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靠什么消除贫困？

作者：王江涛

来源：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首先我们要知道贫困不是一种行为，有些人贫困并不是因为他懒惰，也并不因为他自己无为，大部分的贫困是来自结构性的原因。”布里斯托大学David Gordon教授在发言前，首先对英国在过去造成了很多殖民国家而道歉。他演讲的主题是，能否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儿童赤贫现象以及减半多维贫困儿童数量。多维贫困是一个综合性指标，用以反映个体、家庭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

2017年8月19日，在广州举行的“发展与贫困：中国和世界经验”国际会议上，围绕贫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进行论述，既包含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探索，也有对发达国家贫困状况的分析，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全球化甚至国际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

讨论结构性原因是其中一个重要着眼点，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阐释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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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 —

自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逐渐引起世界各国重视以来，经济全球化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认为，总体来看，在长达数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上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他们也得到了财富，也是在增加，但是资本是大头，劳动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社会群体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

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引用墨西哥的案例来说明贫穷地方的个体在全球化贸易中的遭遇：“小型的玉米种植的农民1990年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但是大型的玉米种植商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人将社会产生的不平等现象归结为全球化。郑永年做了一个对比，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费是1万美元，当时熟练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为3万到4万，但现在学费涨到5万的情况下，制造业熟练工人的年工资则为6万到7万，变化颇大。马里兰大学Douglas Besharov教授提供了一个数据，当西方劳动阶层面对东方国家劳动者的直接竞争后，工厂工人的收入比之前降低了40%。

全球化竞争不仅造成了国家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变化，还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郑永年将这种影响归纳为“社会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而这些又进一步成为世界上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泛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给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Hans d'Orville教授进一步指出，收入差距可能引起国家内部的不和平，导致不满情绪，甚至冲突。

但如果把矛头都指向全球化，也难免有失偏颇。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引述郑永年的话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技术的变革，技术的变革要求人们必须要有一些才干和表现，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享受到其带来的福利。现在有一些新的行业，我们希望在这些新的行业里找到工作，那就需要有新的本领，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个本领，于是就会带来不平等的现象。”

作为当今全球化的重要部分，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机遇与挑战，巨大利益与负面效益。郑永年认为，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等社会不平等在今天的中国制约着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着国家的稳定。

2

— 消除贫困的中国经验 —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扶贫，对世界的扶贫的贡献最大。”郑永年对中国消除贫困的成绩表示赞赏，也对林毅夫为解决中国问题而专注于生产中国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甚为推崇。“中国实际上不缺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人，也不缺介绍西方政治学的人，但是我们缺少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在林毅夫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能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使超过7亿人摆脱国际贫困线，正是利用了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拓宽比较优势，加速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一定是现有的产业要不断创新，而且要涌现新的产业，然后你可以把资源、劳动、资本从估价价值较低的产业往估价价值较高的产业转移，这是让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收入水平可以不断增加的两个最重要的机制，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对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对发达国家来讲，它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因为它已经是全世界最好，就只能自己发明。我们知道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林毅夫还将中国与其他未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对比，认为后者忽略自己资金短缺的实际情况，为了在劳动生产力水平和产业水平上都与发达国家保持一致，由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发展进口的现代制造业，结果“把先进产业建立起来了，但是绩效非常差，经济发展停滞，收入水平没有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Mehri Madarshahij教授提醒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看待贫困人口发展，基础设施不佳、土地权属不清楚、财富分配、官僚腐败因素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需要解决。而这也成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转型中所面临的挑战。

林毅夫回忆起1990年代跟人争论私有化之后，政府如何对先进部门进行补贴的事情，“如果企业在开放经济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保护补贴被取消掉，他就会破产，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不稳定”。但是，从国有到私有，私人老板会更多地去跟国家寻租，导致腐败的蔓延。当时，金融体系的资金的分配中，也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提出的，资源的配置应该由市场决定，也就是要消除在渐进转型当中所产生的扭曲，包括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干预来决定。在金融上，利率应该根据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储蓄和贷款。”林毅夫从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中，看到发展思路的重要性：发挥比较优势，降低交易成本，政府要积极作为，改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

“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比较有能力达成一些共识、能进行一些有效决策的政府不是很多。”郑永年谈到，中国正在经历这一个全国性的扶贫行动，中国的很多方式在很多外国朋友看来会比较羡慕，但是很难学得来。

比如说针对扶贫工作对中国的地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如果不能脱贫，很难得到提拔”。

3

— 致命的援助？ —

“援助做了什么？援助使得非洲国家接受援助之后更糟糕，更贫穷，更加不利。”伦敦大学Mark McQuinn教授引用《致命援助》中对援助的质疑，并给出了否定的意见。但仍承认，这种观点很有威力。

林毅夫提到“超越援助”的口号，也就是应该帮助受援助国家做一些有效的结构性的调整，“官方的开发援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却没办法找到真正的瓶颈所在。现在有这么多的官方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做法，比如说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人权、教育质量等，这些都是可取的。但是它们能够给穷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吗？这就要打问号了。”

传统的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正遭遇挑战。“40年来，富裕国家的政府不断承诺要拿出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的一定比例进行海外援助，很少国家达到了这个承诺，很多国家包括英国、荷兰以前能够达到，但是现在都已经撤回去了，因为从政治上已经不太可行。所以说要指望富裕消除赤贫已经不太可行。”David Gordon教授对依靠政治援助帮助脱贫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他解释，“一个社会群体有利的条件往往是对另一个群体不利，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在任何一个国家大部分的人是由于他的行为带来贫穷，而很多政策都是基于因为他不够努力所以要改变他的行为。”

Mark McQuinn教授发现美国的论调更严格，“特朗普有一个援助预算，会在明年削减三分之一，也就是说美国在政府官方援助方面的占比会越来越少，而且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减少，他会更多用在全球化项目上。”

中国将援助资金和一些商业投资融合在一起的模式受到Mark McQuinn教授的肯定，“中国现在在进行的就是结构经济学的想法，既然中国用了新的做法，西方社会也要进行调整，与中国采用齐头并进的方法”。

4

— 经济增速与分配公平 —

“富人看到的是贫困的问题，而贫困人群看到的是富人的问题。”胡逸山教授谈及财富的分配引用了这样一句话。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究竟如何协调？

南美国家财富分配不平衡的情况是亚洲、非洲等地区所不能比的，斯坦福大学的Florencia Torche教授提到那里“最富裕的10%的人口集中了全国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其他的国家这个比例只是占据了全国收入的1/3”，但正如David Gordon教授所分析的，“我们不可能在政治上完全消除赤贫，为什么世界上有赤贫？并不是因为财富不够，更多的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匀”。

在对比经济发展与分配方式对贫困的影响上，量化的数据更有说服力。美国杜兰大学Nora Lustig教授以2000年为界，发现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下降，导致了大量人减贫、脱贫，中产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减贫角度来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概达到61%，不平等现象减少的贡献率达到39%，有些国家的财富重新分配的效果更强，可能有些国家这方面的影响根本就没有，只是在增长。总体来看，通过减少不平等现象，通过财富分配，能够给脱贫带来39%的贡献值。而中产阶级人数越来越多，有些国家的消除不平等现象给脱贫带来的影响高达100%，在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减贫效果越来越好。”

除此之外，技能溢价的减少所导致劳动收入的降低，以及家庭其他成员高收入所引发的类聚效应，都可能影响收入平等的问题。

但经济增长是否会制造贫困呢？面对提问，黄朝翰教授特别强调了增长速度和稳定增长的重要性。“任何的消除贫困的努力当中必须要有经济增长为支撑，你一定要有新的资源，否则你用什么来分配？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需要增长，因为增长意味着就业，有就业才有收入，这是很基本的道理。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很高的增速，高增速才能引发更多的新增长。”

“所以还是要有增长，因为有增长，政府才能更新其社会政策，所以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补充道。

5

— 教育、福利：谁能拯救贫困 —

一般认为，发达的福利制度为贫困提供了制度性兜底的举措。来自韩国的案例揭示了，基于贫困状况的福利制度，能减少贫困的绝对数量，但不能避免这些家庭永远被困在贫困线以下。首尔大学助理教授Kilkon Ko分析，只以贫困线来衡量、消除贫困，并不具有持续性：“如果这个家庭刚好低于贫困线，他其实并不想脱离贫困线。所以第二年，他们很可能又回到了贫困线以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郑秉文教授通过分析欧洲、北美等地的福利制度与贫困率的关系，认为福利制度对贫困起到了非常好而稳定的作用：“美国从1959年到2007年，2007年到现在的贫困率没有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贫困率是从25%下降到12.5%”，“欧盟成员国平均贫困率几乎没有超过20%的”。

然而，福利制度本身就涉及成果的直接分配，利益纠纷也更为明显。据Kilkon Ko的介绍，其针对贫困人口的福利制度出台后，就有两种声音质疑，一个是认为这些人应靠自己努力生活而非政府给钱，再者则质疑政策是否能真正消除贫困。政府的执政理念促使转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人们意识到贫困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具有结构性、体制性的社会问题。

在摆脱贫困的路上，就业、收入等的稳定，除了制度性支持外，个人对环境适应能力的稳定性同样重要。

“发达国家已经不存在大规模的结构性的贫困了。”Douglas Besharov教授说道，除了酗酒等特殊人群的持续性贫困，最主要的是相对贫困，而这与教育水平又是呈负相关的。在美国，因教育造成相对贫困的现象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

“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包括亚洲人等，他们的教育水平比美国人更高，收入也更高，这个数字很惊人，如果你被落在后面了，虽然你看不到这个数字，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数字，还是觉得就投特朗普一票吧，因为这些人在抢我的工作呀！”Douglas Besharov教授说。

在教育影响贫困的路径上，儿童、父母及两代之间的流动关系塑造了贫困与否的局面。Florencia Torche教授谈道：“有钱的家长可以拿出更多的钱给孩子提供教育，这种教育就会在未来转化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更高收入的工作，因此如果我们要解决这种流动性的问题，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把重点放在教育上，能够让这些弱势群体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David Gordon教授还指出，儿童教育背后，其实是儿童的家庭、户口、父母工作单位等因素，为了不使贫困代代相传，“重新分配是解决儿童贫困的唯一出路。儿童是不可能自己赚取资源的，必须要上学，所以唯一消除儿童的贫困的方法就是把资源从成人这里转移到儿童身上，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转移，他们就会脱离贫困”。

6

— 经济发展与政治建设镇 —

贫困影响社会稳定，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底层劳动者对社会的适应性变弱、民众不满，以及民粹主义兴起之后，给国家政治、政策甚至全球经济带来挑战。Mehri Madarshahi教授认为：“由于2008年、2009年，民众不满情绪不断酝酿，所以现在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当权的政治家就因为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而纷纷输掉了大选，现在特别是像英国脱欧也是对于这个局势的一记警钟。”

“大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大家遗忘了小城镇和农村。我想东亚社会也是一样，早些的日本、四小龙是最平等的经济体，但是近十来年，他们的收入差异也逐步拉大，所以这个问题都很大。”郑永年教授谈道，“今天爆发的白人等问题都是经济的反映”“福利国家、民主、资本这三大问题在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资本社会和政治社会平衡发展，但是现在已经失衡，怎么来解决？我想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就算是英国的脱欧，也不是解决方案，因为老百姓也不满，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我希望各个国家的领导人确实要关注到这一点，因为现在的收入差异已经超越了很多社会阶层可以接受的程度，如果没有有效的方式来反贫困，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以福利来扶贫风险较大，“像李光耀先生所说，如果福利与民主结合起来，民主变成福利的拍卖会，承诺很多，但是不能给很多，他的经济发展很难支撑他的高福利”。

“中产阶级可以整合自己，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有70%-80%的时候，这个社会可能可以运转。但是如果是50%的穷人和50%的富人，这个社会不能运转。30%的富人和70%的穷人，这个社会也不能运转。”担任本次会议联席主席的郑永年教授认为，应采取“先发展，后民主”的方式实现稳定的发展。“中国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说，我想还没有实现像欧洲那样的福利社会的程度，但是社会必须得到保护，如果穷人太多就会出现问题。我想扶贫就是一种达到基本社会公平的战略。”

（本文引文来自2017年IPP国际会议“发展与贫困：中国和世界经验”现场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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