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江总督，这个
曾经的东南第一要缺
，
在晚清已是一块
烫手山芋
。
当两江总督是份美差时，咸丰皇帝当然不会想到曾国藩，可当它是
高危职业
时，咸丰皇帝第一个想到了
曾国藩
。
接任两江总督，就意味着要完成一个沉重如山的任务——拿下金陵城，平定太平军。
眼看半壁江山摇摇欲坠，
两江成为风暴的中心
，曾国藩在此时不得不接任两江总督。
至此，曾国藩的总督生涯在生死之间拉开了帷幕。
“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风云动荡，两江地区就是彼时的暴风眼，清军与太平军，绿营与湘勇，朝廷与督抚……一种势力挤压着另一种势力，一个派系排挤着另一个派系，它们相互缠绕、斗争，挤出一道道夹缝，把两江总督夹在其中，为中年曾国藩制造出险象环生的生死局。
”
多隆阿的离开对曾国藩无疑是重大打击，他的部署失去了一支劲旅，曾国荃陷入了孤军深入的境地。在庞大的金陵城下，曾国荃、曾贞干兄弟只能靠他们自己来抵御强敌了。
弟弟在前线浴血奋战，哥哥在阵后焦头烂额，考验曾家兄弟们的时刻又到了。他们即将面临的是李秀成数十万大军的轮番攻击。不过，还没有等李秀成到来，更为强大的敌人却从天而降，使得整个湘军大幅度减员，士兵们无法正常行动。他们必须先处理一场天灾。
同治元年
（1862 年）
七月二十八日，安庆衙署。
夜晚，曾国藩来到庭院，观看星象。一颗彗星出现在北极星座间，此非吉象，曾国藩心以为忧。其实这颗彗星在四天前就出现了，那时光芒尚小，尾芒也弱，但直逼北极星座。这里的北极星座不是现在的北极星，而是古代星象家极为关注的在北方夜空的五颗星。这五颗星各有代表，第一颗星代表太子，第二颗星为帝星，代表皇帝，第三颗星代表庶子，其后代表后宫。彗犯北极，为不祥之兆，尤指宫中之变。这一年里京城政治事变迭出，先有咸丰皇帝驾崩，后有辛酉政变，因此当曾国藩看到这颗有芒的彗星直逼北极时，“心窃骇之”。
近些日子以来，他每晚都邀来幕僚，同观天象。从二十四日开始，他就注意到了一颗彗星。二十六日，彗星光芒渐大，直射帝星。二十七日夜阴云，不见。二十八日这天，彗星已过北极星座中的第一颗星，距离帝星不远。不过有幕僚说，这颗彗星光芒还小，应该不会有什么灾祸。
“
天意茫茫”，曾国藩摸不透这颗彗星到底预示着什么，是人祸，还是天灾？然而，确实有一场灾祸悄然而至 —大瘟疫正在席卷江南各处。
家人、幕僚、各路将帅相继倒下。陈妾日夜咳嗽，病已深笃。季弟曾贞干得了疟疾，上吐下泻，身体虚弱。曾国藩拿出去年花了一百九十两买的鹿茸，派人送到金陵军营中，让弟弟们配制服用，希望季弟的疟疾病情能有好转。七月初四，曾国藩从书信中得知，皖北的李续宜病得必须扶杖出入；七月十七，他又得信知吴彤云已经疟病垂危。不仅如此，鲍超、唐义训、朱品隆等各处将领都相继病倒。
这是一场波及范围很大、持续时间很长、破坏性很强的瘟疫，史称“咸同之际江南瘟疫”。它从咸丰十年
（1860 年）
夏天开始，到同治元年达到高潮，之后又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同治三年，主要发生在江苏、浙江和安徽之间。
这场瘟疫的流行病不止一种，而是霍乱、疟疾、天花、百日咳等多种疾病混合并行，因此它的传播性极强，致死率很高，造成的人口锐减用“十室九空”形容一点也不夸张。有学者统计，这是清代江南历次瘟疫中疫死率最高的一次，“疫病死亡人口所占比率大约在
8% ~ 15%
之间，一般不会超过 20%”。但也有极个别地区疫死率高达
40% ~ 50%
。按这个死亡率（
8% ~ 15%
）计算，江南十府一州约有数百万人死于疫病。
疫病伴随着旱灾、水灾以及兵祸，对当地百姓的影响极大，关于疫情的记载遍布江南各地的地方志。同治元年四月间，嘉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夏五月，多地大疫：娄县、上海、川沙、南汇、嘉定、江浦大疫，其中上海霍乱大流行，死者数千人；江浦暴发瘟疫，城乡多狼，食人无算。夏秋以来，常熟时疫流行。六月、七月，孝丰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绍兴六月大水成灾，七月，疫大作，加以穷饿，民死者益多。
据学者考证，这场瘟疫持续五年之久，前后波及三十二县次，疫情主要集中在江宁府、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和杭州府等地。而这些地区正好是湘军与太平军反复争夺的府县。战争无疑加剧了疫病的传播，病毒随着双方部队的行军和战争难民的流动而传至各地。交通较为闭塞、以往瘟疫较少波及的浙西一带也因数次被太平军攻入而成为重灾区，上海则因为难民大量涌入也不断暴发疫情。这场瘟疫基本随着战场的出现和转移而不断被引发和传播。
战争也自然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军队中由于人员聚集和卫生条件差，士兵的感染率和死亡率极高，史料记载：“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军中尤甚……” 尤其湘军的情况更为严重，太平军因有军医防护而情况稍好。
曾国藩这样描述湘军中的疫情：“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于途。” 在军营里，哥哥一得病，马上就传染给弟弟；早上还有说有笑，晚上就撒手人寰。十个营帐中有五个都没有办法生火做饭。一个人突然病逝，其他人前往送葬，返回时有一半人也都倒在路上。
也许曾国藩的描述有些文学的夸张，但是霍乱、疟疾、天花、百日咳等混合起来的多种疫病让湘军兵勇不是上吐下泻，就是高烧不止，或者咳嗽泣血，却也是事实。大批大批的士兵倒下了。
曾国藩络绎不绝收到各处湘军将领发来的疫情报告。在宁国附近的鲍超军中疾疫大作，勇夫感染生病达一万多人，每日病死者多达几十人。在婺源一带防守徽州后路的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中的感染率为百分之六七十，连张运兰的弟弟张运桂都已经病死。在金陵雨花台曾国荃的部队中也有上万人感染生病。浙江的左宗棠部超过一半的人也在生病，每次出队不满五成。到了深秋之时，各军将领也或病或亡，李续宜病得身体虚弱，只能拄杖出入；鲍超染病甚重，被送往芜湖养病；张运兰护送弟弟灵柩到祁门，也一病不起；水师大将杨载福也抱重病；自己的季弟曾贞干在金陵城外染病，上吐下泻，卧床不起。更有甚者如猛将黄庆、伍华瀚等都已经病逝。
曾国藩十分忧虑和焦急，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写道：“天降大戾，近世罕闻。噩耗频来，心胆俱碎！”
他最担心疫情打乱军事部署，让千辛万苦争来的战果毁于一旦。他本希望鲍超攻下宁国后迅速由南进军金陵，缓解曾国荃孤军深入的局面，然而鲍超此时一病不起。他本想让张运兰等部兵驻皖南，抵挡太平军侵入安徽，进攻江西后路，然而张运兰却病倒在祁门，不能回营。
曾国藩束手无策，焦灼万分，“竟日绕屋旁皇，不能作事”。
湘军的医疗体系并不完善，也没有切实可行的防疫治病方法，面对疫情几乎无招架之力。他们能做的只有举行最原始的且带有迷信色彩的“傩礼”。曾国藩不知道这是否有效，不过他觉得聊胜于无，对弟弟说：“大傩礼神，以驱厉气而鼓众心，或亦足以却病。” 于是，曾国荃、曾贞干在军营中“前建清蘸，后又陈龙灯狮子诸戏，仿古大傩之礼”。如今艰危时刻，军队士气最为重要，身能倒，但军心一定不能倒。
当然，此时他最担心的还是九弟曾国荃，如果他也染病，攻克金陵就彻底没了指望。不过上天眷顾曾国荃，“营哨官无不病者，惟统帅曾国荃日夜拊循，独无恙”。很快季弟曾贞干也幸运地从疟疾中康复过来。
金陵困局不是曾国藩第一次应对的生死困局，也不是最后一次。
之前还有三次困局：
兵败靖港
，跳河自裁；
九江又败
，二度投湖；
兵困祁门
，悬剑帐中，随时自裁；之后还有一次：
平捻无功，河遇风暴
，又
处置天津教案，饱受清议煎熬
，写下遗嘱备后事。
曾国藩担任总督的前后二十年间，深陷生死困局不下五次
，
这是由他身处晚清大变局的夹缝中所导致的。
《夹缝中的总督》
以曾国藩为圆心，以曾国藩的五大生死困局为五个同心圆，随着每一局半径的增长，圆面积不断增大，曾国藩要处理的局面也越复杂，同心圆覆盖的
晚清人物、政局、战场、人事、亲族等关系
也就越多、越复杂。
本书用精巧的叙事，通过奏折、日记一层层揭示出晚清督帅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家事与国事、欲望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此
从总督之死的视角考察晚清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