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露面的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和电影《无问西东》，有几个共同点，都在讨论人类经验的传递；前期都不被看好，后来却成了现象级的作品；章子怡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戏里戏外，她都是那个
托底的人
。
“托底”这个说法出自《无问西东》，在这个故事里，黄晓明演的陈鹏，对章子怡演的王敏佳说：“你别怕，我就是那个给你托底的人，我会跟你一起往下掉。我最怕的是，掉的时候你把我推开，不让我给你托着。”
托底，说的是爱情，是人和人的相依为命，但也可以是更大的东西，是电影，或者责任。
起初，章子怡不像是那个托底的人。
她早期最重要的作品，是《卧虎藏龙》，电影里的玉娇龙，是个反常规的英雄，如徐斯年所说：“善中带恶，亦正亦邪，工于心计而又幼稚天真，尖刻狠辣而又优柔寡断，极富叛逆精神而又难以挣脱传统、战胜‘自我’”，她凌厉、刚硬，连裙子上绣的都不是花鸟，而是万里江山。
她蔑视人世人情的规则，朋友护送的宝剑她也要抢，哪怕主管京城治安的就是她父亲，她和那股看不见的力量对抗时，用的也是不寻常的方法，不是顺应、博弈、谈判，而是奇诡的跳崖诈死，她冲破所有的边界，也冲向不可知之境，最终与失去凭依的自己狭路相逢。
前来驯服她的李慕白，也被她身上的力量吸引，进了迷障。
这是一个青春的蝴蝶，飞不过成人的沧海的故事。
当时的章子怡，和玉娇龙的形象太贴合了。这是幸运也是不幸，因为，对于一个有资历有故事的演员来说，你就是你，你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而对于一个刚刚出道欠缺故事的演员来说，你演的角色就是你，你角色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人们总要找点东西帮助自己进行阐释。
然后是《英雄》《十面埋伏》《夜宴》《一代宗师》，直到《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华语电影并非黄金年代的这十几年里，她演出了最重要也最难忘的角色。
但她所受到的对待，却未必是公正的。这也许是一种“最新闯入者”效应，对那些新近走进我们视野的人，我们都有这样一段抵抗期。情感上空置的地方，既喜新厌旧，既期待新人，而一旦新人出现，我们又免不了百般挑剔，我们对强者有天然的厌恶，对弱势者略多同情，对新人有抗拒和不信任，对旧人有补偿式的追念。当巩俐取代了刘晓庆，我们开始怀念刘晓庆，当章子怡遮蔽了巩俐，我们又觉得巩俐风华绝代，含义复杂的“美”，成了她们的补偿性鉴定。
但这些角色，这些电影，却让她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让人们，尤其是女人们看到，
一个此时此地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
在自身的存在之外，构造一个职业存在。
那个存在，甚至可以跳脱出她自身，单独存在，无法忽视，无法消灭。
这种独立的存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多少年来，中国人，并没有一个“我”和“身为职业人士的我”之间的明显界限。过去，家庭是生活的地方，也是工作的地方，技艺传递依靠学徒制，学徒像雇员，但更像是养子，要学手艺，还要干家务活，生活和工作是打包评判的，后来有了单位，单位却像一个更大的家，流动性很差，一进去就是一辈子。城市也很小，彼此熟识，一个人的多种角色是混合在一起的，职业身份和生活角色是分不开的，绝没有可能构筑另一个身份，另一个自我。
道德形象、性别、性取向、家庭关系、穿衣戴帽、是不是看起来很有野心，都会影响到别人对你职业能力的评判，就像《无问西东》里的徐伯常，她的妻子刘淑芬之所以那样执着，就是因为，她深知，他的生活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工作和生活分开”，是一句谎话。
对女性，尤其如此。
不说别的，就说女明星，最早的职业女性里，就有女明星了，但她们得到的自由并不完全，不论演戏还是做生意，似乎都是她们生活里的一段弯路，一段小浪花，她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生活里去，回到嫁人生娃的命运里去，对她们职业生涯的评判，始终和婚姻、家庭捆绑在一起。
所以，六七十年代，香港女星自杀几乎成为风潮，因为她们已经有了成就，但出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她们的职业和生活，完全被搅拌在一起进行认识，婚姻生活出了问题，哪怕是男方出轨赌钱喝烂酒，但担责的却是她们，她们的职业生涯也从此变得黯淡。
例如在1964年自杀的女明星林黛，她已经是当时的顶级明星了，还是遇到各种职业波折。她的儿子龙宗瀚后来说：“那个年代她已经懂得自己成立公司，自订合约保障 自己，而且全是英文，以当年来讲，男人都未必能做到这样。但她只有靠演戏才能表现出她的能力，那个年代是男人的年代，女人再怎么聪明，最多也只能做个高级秘书。做生意？不会有人愿意和女人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