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特朗普2.0”的首轮关税行动？
（一）为什么以非法移民和毒品为借口来加征关税？
特朗普要对他国加征关税，需要满足一定的法律条件。美国国会掌控税收立法权，但通过多项立法将部分权力让渡给了总统，总统可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国会自行决定加征关税。《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和301条以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都赋予了美国总统加征关税的权力。其中，若是援引前3项法案，则需要先由商务部、国际贸易委员会或贸易代表办公室启动贸易调查，总统再根据调查结果颁布行政法令。由于贸易调查耗费时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快速加征关税。若是援引IEEPA启动国家紧急状态，则无需调查，可立即生效，灵活性更高，时间上更快。（详见《如何看待特朗普宣布对华加征10%关税？上一轮关税复盘及未来路径推演》）
本次特朗普正是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宣布非法移民和芬太尼等毒品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构成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IEEPA是《对敌贸易法》（TWEA）的延伸和修订，规定在应对来自国外的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的任何异常和重大威胁时，美国总统可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对任何外国或其国民拥有利益的财产采取冻结、限制、扣留、禁止进口等行动。
（二）为什么最先针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
首要原因是墨西哥、中国和加拿大是美国前三大贸易伙伴，2023年美国自三国进口占其总进口的四成多，美国自墨西哥、中国和加拿大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分别为15.1%、14.1%和13.6%，远超其他经济体。同时，中国、墨西哥、加拿大也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第二和第六大来源经济体，2023年美国来自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规模分别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36.1%、19.7%和8.8%。
其次，特朗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特别是“盟友”加拿大，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关税为筹码，让墨加两国承担解决美国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的成本。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中，就计划通过美墨边境建墙来阻止非法移民涌入，并由墨西哥支付建墙费用，但未能成功，本轮或将以更强硬的方式推进。至于芬太尼等毒品问题，根源在于美国自身止痛类处方药滥用以及禁毒不力，即使墨加两国愿意加强管理，也难以真正根治。
（三）为什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对中国加征10%？
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关税，延续了特朗普1.0时期的做法，同时兼顾了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和避免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国共发起四轮加征关税行动，其中对前三轮清单商品均加征25%的关税。25%可能是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基准线，高了可能加剧美国通胀、过度冲击美国经济，低了可能影响美国缩减贸易逆差的效果。本次特朗普对来自加拿大的能源资源予以优待，只加征10%的关税，一定程度上也是避免过度推高美国通胀。截至2025年1月底，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原油和管道天然气进口来源国。
对中国加征10%关税，一是因为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已升至20%左右，而根据美墨加协定（USMCA），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平均关税税率均不到1%；二是为后续加征和谈判预留空间和筹码，同时也避免对美国通胀产生较大冲击，这是其加征关税的策略。一方面，加征关税从来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比如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取消对第四轮第二批清单加征关税、对第四轮第一批清单关税税率减半，中国则增加进口美国商品等。另一方面，当前美国通胀仍有韧性，若对华一次性大幅加征关税，将显著推高居民生活成本和通胀，引发再通胀风险。
二、对中国出口和经济有何影响？
（一）美对华加征关税，直接冲击中国出口
基于上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测算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弹性。关税生效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约为0.8，即关税每上升1%，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关税生效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约为1.2，即关税每上升1%，我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详见《“特朗普2.0”对华加征关税：可能情景与影响测算》）
美国对中国加征10%的关税，或将导致202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2024年对美出口金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4.7%，因此可能拖累中国总体出口同比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2024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为19%，因此可能影响2025年中国GDP同比增速回落0.3个百分点。
分商品看，家具、玩具、皮革制品、鞋服等劳动密集型商品、车辆运输设备以及机械设备等商品受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影响较大。“特朗普1.0”时期，中国对美出口的上述相关商品关税弹性较大，每提高1%的关税，1年内，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家具和玩具、车辆等运输设备、机械设备、皮革鞋服同比增速分别下降1.5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主因家具、玩具、鞋、服装等消费品可替代性较高，计算机、空调、冰箱等家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全球化程度较高，进口商也较容易找到替代品。
矿产品、食品饮料、化学品等商品受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冲击较小，其中国对美出口关税弹性均低于1。主因矿产品（稀土等）、化学品和橡胶塑料制品作为制造业生产的中间品，与美国产业链连接较为紧密，同时中国的产品竞争力较强，美国进口商不容易找到替代品。
（二）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间接冲击中国出口
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将导致两国对美出口规模萎缩，影响中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截至2023年底，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出口均占其总出口的八成左右，加墨两国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对两国出口形成显著冲击，或高于“特朗普1.0”时期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保守估计，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关税弹性与中国一致，约为1.2，即关税每上升1%，1年内，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1.2个百分点。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关税，预计2025年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将下降约30个百分点。2021年，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出口中，归属于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7.4%和2.5%。因此若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出口同比增速下降30个百分点，可能影响其自中国进口下降2.2和0.7个百分点，二者自中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3%和2.5%，从而影响中国总体出口下降0.06个百分点。
此外，美国加征关税和加墨两国对美反制，将严重冲击三国经济，进而影响中国对北美的出口。出口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经济增长的核心，2023年加拿大和墨西哥货物和服务出口金额与GDP之比均超1/3。美国加征关税不仅会推高美国国内通胀水平，还会引发相关经济体更强烈的反制，预计将对美国自身形成更严重的反噬。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经济增速下滑，需求回落，将影响中国对其出口。
三、后续美国对华关税政策还将如何演绎？
第一，美国对华加征10%关税，大概率只是本轮中美贸易摩擦的起点，而非终点。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多次强调，计划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考虑到特朗普1.0时期后美对华关税税率已高达20%左右，即还将加征40%左右的关税，因此加征10%只是特朗普兑现其竞选承诺的第一步。
第二，幅度上，本轮美国可能对华合计加征20%-30%的关税，将对华平均关税税率提高至40%-50%。虽然特朗普竞选时宣称的是加征40%左右的关税，但我们认为其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如果美国确定对华加征如此高的关税，同时还对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盟友加征关税，这将对美国自身经济和通胀造成严重反噬，是其不能承受之重。因此更可能的情形是，美国对华加征20%-30%的关税。一是参考美国非最惠国待遇的关税水平，平均关税税率为42%，而本轮贸易摩擦之前，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在20%左右。二是参考“特朗普1.0”时期的经验，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率从2018年初的3.1%最高升至2019年底的21%。
第三，节奏上，后续美国可能启动新一轮“301调查”，分阶段对华加征关税，期间也会根据中美谈判结果而对部分商品暂停加征关税或进行豁免。“特朗普1.0”时期主要通过发动“301调查”对中国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并对冲击美国供应链的商品进行关税豁免。“特朗普2.0”可能继续沿用此方式对重点商品进一步提高关税，避免对所有商品“一刀切”，对美国消费者和供应链造成太大冲击。由于“301调查”需要一定时间，下一次加征关税最快可能要到2025年二季度，并且可能分几次加征。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共发起四轮加征关税行动，将平均关税税率从3.1%提高至21%，但随着2020年初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达成，平均关税税率又小幅回落至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