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府兵制下的“六驮”问题
*
孟宪实
编者按：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79－96页。
提要
：六驮马是唐朝府兵制下的一种辎重运载体制，按照传统理解，府兵一火十人要配备六匹马驴。由于驮马是府兵卫士自备，这便涉及卫士经济负担问题。本文提出新看法，认为六驮马驴的设置单位不是火而是队，而唐朝每队士兵是五十人。如此，则相关研究皆需要重新审视。
关键词
：唐朝
府兵
六驮
火
队
一、
从“八驮”到“六驮”
唐朝前期实行的府兵制，被认为是与均田制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人所共知。但是，并非所有相关问题都得到解决，本文所讨论的“六驮马”制度，就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府兵制下，具体的军队组织，各种史料记载都有一个重要内容，那便是“六驮马”。所谓六驮马，即府兵最基层组织“火”需要配备的驮马，而一火的人数是十人。
先看《唐六典》的记载。《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已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注
：
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
[1]
六驮马是府兵制下的基本规定，几乎无书不载，只有详略差异而已。唐朝的军队，基本的区分还是骑兵和步兵，骑兵称作越骑团，步兵就称步兵团。所谓十人为火，指的是步兵团的基层建制，所以“六驮马”只属于步兵。从《新唐书·兵志》的记载来看，行军打仗，军队基层建制和战士，需要配备不同的武器和工具，从中可以看到装备其实与建制是联系在一起的，火和队很明显是从单兵到基层组织的建制。《唐六典》是记载唐朝前期制度最权威的一部书，把唐代的令、式等法律条文融入六部体制之内，用注释的方式书写制度沿革
[2]
。但是，关于“六驮马”，《唐六典》这里的注释并没有沿革文字，而是补充内容，但在“左右果毅都尉”条下记为“其团十人为火，火备六驮之马”，然后注“初置为八，后改为六”。
[3]
《通鉴》的叙述文字简单，用的是“六驮马牛”。
其实，“六驮马”的前身是“八驮马”，这项制度有过一个变化过程。《唐会要》卷七二“府兵”条下记载“卫士以三百人为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三十人为火，有长。备六驮马驴”。其下注曰“初置八驮，后改为六”。
[4]
对此，《通典》也是用注释的方式给予了记载：
凡府在赤县为赤府，在畿县为畿府。卫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驮马驴，（初置八驮，后改为六）。米粮、介冑、戎器、锅、幕，贮之府库，以备武事。每岁十一月，以卫士帐上于兵部，以候征发。天下卫士向六十万人。
[5]
《玉海》也用注释的方式延续了这个记载“初置八驮，后改为六马”
[6]
。但前文是“六驮马”，不是“六驮马驴”。后来史书延续，代代而有，多记录下曾经的改变。
从“八驮马”到“六驮马”的制度演变，是一个基本事实，如今是能够肯定的。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亲征高句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从前线返回到达幽州。《唐会要》记载到：
十一月，至幽州。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沈海溺死数百人。
[7]
这不是独家报导，《册府元龟》也有记载：
十月丙申朔，次蒲沟，填路未毕。太宗驻马以督之。及兵渡渤错水，暴风降雪，时甚冰寒。士卒沾冻，马牛溺于泥水死者甚多。诏遣积火以待之，渡兵赖以获济。初，太宗军及李绩军之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万匹。及还，战士死者一千二百人，其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张亮水军七万人泛海，遭风溺死者数百人。
[8]
这次战马损失到底多少无从计算，因为两处文献记载不同。但是，战马与八驮马并列书写，可以认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马匹。战马是骑兵的战马，八驮马是运输的马匹。此时，唐朝军队出征，采用的是“八驮马”，这是没有异议的。
“八驮马”之制，不是唐朝发明的，作为府兵制度的组成部分，唐初从隋朝继承下来的。《隋书》记载隋炀帝三征高丽，中国难以承担，隋炀帝不得不降低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改“八驮马”为“六驮马”，其文如下：
隋炀帝“益遣募人征辽，马少不充八驮，而许为六驮。又不足，听半以驴充。在路逃者相继，执获皆斩之，而莫能止”。
[9]
可见，八驮、六驮，从概念到制度，都是从隋朝继承的。而唐太宗贞观时期，实行的是八驮之制，也是有根据的。隋炀帝时期，本来就是实行“八驮”之制，后来因为马少，不得已降低标准，允许减为“六驮”。由此不难理解，“八驮”之制显然比“六驮”之制需要更多的马匹。
唐朝之初，现在看到的资料就是贞观十九年的记载，此时的八驮之制，后来改为六驮之制。这就是《唐会要》等书的“初置八驮，后改为六”，但改制的时间语焉不详。唐长孺先生认为：“八驮纯以马者，隋初之制也。六驮杂以驴者，隋末之制也。武德之初复开皇旧制，故加至八驮，然以唐初马匹之少，自不能行，故又减至六，而又杂以驴骡矣”
[10]
。谷霁光先生认为唐朝的制度直接继承的是隋炀帝六驮马制度，又允许用驴补充，“唐朝因袭其法，一律用六驮，六驮以马为主，偶亦用驴”
[11]
。孙继民先生认为“唐初因袭隋制，火备六驮马”，“贞观后期可能一度恢复八驮马”
[12]
。就隋朝制度而言，八驮马是常态，六驮马是临时措施，唐初继承隋制，不应该继承临时措施。《唐会要》等书的“初置八驮”，已经在贞观十九年的资料中找到应征，唐先生的观点更值得肯定。接下去便是求证什么时候改为六驮即可。但按孙先生的理解，岂不成了先有六驮改为八驮，后来再改为六驮，这个过程繁琐不说，主要是与《唐会要》等记载不符。
现在所见“六驮马”的资料，是高宗时期的，可以认为这是从八驮之制改为六驮的时期。阿斯塔纳
35
号墓出土《唐西州某府主帅阴海牒为六驮马死事》，内容如下：
1
六驮一匹
2
营司：进洛前件马比来
在
群
牧放，被木刺破，近人
3
□后脚觔断，将就此医疗，不损，去五月廿
八
日
□
4
致
死
。
既
5
当府主
帅
阴
6
进洛六驮先在群放
7
脚将就医疗，缘疮不损，□
8
便
致死。本府主阴海亲署知死
9
既
回
还到府任
10
祯
示
11
一日
[13]
其中，第
1
行“六驮一匹”，文书整理者认为是“六驮马”而漏写了“马”字。本墓出土文书，有纪年的一件为“显庆四年”，三件“龙朔三年”，本件文书应也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属于高宗时期。
另一件高宗时期文书，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
35
号墓，为《唐咸亨五年（
674
）张君君领当队器仗弩弓陌刀等抄》，最后两行内容如下：
4
为人无信，抄画为验。咸亨五三月十八日张君
记
5
当队六驼驮马
□衫驼
[14]
根据整理者意见，这是咸亨五年文书，此处“六驼驮马”也应该是六驮马制度的呈现。现在可以肯定从“八驮”向“六驮”的转变，就应该是发生在高宗时期，最早我们能见到高宗时期使用“六驮”的这个概念。
应该明确的是，“八驮”或者“六驮”，应该就是制度本身，虽然通常皆指“八驮马”、“六驮马”，实际上充当这个角色的不仅有马，还有驴、骡、牛等，所以，作为研究概念使用，“六驮”应比“六驮马”更具有概括力。从《隋书》的记载我们得知，“八驮马”和“六驮马”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某级建制所拥有的驮物蓄力，有马、骡、驴、牛等，而“八驮”即八匹头（如马，以匹为量词单位；驴，以头为量词单位），“六驮”即为六匹头，六驮之制所需蓄力当然低于八驮之制。
[15]
二、“六驮”属于“火”还是“队”？
火是军队最基层组织，十人一火。队是更高一层建制，五火一队，一队为五十人。前文所引文献，言及“六驮”之制，常用语如《唐六典》为“火十人，有六驮马”，《新唐书》：“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火备六驮马”因此几乎等于常识。由此出发，不难理解，六驮之制，属于火这个最基层的军队组织。
不过，有学者的理解与此不同。谷霁光先生计算过马的价钱，指出：“马一匹官价为二万五千文，一队六驮，全府以中等府计算，就得一百匹……”
[16]
。“一队六驮”，这是谷霁光先生计算的基础，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这明显不同于“一火六驮”，于是数字发生巨变，从十人六匹变成了五十人六匹。王永兴先生认为：“自唐初至开元年间，凡实行府兵制的地区，每火备六驮马是普遍制度。”
[17]
陈国灿先生解释《新唐书》的“火备六驮马”记载时认为“是火内卫士自备六驮马，即一火十人需自备六匹驮负重物的马。”
[18]
孙继民先生也有很清楚地说明：“所谓六驮马是一火十人共备马六匹，用于驮运”
[19]
。于是，这就出现了两种理解，六驮马即六匹用于驮运的马匹，一说由一火十人共备，一说由一队五十人共备。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个概念是六驮马、十驮马之制，是战时才存在的特殊事物，平日里只有相关马匹的管理、牧放，不存在六驮马等的征集、购买等等措施，对此，王永兴先生已经进行了十分准确的说明。同时，战时的火、队建制，虽然来源于折冲府日常的同名建制，但战时会发生调整。吐鲁番出土中的一件《唐中军左虞候帖为处分解射人事》很具体地证明这种情况的存在，其文如下：
1
依
判
基
示
2
一日
----------------------------------------------------------------------
3
牒检一月事至，谨牒。
4
五月四日典杜栾（奕？）牒
5
连道白
6
中军左虞候
四日
----------------------------------------------------------------------
7
中军
左
大总管营
8
牒
称
□
大
总管处分诸
9
解射五百人韩郎
10
将□检校，每下营讫，即教别为
11
射手队，不须入大队者。帖至，仰
12
营所有解射人立即具录姓名
13
通送，待拟简定，仍准人数差解
14
射主帅押领，限今日午时到者。
15
火、急、立、待五月四日典徐豪帖
16
并弓箭自随
兵曹李
训
17
总管左金吾卫郎将韩
欢
18
牒
检
案
连□
如
前，谨牒。
19
杜栾牒
[20]
某营得到大总管的通知，本营中所有懂得箭术的人立刻把姓名上报，简定之后，带上自己的弓箭，在当天午时报到
[21]
。战争过程中，唐朝的军队中专门有一支弓箭手组成的兵种，他们是独立的作战部队。这样，原来的火与队中，必然会有这种善于用弓箭的士兵，而他们被抽调组建弓箭部队的时间，原来的火与队建制就需要进行调整。这个时候，原有的六驮马、十驮马应该如何处置呢？可想而知，唐朝军队必然有一整套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新唐书·兵志》关于府兵基层建制和具体装备，被认为最具权威性，其文如下：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镢、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鎌二。队具火鑚一，胷马绳二，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出入而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22]
根据这个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战时状况下，军队基层组织与装备是配套设置的，而这里规定的分别是士兵个人、火和队的配备，三个层级之间互相配合并不重叠。为检视便利，用表格来表示：
府兵战时装备配备一览表
|
士兵个人
|
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
|
|
火
|
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镢、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鎌二
|
|
队
|
队具火鑚一，胷马绳二，首羁、足绊皆三
|
这里，只有六驮事相对模糊，一方面说“火备六驮马”，但是关于约束马的工具，都是队这个建制中配备的。甚至于，队级建制，除了“火鑚一具”外，都是跟马有关的工具。如果六驮马隶属于火这个建制，为什么不规定火应配备的马具呢？这个研究者熟知的资料，是否在提示“六驮马”以队为所属的可能性呢？
[23]
有关战时装备问题，《通典》也有一段文字记录，内容如下：
每队驴六头，幕五口。每火锅一，干粮麨袋（以皮为之），不然，马盂，刀子，错子，钳子，钻子，药袋，火石袋，盐袋（用夹帛），解结锥，袴奴，抹额，六带帽子，毡帽子，摊子，革忽革蒙，锯，凿：各二分。镰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槽一分，大小瓢二分。马军：鞍辔、革带、披毡、被马毡皆二，绊、插、揵，每马一疋，韦皮条各皆三。
[24]
对比《新唐书·兵志》，这组装备名录没有把士兵、火、队的分工区别开来，但两个文献对比研究，还是能够看出一些问题来。每队五火，“幕五口”，即每火一口幕，在《新唐书》中表述为“乌布幕一”。《通典》这段文字最有启发的地方在于，一方面说出“每队驴六头”，但在步军的基层建制中，却没有出现马具。另一方面，有关“马军”所应具备的器具，很明显，以马具为主。为什么队既然有“驴六头”却没有相应的马具规定，因为战时状态下，步军并不管理这些驴，它们是由辎重部队负责的。
那么，这“驴六头”是什么角色，不该再有疑问，当然就是“六驮”，而它们的所属正是“每队”。看来，这是“六驮”属于队级建制最直接的资料。
如此看，《新唐书》与《通典》所记，不是出现矛盾了吗？前者规定队准备马具，而后者完全没有规定。《新唐书》所言，应该是行军开始时期的状况。等到大军集合之后，组成完整的战斗队形，各个兵种划分完毕，驮马全归辎重部分负责，步军只有战斗任务，不再管理六驮事。而《通典》记载的就是兵种划分完毕之后的情况，除了辎重部队以外，只有马军尚有管理军马的任务，所以还有马具配备。
[25]
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我们理解唐朝的府兵制提供了很多第一手资料，那么这些资料中是否能够体现六驮是所属建制呢？是火是队，是否可以获得进一步信息呢？阿斯塔纳
35
号墓出土《唐西州某府主帅阴海牒为六驮马死事》，是一件向“营司”汇报一匹六驮马死亡事件，大约是上月五月廿八日这匹马在群牧放的时候被木刺扎伤，后脚筋刺断，医治无效而死亡
[26]
。营，不是平时建制，是战时的基本建制，战斗人员可多可少。只要有“营”的存在，就能证明是战时状态。从这件文书中看不出来六驮是所属是火还是队，属于营当然没有问题。
另一件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
35
号墓，为《唐咸亨五年（
674
）张君君领当队器仗弩弓陌刀等抄》，内容如下：
1
前付官器丈、甲、弩、弓、陌刀□等抄，张君
遗
2
失，其物见在。竹武秀队佐史玄政等本队
3
将行，后若得真抄，宜令对面毁破。
4
为人无信，抄画为验。咸亨五三月十八日张君
记
5
当队六驼驮马
□衫驼
[27]
这件文书很清楚，直接写作“当队六驼驮马”，不写“当火六驮”。前几行文字对于理解整个文书也有价值。刚刚发放了重武器，但是领武器的记录抄却弄丢了，只好再补写一件，因为“本队将行”，即将要出发，所以无法去找原件了，但此处表示找到原件的话立刻销毁，就不会造成两份记录的麻烦。《新唐书·兵志》有“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出入而给之”的记载，“器丈、甲、弩、弓、陌刀”等正属这个范围。此时，六驮还归队负责，所以有此记录。
阿斯塔纳
518
号墓出土一件文书为《唐西州某县事目》，同墓出土文书从高宗麟德三年（
666
）至中宗神龙二年（
706
）可以作为时间参考。该文书第
12
行为“为行兵六驮並捉百姓……科罪事”
[28]
。这是政府文件的目录汇编，这里的“六驮”也不涉及所属火队问题。所以，上文《唐咸亨五年（
674
）张君君领当队器仗弩弓陌刀等抄》文书的重要性还是应该给予重视的，在行军的一定阶段，六驮是队属事物而不是火属事物，而这与《通典》“每队驴六头”的记载相契合。以队计算驮马，由此看来确有根据。
三、从战时兵种结构观察“六驮马”
作为军队战时的运输工具，“六驮马”的总数应该与参战军队的人数具有一定比例关系，而马军数量，也应该与战马数量存在比例关系。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理应测算出战时军队的六驮马数量，即使不会百分精确，但大体关系总是可信的。
《通典》所载《大唐卫公李靖兵法》，有关军队的总体结构有如下文字：
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中军四千人，内取战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为一队。计五十六队。战兵内，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马军千人，跳荡五百人，奇兵五百人。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内各取战兵千九百人，共计七十六队。战兵内，每军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左右厢各二军，军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战兵千八百五十人。战兵内，每军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马军五百人，跳荡四百人，奇兵四百人。马步通计，总当万四千，共二百八十队当战，余六千人守辎重。
[29]
根据这段文字，在二万人的军队中，内部的结构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全军二万人，共组建400个队，其中辎重兵6000人，战兵14000人。战兵分成两部分，马军4000人共80队，步军10000人共200队。步军内部再分作四个部分：弩手2000人，40队；弓手2200人，44队；跳荡2900人，58队；奇兵2900人，58队。
[30]
我们且把二万军队作为军队的总数，其中的兵种及其数量也是相对稳定的。其中，步军万人，再继续分作弩手、弓手、跳荡和奇兵，而所有这些战队皆不能在战时负责六驮马
[31]
。六驮马，只能归属辎重兵，这是惟一可能的解释。马军当然要拥有战马，但研究者谁都不会把战马与六驮混为一谈。
马军，养护战马是理所当然的，但马军的军需也需要运送，那么承担者是否也是六驮马呢？回答是肯定的。《唐律疏议》卷十五《厩库律》有“乘官畜车私驮载”条，规定：“诸应乘官马、牛、驼、骡、驴，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一斤笞十，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八十”。疏议曰：“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谓因公得乘传递，或是军行”
[32]
。应乘官马，明确是包括军行的。马军的军马，通常都属于官马，肯定适用此法律条款。即，马军战士，骑马作战，只能佩带随身武器弓、刀等物，不可能把自备的麦饭九斗、米二斗等粮食都带在身上。这条法律意在保护官畜，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其实马军也同样需要六驮运用物资。因此，所有的参战人士所需物资，都是通过六驮运输的。
[33]
以贞观十九年唐太宗的高句丽战役而言，《唐会要》和《册府元龟》都记录了战士十万人。但是对于八驮和战马，记录有所不同。《会要》“初入辽也，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册府》“将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万匹”。按《李靖兵法》给出的兵种配备，十万人之下，马军应该是二万人，相应的战马至少应该有二万匹。八驮马，如果按照每火八匹驮马的话，应该是八万匹。但会要所记四万匹马，是否包含八驮在内呢？若按一队八匹驮马的话，十万人应有驮马一万六千匹。加上马军二万，为三万六千匹。《册府》所记一万匹，肯定有误，连马军都不足，那么《会要》所记四万应该接近事实。既以《会要》所记四万为准，那么我们的测算还是不足，尚欠四千匹。第一，这次唐太宗御驾亲征，决心极大，应该倾国而动，整个朝廷也随皇帝出征，所以可能多备马匹。第二，大量官员和军官骑乘马没有计算在内。总之，在八驮制下，十万人军队，马匹总数四万是可信的。《会要》和《册府》在记载战时与马匹死亡问题上是一致的，都记为“战士死者一千二百人，其八驮及战死者十七八”，显示出马比人更脆弱。而从这种笔调看，《会要》所谓四万匹是包含八驮马在内的。
这里，还能提供一些旁证。开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唐玄宗曾经下令讨伐默啜，下达《命姚崇等北伐制》，任命姚崇为“可持节、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其中言道：“灵武军兵，加满十分人。旧马既少，宜于内外闲廐，抽壮马，添满六万疋。”但这是未来任务，当下的兵马是“其后军兵六万人，马二万疋，先来点定”
[34]
。就六万人，二万马来计算，如果按照每火六驮来算，六驮马为
36000
匹，而马军至少需要
12000
匹，二万匹马连一半都没有达到。如果按照每队六驮算，六驮马总数为
7200
匹，加上
12000
匹战马，尚余
800
匹，可供军官骑乘。显然，按照每队六驮的计算结果应该更可靠一些。
开元二年（
714
）十月，《通鉴》记载：“冬，十月，吐蕃复寇渭源。丙辰，上下诏欲亲征，发兵十余万人，马四万匹。”
[35]
《通鉴》这里取约数，而《册府元龟》则记下了玄宗的制书内容，择其与本文相关者如下：
差取后军四万人，诸色蕃兵二万人，京兆府兵一万人，飞骑二万人，量追三百里内兵，留当下人充万骑五万一千人。幽陇兵各二千人，岐州兵五千人，并集本州待进止。其马四万匹，取三百里内诸厩及府马充。所追兵马及押官委本州精简赴集。卫尉卿兼检校左金吾大将军王毛仲为左一军总管，右金吾将军康海源为副；左武卫大将军李昌为右一军总管，左武卫将军马卫为副；左羽林大将军赵成恩为左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卫秦义礼为副；右羽林将军杨敬述为左三军总管，右领年将军鲜于庭诲为副；左羽林将军马崇为右三军总管，右监门将军执失善光为副。所司准式。
[36]
依照制书，这次御驾亲征要征集军队众多，十四万一千人集合，还有岐州等九千人集合待命。而马匹很简单，总数四万匹，“取三百里内诸厩及府马充”。这依然是皇帝御驾亲征的预算，所用兵马都会例外增多，而其他将领出征，绝不会如此待遇丰厚。这次计划十四万人，超过太宗贞观十九年的十万人，但马还是四万。依照我们对太宗亲征那次推算，玄宗这次亲征，十四万人以六驮计，按照每火六驮，总数要84000匹，这当然还不包括马军的战马。显然不能如此计算。如果按照每队六驮，十四万人需要六驮16800匹，加上战马28000匹，超出4800匹。但这四万匹，指明“取三百里内诸厩及府马充”，明确是官马，不足部分，应该由士兵补足了。如果按照每火六驮算，马的总数则是112000匹，超过四万太多，无法想象。总之，按照每队六驮而不是每火六驮计算，更多合理性。
当然，依据《李靖兵法》进行的推测仅仅是结构性的，视具体情况而定是兵家本分。回到六驮马的建制所属，现有资料中，最支持火属的就是吐鲁番出土的《唐开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西州营牒为通当营请马料姓名事》文书，文书共有三件，可以彼此互补。文书的格式是这样的。第一行，先写“西州营”，第二行“合当营六驮及押官乘马总贰佰肆拾贰头匹”。然后第一队火长某，火内人某，排列五个火长及火内人名单，再后是第二队、第三队直到第八队。最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42
右火别六头，头别付
壹胜半。
给一日料。
43
押官乘骑官马两匹。傔人杨客。
44
右匹别付
伍胜。
给一日料。
45
牒 件 通 陇 西 县 请 料 姓 名 谨 牒
46
开 元 三 年 四 月 廿 日 典 李
道 牒
47
给讫记
48
廿五日
[37]
这件文书，
1968
年发现，最初由吴震先生研究，名之为《西州营名籍》
[38]
，菊池英夫先生定名为《开元三年四月西州营诸队请受马料帐》，
[39]
获得朱雷先生多方面支持
[40]
。研究者们都注意到每火六驮这个现象，而无不认为恰好与史籍的记载有所吻合。当然，很多看法依然不一致。吴震先生认为“西州营”是由西州府兵组成的，他们来到陇西，可能是承担某项运输任务。菊池先生直接总结吴震的观点即辎重部队。菊池先生自己的观点，西州营是长期驻扎在西州的军队，为什么向陇西申请马料呢，是申请来自陇西的马料，而不是在陇西申请。朱雷先生的观点最可遵奉，他找到了开元二年伊州刺史兼伊吾军使郭知运奉命前往陇右，帅军抗击吐蕃的文献记录，从而为“西州营”出现在陇西找到了比较可靠的根据。
那么，到底如何理解“西州营”呢？首先必须明了的一个概念是“营”。营不是府兵制下的日常建制，但却是行军状态下的基本建制。为了充分理解“营”的重要性，让我们还是举证《李靖兵法》的具体说法，其文如下：
诸围三径一，尺寸共知，复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万人为军，四千人为营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厢四军共六总管，各一千人为营，兵多外面，逐长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六面援中军。六总管下，各更有两营。其虞候两营，兵多外面，逐长二十七口幕，横列十八口幕。四总管有营，外面逐长二十二口幕，横列各十八口幕，四步下，计当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营街，各别阔十五步，计当百八十步，通前当千三百十六步。以围三径一取中心竖径，当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营之时，先定中心，即向南北东西各步二百十四步，并令南北东西及中心标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标，准南北令端。从此以后，分擘配营极易。计二万兵，除守辎重六千人，马军四千人，步兵令当二百队，别取六步三尺二寸地，并冲塞总尽。若地土宽广，不在贼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算折；若地狭，安置不得，即须逐角长斜算计尺寸，一依下营法。
[41]
事实上，从大总管营到一千人的营，在战时状态下，都是相对独立的战斗单位，战场驻扎，也是按照营的建制进行的。《通典》的这段文字，就是解释军队如何扎营的。“西州营”虽然人数只有四百，但也是营的建制，长官称押官，朱雷等诸位先生已经有解释。西州营，应该是哪种类型的战斗组织呢？没有马只有驴，西州营肯定不是马军。是弩手营？弓手营？跳荡营？还是奇兵营？都不可能。因为有六驮，西州营只能是辎重营。
这次郭知运行军，主力一定来自伊吾军，抽调部分西州府兵组建“西州营”，协助伊吾军，辎重营这个角色还是合适的。“
伊吾军，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甘露川，管兵三千人，马三百疋”
[42]
。既然西州营是辎重部队，所运送的当然是郭知运整个行军的军需。不仅如此，根据本文的逻辑，六驮是整个行军的运输承担者，而六驮的计算方法应该是以队为单位，如此郭知运此次行军所率领的军队应该四十队，共两千人，其中来自伊吾军的应有一千六百人。若按照《李靖兵法》给出的计算方法，辎重营应该有六百人，可是西州营只有四百人。是否因为这次行军主要是在唐朝辖区，与吐蕃作战是背靠唐朝州县，所以郭知运才把更多的力量分配给战斗部队。
比如高宗时期的大非川之战，“高宗令将薛仁贵、郭待封等率众十余万伐之”
[43]
。但是，因为副将郭待封不听从大总管薛仁贵部署，导致唐朝大败。《册府元龟》有如下记载：
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其副将郭待封，尝为鄯城镇守，与仁贵齐列。及仁贵为大总管，耻在其下。每事多建议违之。军至大非川，将进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又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疠，无宜久留。大非川岭上宽平，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众先行，至河遇贼，击破之，斩获甚众，收其牛羊万余头。进至乌海城，以俟后援。待封不从仁贵之策，领辎重继进。未至乌海，吐蕃二十余万，悉众救其前军，迎击待封。败走襚山。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仁贵遂退军屯大非川。吐蕃又益四十余万，来拒战。官军又大败，死伤略尽。仁贵、待封及阿史那道真并脱身走免。
[44]
按照《李靖兵法》，二万军队六千辎重，那么十万大军，应该三万辎重部队，但是薛仁贵只给郭待封二万辎重部队，而史家记载，并不怪薛仁贵给兵少，认为最后兵败责任在于郭待封。总之，战场指挥官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调动军队，当然包括兵种结构。而“西州营”应该属于辎重部队。
本文的观点是“六驮”的计算不是以火为单位，而是以队为单位。然而，传世文献，《唐六典》、《通典》和两《唐书》等皆在“火”下介绍“六驮”，绝不可能是各个书籍都出错。本文的理解，火与队的区别是关键因素。府兵制度，介绍军队组织，如一火十人，一队五十人，一团三百人，一个折冲府一千人（中级），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在这种介绍中，人数所指皆为士兵，并不包括军官在内。折冲府有上中下之分，一府之长为折冲都尉，副官为折冲校尉，皆有品级规定。卫官中，品级最低的是队副，《旧唐书》称之为“诸折冲府队副”，属于“从第九品下阶”
[45]
。“诸折冲府队正”为“正第九品下阶”
[46]
。如果在队一级介绍“六驮”问题，假设“队备六驮”势必涉及队正、队副是否参与问题，而在火一级介绍“六驮”则没有这个问题。事实上，军官具有职业性质，不同于士兵，并不参与“六驮”的筹集。所以“火备六驮”这样的文字描述，避免了混淆士兵与军官在这个问题上责任，书写并无不妥。但我们研究者因此理解为以火为单位准备“六驮”，造成了不应有的误解。
六驮等问题，是府兵制的重要方面，这里所述管见，重在提出问题。方家多有，尚请指教。
*
本文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代军事制度研究”（项目编号
13BZS027
）和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中心项目“府兵制下的军马研究”（项目编号
XJEDU040213A01
）的阶段性成果。
[1]
李林甫等著《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
1992
年，
156
页。《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兵部郎中、员外郎条所记与《六典》同，见中华书局，
1973
年，
1834
页。《职官志三》“诸府”条记为“其团，十人为火，火备六驮之马。”
1906
页。
[2]
《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唐六典》条：“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从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
[3]
《唐六典》卷二五，
644
页。
[4]
《唐会要》卷七二《府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1537
页。《唐会要》的记载，只有“三十人为火”与其他记载不同，应有误。
[5]
《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武官下》“折冲府条”，中华书局标点本，
1988
年，
810
页。
[6]
《玉海》卷一三八，广陵书社，
2003
年，
2565
页。
[7]
《唐会要》卷九五“高句丽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页。
[8]
《册府元龟》卷一百一十七，《帝王部·亲征第二》，凤凰出版社，
2006
年，
1283
页。《新唐书·东夷传》记载此事，“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才千人，马死十八。”中华书局，
6194
页。《通鉴》记载此事为“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未提供“八驮”的记录。见中华书局，
6230
页。
[9]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中华书局，
1973
年，
688
页。
[10]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一，中华书局，
1957
年，
13
页。
[11]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193
页。
[12]
孙继民先生《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府兵装备》，初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收入《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1-3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