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学贯东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张文凭，视文凭如废纸，著名的国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称他是“教授的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大师吴宓称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等等。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名家吴宓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梁启超也很尊重他，曾经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著名教育家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自视甚高的刘文典认为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
著名历史教授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贻。被学界尊为“中国最后一位鸿儒通才。”
1890年7月3日清晨陈寅恪在长沙呱呱坠地。
陈寅恪是其父陈三立继室俞明诗所生的第二子，陈氏门堂三代世家，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其父陈三立为诗文名家，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其长兄是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陈寅恪夫人唐筲，也出于名门，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垂帘听政，陈宝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变法，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便带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一心寄情于诗词。这是陈家之大祸，却是寅恪之大幸。
在父亲教育影响下，他遍读典籍，十来岁时便已能出口成章。1902年，陈寅恪才12岁，陈三立就将他送到了日本，求学于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陈寅恪因患足疾，遂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公学是新式学堂，相当于今之高中。在这里，陈寅恪掌握了德语法语。1909年，陈寅恪自复旦公学毕业后，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西洋游学之旅。
陈寅恪十岁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梦般消失。他到晚年还有诗写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衰败之痛和兴亡之叹，是陈寅恪心中的永远的忧伤。
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摘节《刘继兴读史》：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
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说到感情，比起徐志摩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在读书界流传的各种有关国学大师的段子中，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陈寅恪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虽如此，但当爱情来临之时，书呆子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的，他也会像所有陷入爱情的人一样而满心欢喜。
1926年，陈寅恪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别号，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1928年，他们缔结了偕老之约。此时，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三十岁。
陈寅恪与唐筼结婚后十年，生下三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可见陈寅恪骨子里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此时，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已85岁。这位在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眼见无力无天，立马开始绝食。五天后，他满含悲愤，撒手西去。
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理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其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当时，日本人对外承诺：“留下来教学，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陈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文书，生活既舒适又体面。但陈寅恪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在为父亲守孝的49天里，他常常斜卧在走廊藤椅上，双眼圆睁，一言不发。高度近视加悲恸过度，致使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将失明。”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休养。“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于是陈寅恪放弃了治疗，守孝期刚满，他就偷潜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到达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为了教好学生，振兴中华，他常常秉烛达旦，备课与写作。灯光昏暗加上用眼过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陈寅恪，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此任。陈寅恪接受了应聘，“顺便到伦敦治眼睛”。要去英国，需借道香港。但万万没想到，陈寅恪刚抵达香港，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伦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以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但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飞机，竟率领几十名保镖阻止要员和名流登机，致使何香凝、陈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设卡设障，陈寅恪一家想返内地已无可能，一天深夜，他们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第二天得知，邻楼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强奸。唐筼立即给流求、小彭剪了短发，再让她俩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然后含着眼泪，拿出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姓名、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失散，盼好心人将她送还。”
陈寅恪一家就这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这样的恐怖生活其实可以立马结束，只要陈寅恪答应任何一个“小要求”。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人与一所大学校长前往陈家，要陈到上海等日佔区大学任教，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过去在清华任教时的同事钱稻孙，对陈寅恪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日本驻香港总督出资20万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同样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威逼利诱不成，就抛糖衣炮弹。香港占领军司令知道陈家三日不炊后，立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宁可没食物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及危急处境，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内地。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声疾呼：“陈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傅斯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陈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内地。
回到内地，陈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在灯光昏暗、警报不绝的情况下，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完成多篇名作。学术没尽头，但他的眼睛却走到了尽头。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让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随后一检查——左眼视网膜脱落。陈寅恪仰天悲叹：“天其废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寅恪再次奔赴伦敦治疗眼疾。但因耽搁太久，虽经英医开刀，也已回天回力，双目失明成定局。
1946年8月，陈寅恪重返清华时，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子，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梅贻琦不忍见失明的陈老来回奔波，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
每天上课，他便让人先把要点写在黑板上。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眼或睁眼开始讲课。他在课上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9年前后，陈寅恪谢绝了一切关于移居海外的劝说，携全家前往广东岭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从此开始他最后二十年的岭南生活。陈毅看望。陶铸照顾。胡乔木、郭沫若、周扬过访。许多重要人物到了广州，总是以目睹陈氏风采为荣，一惯狂横的康生竟然被陈寅恪堵在门外。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在中山大学度过，失明与膑足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才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篇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1953年夏，陈寅恪病了一场。他让历史系的同学到中大图书馆为他借回了一堆弹词小说，其中有清代陈端生所作的《再生缘》。助手黄萱便在陈寅恪病中休养的那些日子为他诵读了这些弹词小说。
于是，他那积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口。他把生命情感体验与感慨身世之浩叹，全都倾泻于陈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气象万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诞生了。有趣的是，这篇气如长虹、势若飞瀑的佳作之创作过程，被陈寅恪谦虚地幽默为“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紧随陈端生步入陈寅恪的历史之梦中。陈端生长于“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动荡的时代；陈端生是深闺女子，柳如是则为风流放荡之，“不类闺房儿女”。活在盛世的陈端生忧伤而死，不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与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陈、柳二人人生有异，但留给历史的痛感却相同。陈寅恪为陈、柳而伤，也为自己而伤。从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时间，陈寅恪在迹近湮没的历史废墟之中艰难地发掘。《柳如是别传》全书八十余万字，此书犹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烧的火，耗尽了这位还有很多愿望尚要去实现的老人的心血……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
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由大楼外一直糊到家房门，又从房门、墙上糊到衣柜、床头。听妻子念完大字报，陈寅恪一声长叹：“我搞了一辈子学问，想不到落了个‘不学无术’的评语。”
一群学生冲到楼下，要把陈老抬出去批斗。所幸系主任刘节及时赶到：“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学生粗暴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陈寅恪曾预作挽夫人唐筲联：“涕泣对牛衣，冊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读。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在专业性上，陈寅恪乃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在公共性上，陈寅恪有着深深的家国情怀。在独立性上，陈寅恪有着桀骜的书生风骨。
所以说，陈寅恪不仅是做学问的标准，更是衡量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
陈寅恪死后，葬于庐山植物园。大画家黄永玉在其墓前石头上，手书了那句他最喜欢的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泰戈尔有句名诗：天空不留痕迹，飞鸟已经掠过。
在知识分子市场化和犬儒化的今天，之所以重拾陈寅恪，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一只“飞鸟”，那么震撼地掠过我们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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