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来袭：人类战胜病毒的“终极拐点”，到底在哪里？

最近，大家关注疫情的最大焦点，就是“拐点”什么时候能到来了。 根据最新数据，现在新冠肺炎病毒的防控，也基本上已经接近了那个众望所归的“拐点”。

但是，这个“拐点”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到来意味着什么呢？ “拐点”过后，又会发生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本书，来谈谈有关“拐点”的问题。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The Viral Storm : the Dawn of a New Pandemic Age”，中文书名翻译成了《病毒来袭》。

书的作者叫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e），是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现任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

他曾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先驱奖”，被评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也曾经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十大新兴探险家”和《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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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到底是哪个点？

其实在一开始，“拐点”（inflection point）只不过是个很小众的数学概念。 几乎没有人在意过它。

数学上的“拐点”是什么东西呢？ 让我们回忆一下中学数学里学的曲线函数。

首先，如果把一个函数在数轴上表示，那么这个函数就会变成一条曲线；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曲线上，有的弯曲是向下弯的，有的弯曲是向上弯的； 最后，向下弯的曲线和向上弯的曲线相连接的那些点，就是“拐点”。

这么说还不够直观是是吧？ 没关系，请听我再解释。

想象我们从曲线的一端开始，一直沿着这条曲线做“切线”，就像下面那张动图显示的样子。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开始，切线会一直保持在曲线的某一侧； 但是，当达到那个“拐点”的时候，切线会穿过曲线，跑到曲线的另一侧去。

一起来感受一下：

所以，“拐点”不是从升到降的那个点，也不是曲线方向发生变化的那个点，而是曲线“弯曲趋势”发生变化的那个点。 这就是“拐点”的真正含义。

用到现实中的疫情上，我们大致可以把疫情蔓延趋势发生变化的那个点，叫做“拐点”。

怎么判断疫情蔓延趋势的变化呢？ 我们再来了解流行病学上的另一个概念，叫做“基本再生数”（basic reproductive），我们通常用R0来表示它。 自从这次疫情爆发以来，或许你已经在媒体上见过好几次这个词了。

基本再生数是什么意思呢？ 对任何流行病来说，它代表着： 每一例新病例造成后发感染数量的平均值。

所以，我们说的疫情“拐点”，其实也是这个R0数值下降的点。 疫情的趋势发生变化了，每一例病例造成感染者的平均数很少了，疫情也就会慢慢消失了。

（几种病毒的R0数值和它传染性强弱的示意图：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依次为寨卡病毒、麻疹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基孔肯雅热病毒、季节性流感和诺如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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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拐过去以后是什么？

说完“拐点”，我们再来说说一种病毒“传染性”和“拐点”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传染性越强的病毒越可怕呢？ 传染性越强“拐点”就越不容易到来呢？

答案有点反常识： 不是。

我们一起想象一下，像新冠肺炎病毒或者SARS病毒这样传染性极强的病毒，会迅速在人群中传播，迅速杀死一部分人，也迅速让剩下的人产生抗体。

但是，在传播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总人口是有限的，所以尚未接触到这种病毒的人口比例就开始下降。 也就是说，很快地，大部分人就都被感染了。

于是，这时候病毒的“传染率”就一定会低于人们从传染中康复的“恢复率”。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被感染的人数一定持续下降，“拐点”就差不多到来了。 这以后，即使没有医疗干预，疫情最终也会减弱。

换句话说，传染性越强的疫情，持续的时间越短，拐点越早到来。 像SARS、埃博拉这样强烈传染性的病毒，从统计上看，都遵循这个规律。

（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感染人数和时间（周）的关系）

反过来，有些传染性很弱的病毒，反而更加可怕。

比如导致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它的传染性非常弱，我们即使跟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只要没有体液交流，就不会感染。

但是这意味着，未受到艾滋病感染的人永远是大多数，哪怕过了几十年，感染者人数也仍然在持续增长，那个“拐点”迟迟不能到来。

仅在2019年，全球就有379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约为95.8万例。

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算“拐点”来了，就算这次疫情完全过去了，也不能保证它不会卷土重来，因为病毒很难消灭。

天花病毒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979年，人类宣称已经把天花病毒从地球上消灭了。 这是真的，但那只是在人类身上消灭，灵长目动物（即猿猴类）身上仍然存在天花病毒的“亲戚”，比如猴子身上的“猴天花病毒”。

（“全球扑灭天花证实委员会”证明书，上面用6种语言写着： 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

随着天花病毒的消失，天花疫苗也停止了，越来越多没有天花抗体的孩子出生，那么人们感染类似天花病毒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就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天花埋下了隐患。

“天花”似乎又回来了，而它是一个已经被我们“灭绝”的病毒。 那么，那些没有灭绝的病毒呢？

比如SARS，虽然已经消失多年，但是如今它们对我们的威胁程度，可能与它们首次被人关注的时候并无二致；

再比如这次的“新冠病毒”，等到它最终“消失”以后，也只不过是藏起来而已，不知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出现。

一次疫情的拐点迟早会到来，但是人类对抗流行病的那个宏大的历史拐点，没那么容易到来。 放眼未来，这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过，在放眼未来之前，我们先回到过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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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毒的角度看，

人类社会经历过哪三次“大拐点”？

为什么我们人类社会在大规模流行病面前这么脆弱呢？ 因为从病毒的角度看，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拐点”。

这三个“拐点”分别是： 狩猎和宰杀活动、驯养革命和现代生活。

这个“拐点”出现在距今800万年前。

作者曾经仔细地观察过非洲丛林里的黑猩猩，猎杀并且吃掉树上的红疣猴。 你或许不知道，黑猩猩的确很爱吃猴子的肉。

在猎杀的过程中，黑猩猩的身体可能会有擦伤； 在吃猴子的过程中，猴子的血液、唾液和粪便，都溅到了黑猩猩的身体开口处（眼睛、鼻子、嘴巴、身上的伤口）。 黑猩猩在猎捕和食用红疣猴的过程，让猴身上所有的感染源，都扩散到了黑猩猩身上。

8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跟现在的黑猩猩一样，开始猎捕各种动物。 狩猎活动这种“脏乱差”的行为，给病毒在物种之间传播，提供了所有条件。 从那时候起，我们和微生物互动的方式就永远地改变了。

我们拿狩猎和蚊虫叮咬比较一下。

大家都知道，蚊子也能传播疾病。 但是，蚊子首先要把一个动物的血吸到肚子里。 随后，蚊子的肠胃会杀死其中相当一部分微生物。 然后，蚊子还要再去吸第二个动物的血，在此过程中，蚊子吐出口水，口水里含有未被杀死的微生物。 这样，第二个动物才被感染。

相反，狩猎和宰杀活动让两个动物的血液、唾液和粪便直接接触，瞬间就能完成蚊子曲曲折折才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比起蚊虫修建的“羊肠小道”，狩猎和宰杀才是一条病毒的“高速公路”。 它让病毒不断在个体之间、物种之间来来去去，不断放大它们的传播能力。

作者还形象地说： “狩猎”是病毒眼中的做爱，“宰杀”是病毒眼中的性高潮； 在那些血光四溅的时刻，激情四射的病毒们，全都亢奋不已。

这个“拐点”出现在距今1万~1万2千年前。

距今1万~1万2千年前，人类开始驯养绵羊，种植黑麦。 以此为开端，随后兴起了各种动植物的驯养和繁殖，我们可以称之为： 驯养革命（domestication revolution）。

在五千到一万年前，人类的驯养活动达到高峰，从此人类常年可以有固定的食物来源，不需要追逐大自然的节奏四处奔波。 但是，这也带来了三个附带的问题：

首先，这促进了家畜身上的微生物传播到人类身上。

从家畜身上的微生物传播到人类身上，在不断改写着人类的历史。

在《枪炮、细菌与钢铁》这本书里，贾雷德·戴蒙德认为，温带地区家畜数量多，温带人口所携带的微生物也比较多，多样性比较丰富。

相反，美洲原住民缺乏圈养家畜的经历，他们的身体遭遇的病菌比较少，也就对一些病菌全然没有免疫力。

所以，16世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接触之后，马上就溃不成军。 当时墨西哥的人口很快从2000万骤减到160万，有95%的印第安人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痲疹和流感。

回顾那段历史，贾雷德·戴蒙德说： “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着可以传染给敌人最肮脏的病菌的一方。 ”

其次，驯养活动使人类有了大规模社区，这成了微生物繁殖的温床。

还记得刚才说的么，传染性越强的疫情，持续的时间越短，拐点越早到来。 假如人类生活在一个小社区，人数比较少，那么，一个传染性非常强的疫情，很快就能传染这个社区大部分的人。

当死掉的已经死掉，活下来的都是能抵抗这种疾病的个体。 这样，疫情就会自然结束。 因此，在那样的小社区当中，很多疾病无法流行； 不少微生物的爆发，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状态。

（阿尔及利亚Tassili-n-Ajjer岩画中的牧民和牲畜）

反过来，假如人类生活在规模很大的社区，人数很多，那么一种疫情就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染很久很久，“拐点”会迟迟不能到来，造成大规模感染、大规模传播。

而且，生长在大型农场中的动物，大部分不会处于良好的隔离状态中，与嗜血昆虫、啮齿动物、鸟类和蝙蝠的接触，为新的感染源进入这些规模巨大的动物群落，提供了机会。

这时候，以前某些只能昙花一现的微生物，现在可以在大型社区当中得以存活。 它们留在我们这个物种的周围，成为了“不定时炸弹”。

最后，大量家畜集中饲养，培育了新型的微生物。

当本应该“昙花一现”的微生物得以存活，我们就给了它们变异的机会。

在身上多坚持一天，它们就有一天的机会发生变异，变成新的、更可怕的疾病——更适合人体，更适合在人和人之间传播。

比如“禽流感病毒”，当它从鸟类身上传到人类身上以后，受到选择压力的影响，可能产生突变。 突变以后，人体原有的抗体就失去效果了，这时新一波的“禽流感”可以再度流行。 如此周而往复，可以循环很多次。

现代生活的一大特点是交通发达，这就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流动性又助长了传染病的传播。

哈佛大学的两位专家，曾经分析过1996~2005年美国流感爆发情况和美国的航空旅行情况。 对比之下他们发现，根据美国航空旅行人数，基本可以预测出流感在美国的传播速度。

比如，在2001年，“911”事件过后出现旅行禁令，因为航空造成的人口流动受到影响，那一年流感的爆发季节也相应推迟。

除了“流动性”之外，现代生活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都市化、人口高度聚集、森林砍伐和野味消费，这些多种因素“合谋”，为疾病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也就造就了人类和微生物关系之间的第三个“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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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真正的“拐点”在哪里？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拐点”，到底在哪里呢？

艾滋病在全球的蔓延就是一个教训。 可以说，人类对艾滋病的防治基本上失败了。 换句话说，传统的发病、蔓延、隔离、治疗这个过程，已经不管用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思路： 未来针对流行病的主要工作，不在于“治”，而在于“防”。

这个“防”，不仅包括预防流行病的蔓延，更要包括预测流行病的发生。 我们要通过足够的数据和信息，尽早发现可能蔓延的流行病，在新型微生物大流行之前，就将它们“就地捕获”，避免向更多地区传染。

作者认为，具体的方法有三种。

很多新型病毒和疫情，都藏在世界上一些偏僻的村落附近，只是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而不为外界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