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书》编纂始末及其对西魏史的建构
唐燮军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4期】
摘 要：
《西魏书》之作，历时近八年，大抵可分为两期。前期上起乾隆五十二年秋谢启昆与胡虔相遇之初，下迄翌年秋胡氏参加江南乡试前夕，期间订立“凡例”并撰成初稿；后期始于谢氏被擢为江南河库道之后的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告终于乾隆六十年正月胡虔作《跋》于杭州。为西魏与东魏争正统，既是谢启昆秉自乃师翁方纲的创作缘起和著述宗旨，也是建构《西魏书》框架、叙述西魏历史的基本准则。为此，不仅效法《后魏书》，为西魏四帝辟置本纪，藉以建构正朔斯在的统绪，而且对内讲究“史裁”“限断”，确定西魏史与北周史的叙事边界，对外注重“书法”“义例”，以此区分西魏与东魏的正伪。亦惟其如此，尽管《西魏书》在取材、史论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它既是清代学者改写旧史的典范，更是现存唯一以叙说西魏皇业始末为职志的纪传体断代史，故仍具有比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西魏史；编纂始末；正统观念；谋篇布局
由谢启昆（1737—1802）主持编纂的《西魏书》24卷，既是现存唯一以叙说西魏息业始末为职志的纪传体断代史，也如同周春《西夏书》、陈鳣《续唐书》，被公认为清代学者改写旧史的佳作。
对《西魏书》的专题研究，虽始于袁行云《谢启昆〈西魏书〉等书为胡虔代撰》，但该文作旨仅在于实证《西魏书》成于胡虔之手，且其“代撰”之说早已见诸百余年前问世的马其昶《桐城耆旧传》，无论立意构思抑或学术影响，均不及稍后刊出的朱仲玉《试论谢启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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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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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氏此文则围绕正统观、天命论、编纂体例、史传断限诸问题，比较全面而又深入地探讨了《西魏书》的成就与不足。尽管其部分论断有待商榷，行文之间也夹杂着太多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却不但引发学界对谢氏生平事迹、史学观念及名下其他作品如《小学考》《广西通志》的广泛关注，而且间接推动了对谢氏幕僚胡虔（1753—1804）治学生涯的研讨。遗憾的是，这些后续成果并未突破朱仲玉对《西魏书》的认知框架。这主要是因为其赖以立论的依据，往往局限于钱大昕（1728—1804）、姚鼐（1731—1815）、翁方纲（1733—1818）、凌廷堪（1755—1809）诸氏应邀作于《西魏书》成书之前因而不可尽信的序跋，以及《西魏书》问世后法式善（1752—1813）、焦循（1763—1820）、李富孙（1764—1843）等人的相关点评。也正有鉴于此，笔者既曾撰文探讨《西魏书》的作年、宗旨及其学术渊源，复拟在校注《西魏书》、编列《谢启昆行迹与诗文系年》之余，着重考察其著述缘起、编纂始末，进而尝试剖析其谋篇布局、界定其学术价值。
谢启昆至少从任职扬州知府起，就以明于吏事著称。这一声誉的确立，离不开两位幕宾的长期鼎力相助，亦即“自翰林出守扬州”便“延为书记”且于“刀笔筐箧之学”无所不通的秀水人沈德鸿（？—1802），以及“判事如流”的石门人吴克谐（1735-1818）。与此相类似的是，谢启昆之所以能在繁杂政务之余尚能领衔编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等经史著作，则又得益于桐城人胡虔的无私付出。事实上，这对长期搭档游走于政学两界且取得突出成果的黄金组合，对于探索学术研究的组织形式，迄今仍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但“《西魏书》作者是谁”这个原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桐城人方东树（1772—1851）基于同乡、同门情谊而倡导谢启昆“所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皆出君手”后，竟成热点议题，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更直接著录：“《西魏书》，胡虔纂。”或许也正受此刺激，谢维会在光绪九年（1883）九月翻刻树经堂本《西魏书》时，便称此书始撰于其曾祖以编修入职翰林院之初的乾隆三十年（1765），并最终在乾隆六十年（1795）梓行：
右《西魏书》，本纪一，表三，考四，列传十二，载记一，弁以叙录一，共二十二篇，先曾祖中丞公在史馆时属稿也。及奉讳家居，乃排次成编，于乾隆乙卯年付雕。
谢维会此说，看似有钱大昕《西魏书序》为之背书，但事实上，不仅涉嫌抹杀胡虔协助编纂《西魏书》之功，而且刻意篡改《西魏书》的著述缘起和始纂时间。
目前至少有两条来源不同但可相互印证的史料，表明编纂《西魏书》的创意其实源自谢启昆的座师翁方纲。这其中，翁氏《跋隋荥泽令常府君墓志》云：“当隋文之世，本有魏澹所撰《西魏书》九十二卷，其书亡佚。愚尝谓今所行魏收之书宜称《东魏书》，而西魏典故文物邈焉无闻，为可惜也。”而另一条史料，即叶昌炽（1849—1917——所撰《缘督庐日记抄》，其语义更为明确：
又翁苏斋《跋》云：“昔见吴门陆谨庭所藏（《隋荥泽令常府君墓志》）旧拓本，字字完好，尝手摹一通。是碑所称明帝，即西魏孝武帝也。因与门人谢藴山言，魏澹之书既亡，宜别撰《西魏书》。藴山深有志于此，又佐以桐城胡雒君之赅洽，已撰《序录》一卷，而其书至今未成，盖甚矣取材之难也。因为秋史跋此本而及之。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冬十一月十日，北平翁方纲。”
对其恩师宜“别撰《西魏书》”的建议，谢启昆虽深以为然并“有志于此”，但在此后二十余年间，实际上并未付诸实践。
谢启昆心动而不曾行动的原因虽史无明言，却也无外乎以下两条。一是谢氏在这二十余年间仕途发展势头良好（详参表1），使得他在主观上更愿意从政，翁方纲《冯鱼山诗集序》所忆，就是有力的旁证：
予与及门诸子论诗，所知之最深者，无若谢、冯二生。谢蕴山自翰林出守，予诫以十年不为诗，蕴山亦知予朂其吏治，果逾十年，乃与友唱酬。
“果逾十年，乃与友唱酬”之说容或夸张，却也折射出谢氏对仕进前途的强烈期盼。二是其知识、爱好、能力并不适宜于从事繁琐的史料辨析与史事考证，谢氏本人对此亦有深刻体会，其嘉庆五年（1800）所作《上翁覃溪师》云：“启昆厕师门四十年矣……经史载籍，浩无涯畔，非不欲从事考据，惟性所不近，抑且功无余暇……数年以来，因作咏史诗，遍阅二十一史，又将唐宋金元诗全阅一过，于作官行事及诗文之道，颇觉别有会心。”至此足以断言，不但谢维会所持《西魏书》乃其曾祖“在史馆时属稿”之说纯系信口开河，就连钱大昕所谓“曩在史局，编摹之暇，与阁学翁公议补是书”云云，也与实情相去甚远。
事实上，谢启昆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起，方才着手编纂《西魏书》，且其选择“创稿于丁未秋”的原因，其实也并不复杂。其一，这是谢启昆与官场渐行渐远后的必然选择。在此之前的九年内，谢启昆始则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受“东台书案”的牵连而被革职，尔后好不容易通过“锾赎”而重返江南“勾当差务”，其父母却又相继病故，遂在“父忧，夺情署安徽宁国知府”之后，最终被迫卸任宁国知府于乾隆四十六年（1881）七月。更令谢启昆心灰意冷的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883）十月服阙后，竟然未能依照惯例重返官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谢氏不得不重新规划人生，从“立功”调整为“立言”。其二，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便是丁未年秋，谢氏和胡虔不期相遇在翁方纲的江西提督学院。姚鼐的这位高足，既才堪著述，又颇具团队合作精神，也愿意帮助谢启昆实现夙愿。
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胡虔参加江南乡试之前，谢、胡两人合作至少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拟订《西魏书》“凡例”，此则观诸凌廷堪的词作《齐天乐》，尤其是该词的标题《谢蕴山先生招同胡雒君小饮苏潭上，并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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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书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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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推知：
夜凉翦烛苏潭上，千秋是非同究。羖䍽腾天，焦梨啮索，曲直于今谁剖？流传既久。算惊蝶雄才，尚存纰缪。帝纪尊西，几人能继彦深后？
谈余还捡旧稿，发凡矜且慎，高论稀有。太素遗编，行冲轶简，可惜飘零难购。风窗对酒。笑褒贬纷纷，见闻都陋。异日书成，玉堂劳大手。
此所谓“凡例”，理当就是《缘督庐日记抄》所提到的《序录》、姚鼐《惜抱轩尺牍》所述及的“序例”，亦即定稿后的《西魏书叙录》，其核心内容就是交代《西魏书》的政治立场、内部结构、叙事断限、入传标准。二是撰成《西魏书》初稿，只是由于当时所能引用的古籍版本不够精良，且编纂时间短促，故其错字别句所在多有，姚鼐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寄给谢启昆的信件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内称:“大著《西魏书》，敬读一过，意有所见，妄以记之简端，伏听裁定。承命作序已就，便冠良史之首，惶悚惶悚。至于书中误字，不可胜校，鼐随以朱笔改定者，恐不过十之二三耳，尚须更命人一番细校也。”然而，尽管《西魏书》初稿确实存在着诸多缺陷且理当不仅限于错字别句，但谢启昆、胡虔自从乾隆五十三年秋分别后，既分处两地，又各自为生计而奔忙，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加以修改，亦未尝公诸于世。
对仕途几乎已完全绝望的谢启昆，在乾隆五十四年冬十一月己亥诏“以翁方纲为内阁学士”后迎来了重大转机，既得以在次年二月重返政坛，六月又被“特擢为江南河道库”。2其《庚戌二月将赴都，留别诸同好四首》之一，就披露了此际他回望来路时的万千感慨，以及回归官场前对恩师、对息上的感激涕零：
浮云去住原无意，恰逐清风又出山。病臂已经三折险，残生却悔十年闲。重逢草木沾春露，仍许渔樵近圣颜。恩诏几行苏久蛰，惊回旧梦绕朝班。
于是此后不久，续纂《西魏书》一事也顺理成章地被提上议事日程。首先，姚鼐大概是在谢氏的催促下，始则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写成363字的《西魏书序》，尔后又为之修改《西魏书》初稿，并用“朱笔改定”“书中错字”约“十之二三”；其次，原本任职于湖广总督毕沅麾下的胡虔，也在乾隆五十六年秋后或次年春，入职于谢氏的江南河库道署（位于今江苏淮安），并就近查阅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所藏的《四库全书》。
然而，尽管经费充裕、人员到位且有文汇阁《四库全书》可资利用，但续撰《西魏书》的进度相当缓慢，时当乾隆五十九年（1794）五月戊戌谢氏调任浙江按察使，仍未定稿，直至次年正月胡虔作《跋》于杭州，这才宣告全书杀青。该书续撰进展缓慢的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以下两点无疑尤为关键。其一，自从魏澹《后魏书》亡佚后，对于西魏国史的叙述，所恃不过《魏书》《北史》《周书》《隋书》《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通志》诸书而已，甚至不得不取材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古类书和碑刻、墓铭等出土文献，对如此分散的史料进行搜讨、拣择和拼接，显然并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其二，随着可用史料的增减，《西魏书》的内部构造也理当发生相应的变动，事实上，假如将凌廷堪《西魏书后序》、钱大昕《西魏书序》、胡虔《西魏书跋》的相关记载加以比对，就不难发现《西魏书》的内部结构，在1792-1795年间确曾发生两次较大变动（详参表2）。这两次变动的显著结果，就是除“载记”外，“纪”“考”“表”“传”乃至《叙录》都曾被调整，尤其是“表”，不仅卷数有变化，且其名称（理当还包括内容）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