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按：几年前，我还常常参加一些饭局，在饭局上，我津津乐道于民国的段子，这些段子，不入史学家的法眼，但是在饭桌上以助谈资，却是最合适不过。常常是我说的兴起，大家听得入神。这些段子未加考证，未加评论。未加考证的原因是个人觉得这些风传的段子里面，其实蕴含着某种时代的真精神，未加评论的原因是我期待大家在阅读时能共同思考，若有所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大致把这些段子分了一下类，今天推出的依然是：世风。
世风（三）
陈远 辑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好发议论，而且经常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注销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注销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
抗战时，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前往昆明，最艰巨的迁滇路线，莫过于徒步经湘西、贵州前往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走这条路线的师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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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教师有闻一多、黄钰先、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吴征镒等。闻一多教授当时已入不惑之年，身体又不算好，很多师生都为他担心。杨振声教授曾半焦虑半开玩笑地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由于湘西土匪出没频繁，为安全起见，旅行团由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任团长，临大军训教官毛鸿任参谋长，采取行军的编制和管理，于
1938
年
2
月
19
日开始出发。他们一路栉风沐雨，夜宿晓行，沿途采风、写生、访民、参观、宣传抗日，
4
月
28
日到达昆明。这时闻一多教授的胡须已有近尺长，曾昭抡教授满身爬满了虱子……
当闻一多教授见到杨振声教授时，他意味深长地对杨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1943
年，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兄（王世杰）、孟真（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大事。我说：“不管者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黎元洪和袁世凯联姻之后，袁世凯的长子克定、次子克文常常和黎见面，聊天时则以“太亲翁”或者“姻伯”称呼黎。袁克定和袁克文虽然是兄弟，但是性情大为不同，克定阴狠险鸷，克文则洒脱自如，对书画诗词、金石古玩嗜之如命，颇有名士风度。有一次兄弟俩因故起了龌龊，为先发制人，袁克定先跑到袁世凯那里大说克文的不是，袁世凯听了之后，很生气，打算把克文母子赶回彰德老家。袁克文的母亲二姨太听到风声，知道袁世凯言出令从，于是去了黎家见黎元洪的夫人，请她让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求情。等黎元洪见到袁世凯，袁世凯知道黎是来做说客的，先把克文痛骂了一通，借此来打消黎元洪说情的念头。黎元洪听了之后，并不反驳，只是慢慢说道：“总统的家事，我不便干预，只是豹岑（克文字）学问极为淹博，而且话语风趣，才思敏捷，我近来跟他聊天，消除不少寂寞。他要是回了老家，我少了一个极好的谈话对象。我知道如果我想说情留下他来的话总统听不进去。我只好告诉他，回去之后要常常给我写信，以便让我时时受教。”袁世凯听了，知道黎元洪在为袁克文求情，马上卖了个面子给黎元洪：“既然你不愿意让他回老家，那就让他留下吧。”
段祺瑞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之后留学德国，因为这层关系，小站练兵时，袁世凯以全权委之段。当时段延请通儒，翻译德国的兵书，翻译完了之后即将刊印的时候送给袁世凯看，袁世凯见猎心喜，对段祺瑞说：“中西情形不同，怎么才能让德国兵法真正实用于中国呢？只有大加变化才可以呀！”段祺瑞会意，说：“这件事非老师莫属呀。”袁世凯踌躇地回答说：“我的困难在于不能直接读外文，你的译本，虽然我可以参考，但是我又怎么能掠人之美呢？”段答：“只要做起来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是公事。怎么能够计较个人的虚名呢？”袁世凯这才答应：“好呀，好呀！”随即留下段祺瑞的兵书稿，采其精华，重为编纂，没有多久，书就刊布出来并且风行于世，这就是当时世称的“袁氏兵书”。
二次革命之后，革命党人多亡命欧洲，蔡元培当时携带家眷去了法国，汪精卫夫妇不久也到了那里，两家同住于土鲁斯。土鲁斯是法国南部的一座名城，邻近西班牙。当时蔡、汪两家合租一座房子，相处非常融洽。后来蔡、汪先后回国，房子也归还了主人，这件事情也逐渐淡漠了。民国十四年，有个学生到法国留学，从马赛移居土鲁斯，恰巧租的就是蔡、汪当年租的房子。老房东不知道蔡、汪何许人物，还把当年他们两人的在租房合同上的签名拿给留学生看：“这两个人是我家过去的房客。”留学生看了之后，告诉老房东，两个人现在因为政治主张不同，已经分道扬镳。老房东听了大为叹息，说：“当年他们两家在法国时相处的那么好，今天为什么不念及旧日的情谊呢？”并且对留学生讲了很多当年蔡、汪两家的趣事，最后老房东又问：“汪先生和蔡先生虽然交恶了，但是他们俩的夫人还不至于吧？”
曹汝霖住在天津时，日本人认为他是真正的亲日派，日本人信任得过的中国人也只有他一个。天津常有防空演习，凡灯光外露的例须拘禁屋主人。有一个曾任前清总督的老翁因此被捕。一天，日本宪兵发现曹宅也有灯光，将要进门来盘问，曹站在阳台上对他说：“佣人一时不小心，你把他带了去。”宪兵告以带主人不带仆役。曹说：“你认得我否？”日本宪兵答：“我认得你，你是曹汝霖。”“认得我就好说话了，我与贵国一向亲善，在中国被认为是著名的卖国贼，你为什么还要拘我？”
“不是我要拘你，我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命令不容对人而有所变更。”那个宪兵不再往下说，冲进门来跑上楼，忽然看到曹正在打电话给他的最高司令，电话打完了，曹回头来说：“命令是不是可以变更呢？”
那个宪兵行了一个举手礼说：“我是来向你敬礼的。”
孔祥熙接任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之后，在财政政策上一般是“萧规曹随”，但是他弄钱的办法则比宋子文更多更狠：宋子文还讲资本主义的一套形式，要手续清楚；孔祥熙则根本不要什么手续，钱用去了不知道哪里用的；宋子文对部下比较严格，不得他的许可，或容易为人发觉的，就不许胡乱搞钱，孔祥熙对部下就不管钱从何来，用什么方法得来，只要分一部分或大部分给他，就一律包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