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几份关于中国高净值投资者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君临做了一些有趣的研究，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个人拥有资产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
根据相关报告，截至2016年5月，这群人在中国有134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13万人，增长率为10.7%。
他们的平均年龄39岁，集中在30-50岁之间。
第一，企业主，占比55%；
第二，企业高管，占比20%；
第三，房地产投资者，占比15%；
第四，股票投资者，占比10%。
关键的驱动力还是民营企业，民企利润的增加，或者上市，推动企业主财富的增长，企业高管的奖金薪水也跟着水涨船高，同时推动当地的房价增长，持有相关股票的投资者收益增加。
皆大欢喜。
报告显示，北上深+粤浙苏闽，GDP占全国36%，高净值投资者占全国74%。
其中:
广东GDP占全国10.06%，数量占了全国17.91%；
北京GDP占全国3.17%，数量占了全国17.76%；
上海GDP占全国3.45%，数量占了全国15.30%；
广东的高净值投资者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也就是说北上广深，这四大一线城市，合计的高净值投资者数量就占了全国的50%。
另一方面，许多工业强大的地方，其高净值投资者数量远低于GDP比例。
比如以下几个地区：
山东，GDP占全国8.71%，数量占全国3.50%；
河南，GDP占全国5.12%，数量占全国1.72%；
湖南，GDP占全国4.01%，数量占全国1.34%；
河北，GDP占全国4.12%，数量占全国1.31%；
最低的则是甘肃，其GDP占全国的0.94%，但是高净值投资者数量只占全国的0.07%，两者比例差距超过了10倍。
这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财富创造方式有关。根据相关报告，高净值人群中——
60岁以上的，主要从事制造业和能源矿产行业；
40-50岁的，主要从事贸易和房地产；
20-30岁的，主要从事金融和互联网行业。
这个年龄分布，和我国几波经济转型浪潮一脉相承，从满足内需的制造业，到对外出口的代工制造业，到房地产+重工业，到今天的金融服务业和互联网的兴起，一步步见证了财富的流转。
君临认为，驱动这种转变的力量，一个是市场的，一个是政策的。
先说市场力量。
市场力量的转变动力在于需求和稀缺性。
过去十年，因为制造业的大发展，大多数实体商品的生产都供过于求，导致了相关商品的贬值。比如一吨钢铁不如一斤白菜的价格，资本脱实入虚，都是这种“生产过剩”的反映。
但在另一方面，那些未被满足的需求，仍然稀缺的商品，肯定将会成为新的财富主流。打开一份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的相关报告看看就很清楚了。
第一大宗的进口商品：芯片、液晶屏幕等IT商品。
第二大宗的进口商品：飞机、汽车等高端交通设备。
第三大宗的进口商品：医药和医疗设备。
第四大宗的进口商品：水果、大豆、牛奶、谷物等食品。
这是实物商品的四大类稀缺需求，他们取代了石油和铁矿石等原料，成为了现阶段增速最快的大类进口商品。
还有服务贸易逆差，近年来连年扩大，2014年逆差1980亿美元，2015年逆差1366亿美元，2016年1-11月份逆差2340亿美元，这块的增速比实物商品的要高得多。
主要的需求点在哪里呢？
第一，金融资产配置的国际化，有钱人最怕的不是财富不增值了，而是风险，所以将资产转移至海外，买美元、房产、保险、基金，目的都是为了分散风险。
第二，文化。看看每年多少进口的美影、日漫、韩剧、综艺版权，就知道这方面的需求有多庞大了。
第三，旅游。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抛弃了价廉物美的东南亚，而涌向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旅游呢？背后折射的其实是从观光旅游向文化旅游的升级。
第四，留学教育，养老医疗。让孩子移民，让家人移民，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在中国赚钱，呼吸雾霾，背后的痛点不正是巨大的机会所在么？
以上这些商品和服务业的需求，正是现阶段中国最稀缺的。
谁能满足他们，谁就相当于站在了财富的风口。
从市场的角度而言，这些需求主要从属于四个领域：金融、贸易、文化、科技。
举个例子，像进口农业食品，看起来它的机会属于农业，属于广大的三线地区，其实并非如此。在国内的土壤和空气环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看起来十年内都很难解决），这个机会只属于进口贸易中心。
现在，我们放眼全球，看看那些中国以外一线城市。我这里列了10个，他们的地位大致如下——
全球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纽约、伦敦、香港
全球性的文化和科技中心：洛杉矶、旧金山湾区
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巴黎、东京、新加坡、悉尼、迪拜
可以看到，“金融、贸易、文化、科技”这四个领域，不仅是我国需求和稀缺性最强的环节，同样也是全球创造财富的主要环节。
这四个环节，如果放到我国的篮子里，则是这么一个地位排名——
金融中心：北京、上海、深圳
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
文化中心：北京、上海
科技中心：北京、深圳
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广州、杭州、南京、成都
区域性的贸易中心：武汉、成都、沈阳、西安
前面四个，应该没什么争议，他们也是我国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来源。后面两个排名，解释一下。
——关于区域性金融中心
北上深能够成为金融中心，是因为他们集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和交易所的总部。那么其他的区域中心看什么呢？
我这里看的是私募基金管理资产的数量，也就是体现着作为一个地方“财富管理中心”的作用。在北上深之下，广州、杭州、南京、成都是私募基金管理资产最多的四个城市，他们得益的，正是本地周边高净值投资者的相对较多。
——关于区域性贸易中心
一般的中国企业，在总部之外，都会设置各个地区总部，利于向下辐射。如果规模较小，通常就会设置三个区域分部：北京（华北）、上海（华东）、广州（华南）。
如果规模较大，通常就会加上武汉（华中）、成都（西南）、沈阳（东北）、西安（西北）。于是就形成了中国的“三大四小”贸易中心格局。
总的来说，以上这些中心城市，都占据了非常好的战略位置，中心复合性越高，辐射范围越大，未来的市场机会越多。
但以上这些，只是纯市场的角度而言，而市场并不会完全按照市场的指挥棒运转。
还有政策的魔法棒。
举个例子，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四座城市，分别是“天津、重庆、成都、武汉”。成都和武汉的战略重要性，我们都知道，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向长江经济带转移，两座城市作为主要的区域门户，受益匪浅。
但是天津和重庆，却凭借着政策的力量，成为了最闪耀的双子星。这背后，正是前国家领袖的环渤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当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家乡情结。
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国家中心城市”战略。
几年前，我国政策中有一句话叫“城镇化战略”，意思就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避免大城市病。但是几年下来，效果未如理想。小城镇卖地指标太多，建了很多房子，但是却没人买，空置在那里成了鬼屋；一二线城市没有土地指标，但是却流入大量人口，导致供不应求、房价暴涨。
其实，工业才需要往小城镇发展，因为土地和人力成本是主要的考虑因素。但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已经结束，需求主要来自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而这些行业的成长取决于人才和创新，高度聚集在大城市。聚集度越高，效率越明显。
这个矛盾，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小城镇战略无以为继，于是最近终于幡然醒悟，提出“国家中心城市”战略。说白了，就是要迎合趋势，打造大都会。
但是呢，你要说只打造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显然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你总不可能让全国人民都移居到那几个城市去吧，于是四大一线升级为“全球城市”（其实只给个高帽子，没啥实质政策），二线城市升级为“新一线城市”（这个才是政策的肉），就成了关键的抓手。
第二个关键词，“中部崛起”战略。种种迹象表明，中部崛起战略将会取代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未来五年的国家区域战略重心。
十几年前，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出，主要的考量是弥补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巨大经济落差，着眼点在于政治，在于建立和谐社会。
但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显然不是最优解。产业转移，从长三和珠三出发，最佳的落地在长江中游，因为这里离出海口和主要市场的物流距离最近，经济联系也更紧密，成本无疑低于西部地区。
现在，既然西部的成都和重庆已经发展了起来，辐射点形成，贵州和西藏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熟了很多，那么最合理的选择，就是将重心转向最适合产业转移的中部地区。
中部崛起的支点，则是武汉。
武汉号称“九省通衢”，东西有长江水道，连接下游的上海出海口，和上游的重庆、成都。南北有京广高铁，连接北京和广州，向来是华中物流之枢纽。这个优势，是周边的长沙、郑州、南昌、合肥等省会所无法抗衡的。比如郑州，虽然也是交通要道，但是东西铁路连接的西安和连云港，物流需求无疑比长江水道要差得远。
正因如此，国家产业升级三大战略“半导体、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的龙头，半导体的国家队生产基地——投资1600亿元的长江存储，才会放在武汉。
今日的武汉，其地位正如十几年前的重庆，是被命运的轮盘指向的那座机会之城。
在国家的中部崛起规划中，同时对武汉和郑州“支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是颇堪玩味的。
在中部城市里，郑州的战略地位不如武汉，经济规模低于长沙，发展速度和高科技实力弱于合肥，为什么就被国家钦点了呢？
这里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武汉主要辐射的是南方和长江经济带，国家需要居中平衡，安排一个北方的辐射点，能够对黄河经济带有一定影响力的支点。郑州恰好符合这个要求。
第二，从人口的角度考虑，河南有1亿人口，远远大于只有4000万到7000万人口之间的湖南、安徽和江西。并且从过往的人口流动来看，后三个省份的人口都主要流向了沿海地区，省会的辐射力不强。而郑州的人口聚集速度很快，2000年郑州常住人口666万人，2015年956万人，增长了43%，是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第三，从领袖情结的角度考虑，这是领导人的事业转折点之一，多多少少总有点加分。
这里就涉及到第三个关键词：领袖情结。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郑州、合肥、厦门、杭州”这四座二线城市，可谓是近年来最得领袖关怀的地方。比如国家半导体大战略的四大项目，除了旗舰项目放在武汉，其余的三支，则分别是合肥的长鑫，福建厦门和晋江的半导体基地。
厦门和晋江，本是同根生，频频得到国家级项目关照，何其幸运。还有杭州，相继拿下亚运会、G20领导人峰会，一来拿到了“影响力”，二来拿到了国家的基建拨款，商机无限。
合肥、厦门、杭州，放在过去，很少得到如此级别的国家关怀，如今大项目频频砸来，只能说“机会来了，挡都挡不住。”回头再看，得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钦点的郑州，未来的大项目，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日的郑州，其地位正如十几年前的天津，命运就是如此的不可揣测。
第一是北上广深，还有杭州、南京、成都等城市，这是由市场的力量驱动的，受益于金融、贸易、文化、科技的需求稀缺性，财富将会继续集中。
第二是武汉+郑州，还有合肥、厦门、杭州等城市，这是由政策力量驱动的，就像十年前的重庆、天津一样，在高层意志的推动下强势崛起，他们是国家中心城市战略的主要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