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骑手因社保问题备受关注，尽管平台提出为骑手缴纳社保，但涉及复杂劳动关系和庞大的成本问题。社保缴纳传统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平台、配送服务商、骑手间的关系需理顺。受访者认为，如想解决骑手社保问题，需政府放松劳动规制，企业探索新的薪资机制，同时骑手也可自主选择缴纳险种。欧盟也面临类似问题，在保护工人权益和维持零工经济灵活性间寻找平衡。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骑手对社保的需求和态度
骑手对社保的需求各不相同，有的更关注工伤保险，有的则希望自主选择。新就业群体的劳动质量与原先的工作比较，让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现在的灵活就业方式。
关键观点2: 企业面临的挑战
平台为骑手缴纳社会保险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成本压力、劳动关系不明确、社保转移接续问题等。同时，平台、配送服务商、骑手之间的三方关系也需理顺。
关键观点3: 社保制度的调整与完善
当前社保制度尚未跟上新就业形态的变化，需要调整以适应灵活就业群体的需求。政府应放松劳动规制，允许企业探索新的薪资机制，同时鼓励自雇零工集体谈判争取权益。
关键观点4: 全球性问题
零工经济的崛起使得平台工人面临社保问题成为全球性挑战。欧盟也在寻求在保护工人权益和维持零工经济灵活性之间的平衡。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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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提出了三种劳动关系，但纳税、社保缴纳仍沿用着传统的两类劳动关系。（视觉中国/图）
“社保”一词在2月19日这一天砸向了温荣昌手机的骑手群里，水花四溅。
在2025年春节后的这个周三，京东、美团先后宣布：将为旗下的全职或稳定兼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第二天，饿了么也表态：将与生态伙伴一起按计划在部分城市试点，为蓝骑士缴纳社保。
京东进军外卖的第一颗棋子落在“骑手社保”，直击行业“隐痛”，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再度回到聚光灯下。
温荣昌24岁，佛山人，做美团骑手4年了。他每天跑将近12小时，能完成七八十单，每月全勤月收入能有1.2万元。
得知平台要给全职骑手缴社保了，他是乐意的。在家人的建议下，他自工作以来就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己缴纳社保，主要是医疗和养老，每月1200元。“平台能出一半的话，总比没有好。”
2025年1月，新华社报道中国外卖骑手数量已经超过1000万人。截至2023年，饿了么公布活跃骑手数量超过400万，美团骑手数量745万，合计超过1100万人。这个数字，甚至高过了海南全省的常住人口数。
两三家公司负担一千多万人的社保，听上去像天文数字。不过，目前它们承诺的人数远没有这么多。
美团将缴纳社保的骑手定义为“全职或稳定兼职”，京东定义为“全职”，饿了么未明确给出骑手特征，只说已在部分城市试点缴纳社保。目前，还没有平台公布缴纳社保的骑手规模。
根据美团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3年美团745万骑手中，高频接单骑手（全年接单在260天以上）占总人数的11%，约81.95万人，他们有可能符合“全职或稳定兼职”的定义。这意味着，行业中大约有11%的骑手符合社保缴纳资格，超过120万人。
目前各省社保缴纳基数下限在4000元到7000元之间，若以中间值5500元为基数计算，企业承担的缴费比例约为27%，个人约10%，那么企业给每个骑手每月最低缴纳的社保费用约为1500元，个人约600元。
照此计算，120万骑手一年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是216亿元。作为参照，2023年一家头部外卖平台的年利润是232.5亿元。
所以，平台为骑手缴社保，听上去很好，实际上承担得起吗？
2月11日，京东（09618.HK）宣布进军外卖，5月1日前入驻的商家全年免佣金，但仅限堂食餐厅和品牌连锁。
8天后，京东宣布为骑手缴社保。又过了9天，京东宣布已与首批京东外卖骑手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五险一金”，表示将为骑手缴纳社保的个人部分。
饿了么成立于2008年，起初做校园市场，骑手是招聘的。美团外卖2013年底上线，业务调整到白领市场，扩大了规模。美团核心本地商业CEO王莆中曾在采访中介绍，这正是美团能在2016年底反超饿了么，实现后来居上的基础。
《沸腾新十年》一书中介绍，加入美团之前，王莆中是百度外卖产品负责人，也是做外卖同城配送的坚定执行者。百度外卖正是依靠自建配送队伍和智能派单系统，在白领市场站稳了脚跟。
2015年4月，王莆中加入美团后，开始搭建外卖配送系统，骑手为全职配送员，专送模式，即只送美团外卖订单，初期采用人工派单，之后研发了自动派单系统。
当时美团的派单系统，是参照网约车平台的抢单系统做的，这套系统的出现，也为平台发展配送“众包”埋下了伏笔。
外卖平台中，饿了么是最早做众包的。2015年6月，获得大笔融资的饿了么，搭建蜂鸟配送系统，并升级为开放配送平台，吸引第三方物流商入驻。众包模式下，骑手通过平台接单，平台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骑手由外包的人力资源公司管理。
通过众包模式，外卖平台将骑手的劳动关系推了出去，骑手队伍才得以几何级扩大。
广州同薪科技创始人刘峰2012年进入本地生活领域。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起初美团跟京东一样，都是自己招募骑手，后来发现业务拓展太慢，才开始在全国招加盟商，美团把配送费通过奖励机制分到加盟商，再由加盟商发给骑手。
效果也很明显。美团上线众包业务一周后，众包日订单突破10万，2015年底日订单到达300万。2017年，美团有了2.5亿名用户，活跃骑手超过50万名。
2024年12月，中国网上外卖用户已达5.92亿人，占整个网民数的一半。点外卖，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如今，京东入局，选择的是两家巨头的起步之路。不过，它似乎天然与做大是冲突的。
在物流行业，京东物流（02618.HK）也是跟快递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其2024年三季报显示，参与仓储管理、分拣、拣配、打包、运输、配送及客服等运营员工的薪酬福利开支为146亿元。
但外卖员和快递员的数量级不同。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中旬京东物流有近34万名自有配送操作人员。这一人数规模远低于外卖行业。
“养老保险最起码交够15年，他们（外卖）能干20年吗？”上海某高校快递站的一位京东快递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虽入职京东，但属于劳务派遣人员，京东将工资给到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发给他。劳务公司给他买了社保，每月个人承担部分要扣九百多元。
目前京东在外卖业务上，采用的也是众包模式。京东秒送客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外卖骑手全部都是达达骑手。达达集团拥有骑手130万名，承包京东到家配送任务。
南方周末记者又以求职者身份向上海某地达达秒送驻店站长咨询，对方要求全职，目前还没有社保。
2018年6月，美团向香港证券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据《晚点》报道，美团在2018年4月悄悄启动变革，将配送直营全部加盟商化，甩掉了最后的“包袱”。
这意味着，平台不再为骑手承担雇佣关系下的人力成本，如社保等福利，只需支付配送费、配送激励或补贴等。
招股书介绍，美团与商家的配送安排有专送和快送（即“众包”）两种模式，专送骑手为配送合作商的全职员工或合同工，快送骑手为配送合作商的非全职合同工。美团并未与专送或快送骑手订立雇佣协议。
2015年-2017年，骑手成本占美团餐饮外卖收入分别为158.4%、96.9%和87.1%。2019年降至74.8%。
同时，骑手配送网络增长迅猛，2015年美团日均活跃骑手1.4万人，2017年就达到了53.1万人。正因为劳动模式的变化，它才得以实现骑手越来越多、成本占比却越来越少。
不仅是美团，其他外卖或众包物流平台也几乎在同一时期作出了“甩包袱”的决定。
2021年，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通过检索自外卖平台出现以来的与骑手认定有劳动关系的相关判决，总结出十年间外卖平台的8种用工模式。
传统模式：餐馆雇佣外卖员；外卖平台雇佣骑手；外卖平台通过劳务派遣雇佣骑手。众包模式：平台招募众包骑手；平台通过众包服务公司招募骑手。专送模式：平台通过配送商招募专送骑手；网络状外包；专送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
从一对一签约的模式，演化出了多层分包关系，逐渐脱离了现有劳动法的规制。骑手的劳动保障权益也被掩埋在复杂的劳动关系之下。在面临劳动纠纷或工伤认定时，他们往往难以找到明确的对象主张自身权益。
采访中发现，骑手极少关心自己签了什么合同，也很少关注签约的甲方是谁。有的骑手能在App查到合同，却无法点开。“谁会在乎这个，钱没少就行。”一位骑手说。
一位离职一年多的专送骑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在要求解除劳动关系时才得知，自己签署的是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签约方是广西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协议要求入职者承诺“与甲方公司不存在法律和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
刘峰没有成为美团的配送加盟商，而成为了配送加盟商的合作方，在广州为外卖平台的配送加盟商站点提供骑手招募、骑手管理、骑手住宿、电车租赁及发薪等工作，“相当于配送加盟商将人事和行政工作再外包给我们”。
刘峰说，以往他经手入职的骑手都是跟配送加盟商签劳务合同。比起社保福利，骑手更关注的是能否稳定接单、单价会不会降低、效率会不会要求更高等问题。
这一过程中，平台、配送服务商、灵活就业群体间形成了一种默契“合谋”：平台通过灵活的用工模式降低运营成本，实现快速扩张；零工群体则获得了相对自由、收入与付出成正比的工作机会。
“五险”中，失业保险是骑手需求最低的一项。他们普遍希望，平台买社保时给予骑手自主选择的权利。（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