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消灭统治宽松的南越，造成文明的倒退｜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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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备森严的咸阳城，一支南征的军队集结完毕。

在他们面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君王，整个帝国最令人恐惧的人——秦始皇嬴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这一年，嬴政38岁，他奋六世之余烈，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光辉成就，但这项成就也建立在漫山遍野的尸骸、血流成河的征伐之上。帝国的建筑下是六国子民流亡的哭嚎，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以蝼蚁的意志而改变。

嬴政加封为始皇帝，将帝国的疆域扩大到草原与冰山，但他并不满足，公元前214年，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宏大目标，这一次，他要把国土扩张到南海之滨。

但那一年距离帝国灭亡却只剩下7年（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占咸阳，秦亡）。将军赵佗不会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武将，竟会活得比秦帝国更长久。

秦始皇素有统一宇内之心，早在公元前219年，他就曾派兵征讨岭南，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秦朝派出的这支“南方远征军”，由“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组成。用今天的大白话翻译，这是一支由曾经逃亡的人、做买卖的人和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军队。

但那一次，远征军大败而归，秦始皇不甘失败，公元前214年，他第二次派兵南征百越，由赵人任嚣担任军队统帅，赵佗任副将。

在秦朝远征军南下前，岭南对中原人来说是一片陌生而危险的土地。夏商周千年历史，关于中原地区的记录处处可见，可岭南就像是被遗忘了一样，沉没于远古史书之中。

人们对南方的叙述，到楚国、吴国和越国就宣告终止，但即便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吞并吴越之后，它的实际管辖范围也仅仅到达如今的江西之地，至于群山遮蔽的岭南，则成为战国七雄之外的飞地。

岭南既是地名，也是行政区划，后者是唐代以后的说法。唐代有行政区称岭南道，指的就是中国南岭之南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

战国时期，岭南被算作“百越”之地，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之名最早就出现在战国时期，其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过秦论》说“南取百越之地”，这个百越泛指如今的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它又被细分为“吴越”（苏南浙北一带）、“闽越”（福建一带）、“扬越”（江西湖南一带）、“南越”（广东一带）、“西瓯”（广西一带）和“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

百越内各部落构成复杂，它们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语言和文化也各不相同，我们今天听粤语、吴语、闽南语、客家话、雷州话等都不一样，我们的祖先如果遇上，即便都是百越土著，很可能也听不懂对方说什么。

《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说：“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这些对越地的描绘，象征了秦汉时期人们对岭南“凶险”的恐惧。

秦帝国统一六国后，一边加固长城、北击匈奴，一边挥师大军，剑指岭南。为此，秦始皇先后发动了两次针对百越的战争，耗时长达9年。

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将屠睢南征闽浙与岭南，据《淮南子》记载，秦军兵分五路：第一路由今江西向东进发，攻取东瓯和闽越；第二路经今南昌，越大庾岭入广东北部，第三路经过长沙，循骑田岭直抵番禺（今广州）；第四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第五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但秦军在广西遭到瓯雒军袭击，秦将屠睢战死。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214年，任嚣和赵佗率领秦军南下，那一次南征以胜利告终，它标志着岭南在内的百越之地彻底被纳入秦朝的版图；到了公元前210年，赵佗又派兵攻打瓯骆地区，在今越南北部至广西南部一带，进一步扩大了秦朝的版图。

诡异的是，远征军在吞并百越后仿佛就地解散了一样，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首都咸阳，也没有在日后的秦楚大战中登场。以至于当陈胜、吴广起义，农民军将领周文率四十万人攻入关中、进逼咸阳之时，秦朝只能靠5万咸阳屯军和骊山的数十万刑徒抵抗。日后对抗六国联军时，我们也根本看不到这支南方远征军的踪迹。

他们去了哪里？

要破解这个问题，需要从远征军的编制说起。

在历史上，秦朝征讨百越的远征军具体人数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远征军断然没有50万之众。

后世流传的50万大军说法并非出自秦朝史书，而是出自汉朝论文集《淮南子》。那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道家著作，里面对历史的记载不乏道听途说之词。《淮南子》写道：“始皇遣国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亡，杀尉屠睢，仗尸流血数十万……”

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首先，屠睢官职是国尉，官位级别低大良造一级，《商君书·境内篇》论军爵，以国尉低于将一级，"将短兵四千人"，"国尉短兵千人"，就是说，国尉可以掌管卫兵一千人。而在秦朝，有能力和资格统帅几十万大军的，已经是国家统帅级别的人物了，百越地广人稀，秦朝没必要、也没有条件让一个国尉发动50万大军征讨百越。

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支军队实际人数只有几万或十几万人，正牌军人数量可能只有几千人，其余就像上文所说，由“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组成。

相比之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这里并未提到50万这个数字，只是说秦军大败了。

所以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这只几万人的杂牌军到了岭南，一开始没遇到太多抵抗，一路顺利到广州，但在广西，他们遭到瓯雒军袭击，远征军兵败。

屠睢在岭南失败的另一重原因，是他用秦法治岭南，而越人自由洒脱，不习惯秦朝的严刑峻法 ，加之行军路线漫长，粮草补给不畅，岭南气候与关中截然不同，屠睢在岭南的失败可想而知。

有鉴于此，在第二次征讨岭南时，秦将任嚣和赵佗对越人采取了怀柔之策，他们攻占岭南后对百姓管理较为松弛，平息了百姓潜在的抵触情绪。

秦征岭南之战

与此同时，秦国高层为了解决岭南行军、供给、运输等问题，命令监御史禄在广西兴安北面凿通“灵渠”，一举打通了湖南湘江与广西桂江支流漓江的水路运输。

这些准备就绪后，公元前214年，秦兵攻克岭南，随即设立桂林、象郡、南海3郡，将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

自此，秦国完成了古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在这次南征中，统帅任嚣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功臣。现在的广州城，也就是秦朝时的番禺，当时有个说法就叫任嚣城。

任嚣攻克岭南不久后就去世了，而现存的任嚣墓在广州市中心迎宾馆里面的一个古榕环抱下的小土岗，论规模和参观人数都远远不能和赵佗相提并论。宋代诗人方信儒曾作诗词《任嚣墓》，诗曰：“枯坟曾阅几兴亡，行客徘徊古道傍，茅屋一间无处觅，可怜不似楚昭王。”

不久后，陈胜、吴广起义，上演了一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紧接着，六国贵族纷纷造反，图谋反秦大业。泱泱帝国瞬间成了战场，从关中到燕赵都燃起了熊熊燃烧的火焰。驻守岭南的秦军将领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是救援咸阳，还是自立为王？

当秦国危亡之时，南海尉任嚣已经身染重病。他自知不久于人世，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择接班人选，稳住岭南局势。 任嚣虽是秦将，但已看清秦国暴虐无道，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他把龙川令赵佗叫来说：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任嚣选择了赵佗作为接班人，要他自立门户，不必回归咸阳。于是在公元前204年，赵佗正式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禹，号称南越武王。

赵佗是南越王国的开创者，也是秦汉之际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但严格来说，他并不是“岭南开发第一人”。早在商周时期，岭南就已经有原住民生存的迹象。

1994到1996年，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勘探，考古人员发掘出了3件铸造青铜斧的石范，根据地层推测，这些石范最迟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在香港、广州、汕尾、海丰、文昌等地，也陆陆续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陶，比如钵 、瓮 、缸 、壶 、碗 、碟 、匙等(参考自《广东文物·千年特刊》，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就有人类文明存在。

今天很多人将赵佗奉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人，且不说岭南本土自发孕育的文明，即便是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说，赵佗也只是文明的继任者，而不是一个开创者，他的顶头上司任嚣，才是有史料记载以来，第一个率领北方军队征服岭南的人。

所以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说，任嚣才是岭南融入中华帝国版图的先行者，而赵佗是继任者的角色。赵佗继任后做的事很简单，就是沿用了任嚣治理岭南的办法，秦朝陷入战乱后，他明智地选择封关锁道，让岭南免于兵灾。

当时，中原大地生灵涂炭，黄河北岸，十室九空。二十年前秦灭六国，秦军为了攻陷魏都大梁，引黄河、鸿沟之水冲灌大梁城，导致百姓葬身鱼腹。二十年后六国卷土重来，项羽在巨鹿之战后，坑杀秦军20万降卒。

冤冤相报，仇恨却像无尽的藤蔓，长久地埋在敌对双方的心中。

巨鹿之战后，刘邦趁虚而入，直捣咸阳，彻底宣布了秦王朝的覆灭。自此，中国历史从秦朝统一翻页到了楚汉相争，而此时在遥远的岭南，赵佗已经厌倦了年复一年的战争。

当时从北方进入岭南有四个关卡可以选择，分别是横浦关、诓浦关、阳山关、湟溪关，赵佗下令将四个关卡全部关闭，断绝了江西入广东南雄、湖南入广东连州、湖南入广西贺县和湖南入广西静江这四条道路。

为了增强南越国防御，赵佗派兵在番禺（今广州）附近构建了三道防线。分别是：乐昌一仁化一南雄防线、英德一清远防线和石门要塞防线，将南越国隔绝于楚汉相争之外。

无论后人对赵佗如何功过臧否，但一个事实是，南越在秦末战争中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如果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在战乱期间，住在番禺会比住在咸阳、邯郸、荥阳、成皋这种当时的北方大城市更安全。

赵佗立国后，南越国在历史上存续近百年（93年），它继承自秦朝的桂林郡、象郡，北连长沙，南至中南半岛东部，东、西分别与闽越、夜郎交界，史书称“东西万余里”。

今天岭南有三大方言民系，分别是粤语、闽南语和客家话，它们既发源于本地，也是中国自秦朝以来，北方各民族东迁、南下与当地原住民融合的结果，今人追溯岭南方言与北方话的融合，就要追溯到南越国，从中原帝国的视角看，它是边缘，但如果在东南亚的视域里，南粤又是一个中心。

我们说“粤人”、“南粤人”，“粤”本通“越”，《汉书》里就有“粤”和“越”混用的情况，古代“粤人”对自己有很强的身份认同，他们为了把自己和北方人区分开，会强调自己是“粤人”，而不是“汉人”。

在岭南还没有被中原王朝彻底消化时，部分“粤人”会把自己和“汉人”区分开，而汉粤融合的趋势，首先就出现在秦汉交替时期，也就是任嚣、赵佗攻克岭南、建立南越国这段时间。

赵佗延续了任嚣“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他不但与越人同俗，任用岭南本地人吕嘉为丞相，使得吕嘉宗族“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还提倡汉越通婚，让自己的儿孙主动娶越女为妻。

于是，这支秦朝遗留下来的北方民族军队，逐渐和岭南土著融合，他们是今天粤语这支方言群体的祖先。

秦将赵佗也认为秦国无道，不予救援

秦汉时期，中原人把“粤人”当做蛮夷，但“粤人”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以我为主，随时局流动而自我适应，“粤人”就像丛林中的植物和动物，他们会根据丛林气候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

在以北方为中心的史观看来，秦军征服岭南是中原王朝对蛮夷部落的归化，但实际上，秦军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岭南文明其实是非常可疑的。

直到唐代中期，韩愈贬官岭南潮汕地区时，岭南文明都与中原文明颇为不同， 岭南文明在长达千年的跨度里保持了自己的文明特色，并没有被中原帝国所同化。

换言之，岭南在行政区划上被划入大一统国家里，但岭南自己长期保持了一种自治的氛围， 岭南的社会治理并不是像中原一样，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岭南的社会治理更偏向松散与共治，是统治者与地方贵族协同管理，而百姓的生活受中央政府干预极少 ，他们受当地豪强、邻里的影响可能比南越国的高级官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