名片，我见他拥有人大代表头衔，顿时倍增好感和信任。事后，我了解到黄某经营着一家涉及地产、酒店服务、物业管理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身家超100亿元。在心理上顿时觉得亲近起来。
2011年下半年，我们公司下属的一家数码科技城项目建设启动，我毫不犹豫将该项目介绍给黄某，在尚未招标的情况下，就与黄某的公司签订了意向合同。
之所以将数码科技城项目介绍给黄某，一方面是因为项目投资巨大，利润丰厚，利益输送空间大；另一方面是项目所在地广州的番禺区域，黄某在那里创业发迹，拥有“强大背景”，办理各种报批手续方便快捷……我知道，黄某这种有实力的人，能把私企做这么大，“不懂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事先，我什么也没有暗示过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利益企图。
黄某当然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拿到项目后，一次专门请我一个人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说，“我这个人，懒惰，大大咧咧的，处朋友不够细心，逢年过节，想不起来关照朋友，送什么礼金、礼品，哎呀这样太罗嗦、太麻烦，人家不喜欢的东西，对人家没有用的东西，费钱费精力还给人家增加心理负担，何必！
但这么多年，一旦成了我朋友的，就一直是朋友，而且会很铁，再大的官，都视我为兄弟。说实话，亲兄弟可能比我细心，但不一定有我铁。知恩不报非君子，您是我哥，又是恩人，我不能光顺着自己赚钱自己花——再说，愚弟我的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了啊。所以，我干脆一次性给哥哥您1500万元，分三次给，您自己安排着过年过节，买点小东西啊。求大哥原谅愚弟做事懒惰，只求方便，不动脑筋，原谅我好吗，哥？”
我当时一听，觉得够意思，就笑着说，兄弟情分，互相帮助，应该的，您见外。但我并未拒绝，当场约定在东莞交易……当年国庆节，我和黄某在东莞大富豪饭店见面，他送给我首笔500万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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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自己
我既是一名国企老总，又是一名厅级干部，亦官亦商，同级纪委不敢、不能监督，上级纪委又鞭长莫及。我在担任“一把手”期间，在业务工作上大权独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企业党委内设的纪委监督机构成为摆设，甚至沦为我整人的工具。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省委派来一名纪委书记，这人想在我的地盘上有所作为，一度干预我的一些做法，我就指使亲信，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他的秘密攻讦。比如，我们捏造了一些他的绯闻，说他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生活作风有问题。我的一位亲信有贪污受贿嫌疑，纪委书记想问查追究，我就故意在这段时间，指使人事部负责人考察提拔这位亲信。果然，纪委书记中计，指出提拔此人不妥，并在党委会上建议，一定要等问题弄清楚之后再提拔不迟。然后，考察中止。“个中原因”很快传到那位亲信耳朵里，他就拼命地写人民来信，到上级部门去告纪委书记。在年终干部考评的时候，我授意人事部，故意安排了以此人为代表的痛恨纪委书记的一帮亲信，接受考察组谈话，众口一词地列举纪委书记的种种不是，让纪委书记年终考核，差点没有过关。几招下来，这位纪委书记整天忙着洗刷自己，狼狈不堪，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问责我的下属们。我知道他来我们单位时间短，没有什么乌乱七八糟的鸟事，要扳倒他不可能。但我可以通过搅浑水，让他乖点，不要妄想在我的江山里，挑战我的权威，为难我的小兄弟们。同时，我也要告诉他，不要以为你清高清白，在这里，谁干净谁脏、是我说了算。如此一番动作下来，这位纪委书记很快蔫了，忙洗刷自己还来不及呢。我这样做，还有一个变相的晓谕，是给上级纪委部门的：你纪委不是整天査干部吗，你们纪委书记不是打铁要自身硬吗，我就告诉你，快去帮你们的基层纪检干部澄清澄清吧。哈，他们就整天忙着“洗刷刷”去了，头也没昂得那么高了。
我在一个单位当领导，从1999年到退休，十四五年，久居要职，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小群体。国企领导跟党政机关负责人不一样，缺乏轮岗机会。一旦屁股坐在哪个单位，大多数一直到退休，都不会再挪窝。古语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在同一个单位担任副职几年后，又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长达十余年。
这十几年，我不是没有发现单位存在很多隐秘黑洞，但一是因为自己身子不正，不敢较真；二是因为这些黑洞的制造者，大多数是自己培养的人，暴露了他们，对我自己也构成了危险系数，所以，我就拼命捂住盖子，自欺欺人地往前混，总觉得混到退休，不出事就万事大吉了。在此期间，组织上也警觉过，曾找我谈话，希望将我交流到省属另一个国企任董事长，或者到省政府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协助副省长协调国资管理工作。按理讲，这两个位置都是不错的，但我还是有些政治头脑的，觉得除非提拔成副省岗位，仍然能控制这个单位的局面，否则不能离开原来的位置，离开了就会失控于这个单位。
所以，我当时就淡定地以公司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一些重要战略部署尚未完成为由，拒绝组织的这份“好意”。我越是理直气壮，才越是能表明自己大公无私，在这个单位干干净净，底气很足。组织上见状，真的相信我了，让我留在原岗。跟我谈话的一位副部长，还到处替我讲话，说我为了企业发展中间过程不断气，宁可放弃重用机会，放弃个人的又一次人生提升机遇，很了不起。
唉，很多的好事，在我身上最后都演化成了恶果。如果当年我接受了组织的轮岗安排，也许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多年来，我在贪腐过程中，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我把这个单位，管得好好的，正常发展着，每年上缴那么多利税，劳苦功高，组织上不会轻易来找我。甚至在闻到组织调査风声后，我也没有想过坦白自着，存在躲一躲就过去了的侥幸心理。
我现在能做的一点贡献，就是通过解剖自己，说一些实话。
我有几点关于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工作的体会，我觉得这是个难点问题，需要有人来思考和解答。国有企业，显然是腐败的地雷密集地，风险太多了。让个人管公家的人、财、物，而且还一把抓，一个人一支笔，这事儿想想都可怕，毛骨悚然啊。一个人，一旦坐在了钱山上，得有多大的定力，才能坐怀不乱啊。我觉得，光靠党性、靠觉悟、靠个人道德素质，真的不靠谱。请把国企反腐倡廉建设永远赶在大路上，马不停蹄。一方面要加强党风和法制教育，大力推进廉洁国企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和完善对省属国企的监管巡察工作，对国企的巡视应该成为日常，不能三年五年才来一次，最好年年来。国有企业领导分工，里面猫腻特别多，上级组织部门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规定，比如，同一个领导，不能同时分管管钱的部门和用钱的部门，不能同时分管用钱的部门和查钱的部门，具体说，就是投资、财务、采购、审计等，必须由不同的领导分管，才能互相牵制。一个单位，如果像我以前那样，让自己的人包管了所有这些部门，不是徇私，又能是什么呢！
另外，重中之重，对国企高管特别是“一把手”的管理要进一步加强，不能等纪委来了，一个单位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损失了人，更损失了单位的事业。要建立国有企业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定期轮岗机制，避免出现腐败问题的“长期经营”现象。唯其如此，才能还国有企业一个风清气正的经营和从业环境，也才能有效遏制“能人腐败”，及时挽救像我这样的“腐败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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