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有多年的职业经验,却总是被人看成新人。这就是我第一个要适合的心态变化——转行年龄越大、转行跨度越大,这个问题就越明显。
“这个项目的brief,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啥?”
“我跟你的leader说了……”,“谁?”
“这次的pitch,对手是local公司”,“哪家公司?”
后来我才知道,大家对我还是很“尊老”的,尽量少用英文单词,问题是,有一些词不用英文的话,他们自己就抓瞎了。
当然,凭借我的不懈努力,我很快赢得了上司对我的信心,想出了几个惊世的创意,和团队拿下几个大客户,把戛纳奖也给顺便了。一年内,我的薪水升了十倍,成为晋升速度最快的CD……,你如果想听,我还能往下再编5万字你信不信。
前面的内容,可以让大家觉得有点励志,但现实的逻辑是,好运气总是有限的,用完了,就完了。
习惯了国企文化的我,不习惯那种高强度的作业模式和极简的沟通方式、也无法理解这个中港台新马人混杂的公司说话做事方式,其实是无法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世上没有樱木花道,只有一个突发奇想的广告小白遇上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创意总监。别人该走的路,你一步也少不了。
转行带来的未必是蜕变,常常是逃避。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狂热地追求它,却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发现自己并不爱它,我唯一爱的,只是自己当年的狂热。就像李宗盛的歌词,“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
离开广告圈的一年里,我呆过8家公司,做过制片、跑过销售、当过记者、卖过软件,中间还有长达数月的失业,不想应聘,不想上班,天天在家写科幻小说,创造了连续30天不跟人说一句话的记录,以至于一个同事来看我时,我在想,舌头应该搁哪儿,才能发出翘舌音。
就在我耗尽存款和耐心的时候,考验我的时候也到了——原单位跟我联系,银行要上市,清理“停薪留职”,问我要不要回来。
简直是及时雨啊,我当然要——买断工龄啦。
拿到了买断工龄的钱后,我请同事吃饭,席间忽然谈到了老贾。
同事说:“上个月去了,忽然间就没了。知道是什么病吗?心脏病,这次是真的。”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那段话:“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
老贾的死,让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这一年多,其实并没有真正“转行”,这么多年“体制化”的生活,对我的影响远超过我的想像。
在体制内,工作本身就代表一切,包括身份、金钱、同学会上的角色,婚姻市场上的定价,而你做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
我发现身边的大部分人——包括那些从来没有进入过体制的人——心态还是“体制性”的,更在乎自己从事的是什么工作,而不是你为工作付出了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作为动词的工作,只喜欢作为名词的工作,所以我们从不愿意走心,所以我们很累,我们永远急着结束它,再重新开始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