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好奇心日报」，是虹膜和好奇心日报联合策划的新年自由主题电影单元。
《远离天堂》是美国独立电影导演托德·海因斯在 2003 年拍摄的一部作品，从故事情节到影像文本，《远离天堂》是对道格拉斯·瑟克《天堂所允许的一切》的一次模仿与致敬。
在那部 50 年代的好莱坞家庭情节剧中，中年寡妇与年龄相差悬殊的年轻园丁相爱，受困于流言蜚语与道德压力，结尾，寡妇终于与受重伤的园丁相守，这个大团圆结局却被一种悲剧气氛笼罩。
《远离天堂》（2002）
在种族议题与同性恋议题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新世纪，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托德·海因斯会在 21 世纪之初翻拍这样一部情节剧，来处理一些不再是禁忌的问题？这种重写的意义与先锋性何在？为什么导演没有去处理并呈现同性恋与种族问题中的一些新面向，而是将目光投向过去，重新打量 50 年代末的这些社会问题？
在同性恋主题的呈现上，1998 年的《天鹅绒金矿》，用华丽的影像和迷幻摇滚，展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同性恋身份变迁史，而四年后的《远离天堂》中，为什么托德·海因斯的姿态看起来似乎更保守了？并且还纳入了种族这一更陈旧的社会议题。
《天鹅绒金矿》（1988）
福柯说，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时代。《远离天堂》讲述发生在 1957 年的一段情感故事，却并非一次感伤的怀旧、历史的喟叹，托德·海因斯绝不仅仅是在 21 世纪反观美国社会的旧伤痛，如他在访谈中所说，他的初衷并不是提醒大家，别忘记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我认为，这一次重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海因斯想要讨论更抽象的议题——面对固有的社会规则，个体如何寻求一种自由，无论是政治自由抑或性别自由。丈夫的同性之爱与妻子的跨种族之爱各占一半篇幅，同性恋情节并非只是引子，而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类型电影往往处理某一类特定的社会问题，界限分明、不可逾越，比如西部片处理的问题是文明/野蛮的对立、惊悚片处理的是人类的精神状况。而好莱坞电影的线性封闭结构，使得没有哪种类型会同时处理两个问题。
《远离天堂》中，当托德·海因斯用一个问题（种族）来冲击另一个问题（性向）时，似乎有些模糊焦点，但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两个问题的指向殊途同归，最终都抽象为一个更大的问题——自由。
海因斯之所以选择情节剧作为容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类型所具备的转换功能。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样式，情节剧深谙社会危机，并且在家庭这一私人情境中加以调节。于是，海因斯将种族与同性恋这些社会问题放置在两段情感关系中，由此将社会史抽象为个人情感史。
由于社会问题在《远离天堂》中被置换为个人情感问题，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就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种族与同性恋议题是寻求消极自由（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而对爱情的追求是积极自由。当消极自由（来自社会许可）无法达成时，积极自由（个体幸福）也就不可能获得。
从二战结束到 60 年代初，一种冷战心理笼罩在美国社会。《远离天堂》中，故事发生的 1957 年，实际上是指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全盛时期，美国社会在冷战意识的影响下，正处于收缩阶段，社会到处是神经紧绷的状态。整个国家好像存在一种深深的凉意，如影片中他人的眼光，令人不寒而栗。影片中故事发生的那个封闭社区，就是彼时美国社会的缩影。
这大概也是托德·海因斯选择情节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情节剧的空间更接近戏剧舞台，其布景、灯光、服饰都是非自然、舞台化的，这种看似华丽却压迫局限的舞台空间感，正是压抑保守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外化。
片中的社区虽然光鲜亮丽，却死气沉沉，如铁板一块。每个配角都兴高采烈，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这是一群矫饰过度、装模作样的中产阶级。他们对女主角与园丁所表现出的带有冷漠的恶意，也以舞台化的夸张动作呈现，导演显然无意呈现配角的内心。
《远离天堂》中，因为同性恋与种族两个议题在情节中的互相撕扯与角力，使得对于自由的言说，变得更有弹性。
在一个个体自由无法真正获得的社会中，他人即地狱，每一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当一种歧视遇到另一种歧视，没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反而陷入一种更冷酷、更隔绝的关系中。
每个人都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被一些观念所左右。不会因为自己是异类就能包容同情另一种异类，党同伐异使得他人成为生者的地狱。妻子对丈夫的性取向，丈夫对妻子与黑人的交往，都是冷漠的苛责，而非包容理解。
导演既同情每一个人的困境、也谴责每一个人的冷漠。丈夫的同性恋行为是引发家庭分裂的导火索，但是，导演并没有过多谴责，而是对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我们看到这个中年男人的罪恶感、无法压抑的欲念，也看到他为了家庭毅然被当做病人一样接收电疗，这是他对家庭的一种自我牺牲。
即便当他痛哭流涕地向妻子提出离婚，我们也能体察这个人物所怀有的痛苦——为爱一个人抛弃妻子和儿女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
同时，本来是这一苦难承担者的妻子，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虽然她原谅了丈夫的行为，但却无法真正理解丈夫的痛苦之处。当丈夫走出治疗室，她带着得体、温柔得近乎甜蜜的笑容，对丈夫说，「我真为你骄傲」。
无视丈夫隐忍的纠结与痛苦，轻松的说「你应该期待下一次跟医生的约见吧。」当然，这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的态度，是那个时代的局限。虽然她不带有恶意，却依然构成某种伤害。而这种由不理解导致的伤害，就是固有的规则对于自由的扼杀。
虽然《远离天堂》在影像风格和故事结构上，套用了情节剧，但在内核上却早已背离了情节剧。情节剧的核心对是家庭与道德价值的维护。《天堂允许的一切》的片名就体现出情节剧温和的姿态，虽然被世俗所不容的恋人在走到了一起，结局却是苦涩的。
《远离天堂》片名如此决绝，对主流社会带着直白又强烈的批判，分离的结局，也没有给人物更多的温暖。
影片结尾的处理颇有意味。妻子追求自由失败了，丈夫却与同性爱人厮守在小旅馆的一方天地中，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
但是，在一个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国家，同性恋问题往往比种族问题更复杂更难以解决。我们知道，同性恋平权运动比黑人民权运动要晚十几年，黑人平权运动自 50 年代中期发轫，至 60 年代进入高潮，接着，同性恋平权运动在 70 年代如火如荼，关于性取向的一切都可以被放到台面上来讨论。
然而，在影片所呈现的 1957 年，社会环境对同性恋毫无疑问更加严苛。那么，相对更不可撼动的性取向议题，为什么在影片中找到了某种出口，这仅仅是因为导演自身的性取向而对同性恋人有某种偏爱吗？似乎并不尽然。
首先，从文本层面来看，自由的获得是有代价的，丈夫抛弃事业、家庭及社会身份这一切的勇气，使他终于获得某种苦涩的自由。而黑人园丁则无力冲破这种社会的规则（只希望女儿能平静的生活），他的拒绝是女主角悲剧结局的成因。其次，从社会身份来看，没有经济基础的家庭主妇，与处于底层的有色人种，显然更难获得社会的认同。
而作为白人男性、有谋生能力的丈夫，就像故事前段出现的那个同性恋画商一样，是有可能被社会所谅解的。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经济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他自由的基础。从社会层面来看，所有对于弱势群体的歧视，都是被社会教化后天灌输的一种错误观念。
在 1957 年同性恋问题还未全面爆发时，整个社会对同性恋似乎欲言又止，而社会冲突聚焦在种族问题，也正因如此，妻子与黑人园丁的禁忌之爱才成为众矢之的，而丈夫却有可能在整体社会对同性恋的语焉不详中，幸免于难。
新的救赎已经落空，原来那个天堂的也回不去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双重悲剧。在一个瑟克式的经典好莱坞情节剧中，禁忌的爱无法获得结果，最终是为了回归家庭，维护传统观念与道德价值。然而《远离天堂》中，丈夫与同性爱人的结合，使得传统家庭早已分崩离析，不再有需要维护的传统价值。
最后一个镜头，女主角的车消失在景深处时，我们明白，女主角已无处可回，家庭、社群，一切都烟消云散，人物的未来被悬置了。然而，影片终归还是留下一丝希望——镜头后拉，在压抑与灰暗的天空下，一枝新生的花在风中微颤。
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隐喻，六十年代的平权运动呼之欲出。
作者是电影学博士，电影期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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