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手不见五指，我打开手机闪光灯，穿行于三个小山村，途中遇到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学生家长，他骑着一辆电动车，其实我很想请他载我一段路程，但没有张口，他也没有礼让，只是愣了一下，“你还没走呀？”便倏忽而过。
十几分钟后，我赶到邻村，这位兄弟和其他十来名学生家长都陆续赶到一户人家，协商维权的事儿。东家的男主人在北京打工，听闻女儿出事就连夜上了火车。他的穿着比其他人都要考究，特别是裤子非常洁白，在暗夜中几乎可以当路标。提起女儿刚刚做的妇科检查结果，他开始哽咽。
十几分钟后，维权家长们聚齐，我这个记者便成为大家不欢迎的人了。他们认为，要是没有媒体介入报道，事态可能会简单一些，也比较容易跟官方谈判。至于媒体，可以更多作为威慑手段。
我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就没有争辩，什么没有生气，打开手机闪光灯，离开这村，顺着导航地图，往十几公里外的镇子走。我不可能走到底，就开始联系下午拉我下乡的那位面包车司机。
司机知道我是记者，因何事而来，在下午他还破口大骂那个被抓的男教师。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这晚九点多的时候，要求将车费翻番，从40元涨到80元。他把我拉到他家开的小旅社内，一楼大堂有两男两女正打着麻将。到房间后，他告诉我，正打麻将的两个女人都是小姐。
2013年5月，河南桐柏县，这次采访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不亚于村小学男教师杨某性侵一二十名女生的案情。杨某最终因为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被判处死缓，凡被判决书确认受到侵害的女童，她们的家庭也都分到了赔偿。然而，那个偏僻的山乡恐怕不会改变多少，谁也无法确保留守女童们所呼吸的空气，是否变得更加安全了（
点击右下“阅读原文”，可见我的报道
）。
道德说教已经失效。时年55岁的猥亵者杨某已经有了孙子辈，并且非常疼爱家里的孩子们。让受害幼女家长难以释怀的是，杨某也知道孩子是心头肉，是家族的未来，却对他人的孩子做出禽兽之事。他的人心，究竟是不是肉长的？
杨某的嚣张，超出了所有的想象。遭到他性侵的不仅有一年级女生，还有村小学附属幼儿园的小女孩。有很多次正上着课，杨某会点名一个女生走到讲台前，然后他命令其他同学背过身去，就开始上下其手。
家长们都忍不住自责照顾孩子太少，但我知道他们过几天还是会离开村子，以挣钱之名回到异乡。每一年春节，大人们都在讨论彼此又多挣了多少钱，孩子们却在担心爸爸妈妈还可以在家里呆几天。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张燕曾调研发现，超过半数的农村孩子都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之间摇摆。
我告别那个山村的第二天中午，家长们集体赶到镇政府，跟领导们谈判。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气呼呼地出来了。现场录音显示，有家长质问在场领导：要是你家闺女被害了，你还会不会这样？
刚才还劝家长们冷静的一位领导勃然大怒，揪着这句话不放，要家长们道歉，双方不欢而散。家长们这时才开始完全信任我。对他们之前的态度，我没有任何不满。我出身农家，也采访过无数农民，一直很理解他们的愚弱。但另一面则是，别说幼女了，就是成年的父母们，在遇到各种欺辱时办法也不多。
我只能承诺，我的采访“有可能”帮到他们。在18位律师的义务援助下，将近20名女童家庭获得了当地总额为130万元的赔偿。杨某没有如家长所愿被枪毙，但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继续生活，受害女童和父母一起湮灭于网络新闻的时间轴中。
很难想象，如果这起案子发生在北上广深，甚至郑州武汉此类的二线城市，关注的流量何止十倍百倍。离开桐柏十个月后，西安发生幼儿园长期喂小朋友吃抗病毒药，导致多起疑似肝肾功能受损事件。我在西安采访的一周内，亲历了舆论对此事关注的热度。如果被吃药的是桐柏县那个山村的小孩呢？
我无疑于将这种反差归咎于冷漠。我们都很累很忙，非要将遥远的苦难与身边的丑恶都等量齐观，恐怕就没多少人有精力养家糊口了——人们维权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则不是为了维权。
然而，在反思大城市幼儿园的乱象时，能不能别忘了在更广阔的乡村，无数中国孩子正像柔弱的野花一样，在缺少关爱和庇佑的童年听天由命？
苦难本质是一种不公，苦难的分布同样不公。如果连乡村的孩子都活得非常安全，那么城市的孩子就只会更好。如果乡村的孩子难得安全，那么在城市更高端更昂贵的幼儿园里，安全温暖就有可能只是贴在墙上的标语。
关于女童保护，我写过多篇报道和评论，也试图借专家之口开出一些药方，现在看来都近乎徒劳。公众意见最大的学前教育，被视作体制化教育的一部分，资源分配却又严重失衡，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却很高，这些都决定了幼教行业无法充分竞争，对专业人才的估值也无法合乎价值规律。到头来，无论是作为公共资源还是商业服务，这个行业都无法正常化。
最被这些问题所困的，还不是目前被聚焦关注的某些高端幼儿园，在非高端家庭，他们的孩子即使受到惊吓和虐待，也大多会永远沉默下去。尤其在农村，很多人还认为幼儿园老师体罚调皮的孩子，是理所应当。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日，更需要方法对路。一禁了之，运动式监管绝对不是办法。我曾在一篇谈农村“黑幼儿园”校车的文章中写到，从2006年到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共发生20来起校车内遗忘幼儿事故，造成18人死亡，绝大多数都位于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同时，校车群死群伤事故，也几乎全部发生在这些地方。
然而，幼儿园校车不达标，管理疏失，往往并不是因为“黑幼儿园”老板太坏，而是他们长期拿不到合法执照，无恒产就难有恒心，没有决心和能力投资校车这样的大件儿，并建立完善制度。所以，不能将校车闷死孩子，简单归咎于“黑幼儿园”没证，而是要扶植更多幼儿园“洗白”拿证。如果一出事就一禁了之，只会让农村孩子和城市里的流动儿童无园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