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代国学大师 视文凭为废纸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名家吴宓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曾经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著名教育家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著名历史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贻。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

1890年7月3日清晨陈寅恪在长沙呱呱坠地。

陈寅恪是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其长兄是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陈寅恪夫人唐筲，也出于名门，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垂帘听政，陈宝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变法，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便带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一心寄情于诗词。这是陈家之大祸，却是寅恪之大幸。

在父亲教育影响下，他遍读典籍，十来岁时便已能出口成章。1902年，陈寅恪才12岁，陈三立就将他送到了日本，求学于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陈寅恪因患足疾，遂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公学是新式学堂，相当于今之高中。在这里，陈寅恪掌握了德语法语。1909年，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西洋游学之旅。

陈寅恪十岁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梦般消失。他到晚年还有诗写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衰败之痛和兴亡之叹，是陈寅恪心中的永远的忧伤。

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摘节《刘继兴读史》：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

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 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说到感情，比起徐志摩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在读书界流传的各种有关国学大师的段子中，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陈寅恪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虽如此，但当爱情来临之时，书呆子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的，他也会像所有陷入爱情的人一样而满心欢喜。

1926年，陈寅恪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别号，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1928年，他们缔结了偕老之约。此时，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三十岁。

陈寅恪与唐筼结婚后十年，生下三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可见陈寅恪骨子里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此时，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已85岁。这位在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眼见无力无天，立马开始绝食。五天后，他满含悲愤，撒手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