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亿“飞单案”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讲过一个挖苦银行家的笑话，在他住的镇上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大银行家，用高价玻璃做假眼珠子安在左眼上。大银行家对马克·吐温说：“马克，我今天跟你打个赌，你要是能猜对我的眼睛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就马上给你一千美金。”马克·吐温马上回答：“不用，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指着银行家的假眼说：“因为只有这只眼睛里闪烁着慈善的人性光辉。”
这个故事表达了很多人对银行家的认识。金融业就是利用精英化、神秘化，制造信息不对称，然后赚钱。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傲慢与偏见”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现代金融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给予了金融很高的评价，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最早的金融资本家之一，民国第一家私人银行四明银行创始人虞洽卿也有类似的判断，他的口头禅是，“金融业为百业之首”。
正因为金融业，特别是现代银行业，它牵连着每一个人，所以一旦银行有失信行为，受到的拷问也就比其他行业更严苛。
前些日子，民生银行北京分行航天桥支行爆发了规模近30亿元的飞单案（理财产品造假），涉及客户约150余人。在这起造假案中，包括支行行长、副行长在内的高管涉案，销售合同上更是盖着银行的公章。在监管部门不断加码保护储户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风口浪尖，民生银行出现如此窝案，新华社也忍不住发文追问：银行竟卖“假理财”，是什么让银行“内鬼”有恃无恐？
类似事件，民生银行并不是个例，近年来，包括农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等都屡爆飞单案，且涉案金额巨大，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给银行业造成了巨大的信誉危机。
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应该遵守契约精神，要有自己的操守。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名誉主席、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前主席刘明康说，金融业需要一种“风骨”，同时也需要一种“柔情”，“我认为银行家要坚持在商言商，在自己独立、专业判断的基础上，能做的事情尽量去做，而且把它做好；不能做的事情千万别做，因为必须要有自己的操守。”
今天的中国，有“宇宙第一大行”，却没有了银行家。中国的银行业从业者，更应该重拾自民国以来的银行家传统。
乱世银行家
中国的银行业发轫于清末，1897年，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开始了从此前有着类银行作用的票号、钱庄转型，慢慢培养银行家的百年历程。
民国有“乱世”之说，在乱世中，商人、实业家、银行家是软弱的。他们在军阀混战中生长，也面临着外资银行的竞争，军阀的勒索，生存环境从来都不曾真正好过。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金城银行1915年5月15日成立，尽管背后有北洋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经理司司长陈国栋、财政部次长吴鼎昌等支持，但依然难逃被勒索的厄运。1926年，周作民被奉军张学良部下绑架，尽管有熊希龄、赵尔巽等大人物周旋，周作民还是付出了40万现大洋才重获自由，周作民回来后，深刻反省：“我从刺刀上读到银行家也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为此，1926年北伐胜利前夕，他募集40万元支持蒋介石，希望得到蒋的庇护。
但蒋何尝不是把他当作提款机？此后，金城银行受尽国民政府的盘剥，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金城银行也被迫交出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
张嘉璈24岁（1913年）进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当副经理，后逐渐升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总经理，到1935年离职，先后被军阀绑架、软禁、威胁、勒索不下十次，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这些事，“这是南京政府压迫中行的第一次”、“军人不明财政，而处处干涉财政，前途悲观在此”……但他不屈不挠，多次跟政府说“不”，争取银行自身的地位。
相比较而言，今天的银行业面临着多么好的发展时机。古人言，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民国银行家所有的功业，都来之不易。
“我是来服务的”
民国银行家是一个群画像，这个群像中，很多都有着西方教育背景，从周作民、陈光甫、张嘉璈、吴鼎昌、李铭、张公权到宋子文，他们不仅从西方带来了专业的经营和管理知识，更带来了银行业的“服务精神”理念。
1915年，除了有“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之一的金城银行成立，还有“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一、日后成为中国民营银行标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的成立。上海银行成立之初，资金不足八万银元，全部员工加起来不过七人，它的创始人是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的陈光甫。这一年，陈光甫34岁，他虽然没有太多资本，入股的5000银元还是朋友垫付的，但他拥有现代银行经营知识，以及对金融业服务社会的深刻理解。
陈光甫是中国银行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银行服务社会的银行家，他日后被外国人称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和“中国的摩根”。创业之初，他就确立了立行之本，他说，“凡私人所有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他为自己的银行定了“服务社会，顾客至上”的行训，从服务入手，不怕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从小处做起，不断地想办法做好服务。
上海银行以“信用巩固，声誉卓著，提倡俭德，服务周到”为口号，他知道银行是“一针见血”的组织，信用第一，只要信用有了，银子就会源源而来，聚沙成塔。他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当时一般钱庄对小额存款看不上眼，特别是对银元存款，是不给利息的。而上海银行认为多数小额存款反而比少数大存户稳定性强，因此它对于小数目的储蓄存款很用心，特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宣传，这在当时金融界是不屑于做的。曾经有人嘲笑这个小银行的这种做法，拿了五百元要求开五百个存折，上海银行并不以此为耻，而是热情接待，更加扩大对储蓄的宣传。以后继续开办的有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蓄、礼券储金、学生零星储蓄等，专心为储户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的《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一书中，也对陈光甫高度评价：应该说他是最“现代”的，即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
服务意识，恰恰是今天的银行业最缺失的精神内核之一。刘明康曾撰文批评今天的银行业：“服务精神的缺失是很可怕的。银行业就是一个服务业，要有服务员端盘子的服务精神。”但是这些年，有多少银行要储户开“奇葩证明”？又有多少银行干着有原则没人性的事？比如因为银行规定改密码必须本人亲自来，2013年10月12日中午，西安75岁病重老汉被挂着氧气用担架抬进某银行营业所。5名医护人员把老人抬到了柜台前，艰难完成了密码重置。白岩松在《新闻1+1》中评论说：“病重老人要用担架抬到银行来修改密码，这种冷漠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银行固然有规定，难道死的制度就是为了难为活人吗？”
忘了为谁服务，再荒唐的事都干得出来吧！
银行家的风骨
过去百年间，称得上银行家的中国人不多，这不仅因为银行数量有限。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中指出，“20世纪的中国银行体系，没能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发挥其创造信用的职能。首先，中国的现代银行业是不发达的。1928-1937年间成立了128家银行，到1937年共有164家现代银行，其支行为1597家；且大部分集中在沿海省份的主要城市。其次，抗战前发展起来的现代银行体系，被扭曲成了一个主要为一直负债的政府筹措资金的工具”；这个由（中央、交通、中国和农业）“四家政府银行居统治地位的集中化的银行结构体系……其总目标就是实行‘经济控制’；而控制所要达到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经济改革和发展，而是为了武力统一中国提供资金”。
时势比人强，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国共内战，留给民国银行业发展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但那一代银行家，仍在竭力维持银行的信用和银行家的风骨。
那一代银行家多是用个人信用维持银行的信誉。1916年，袁世凯复辟破灭后，不得已恢复民国，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氏此时收拾残局，面对的是被袁氏榨取殆尽的财政，原本可以依靠的两大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已经摇摇欲坠。此时，财政想要继续维持下去，除了借债，就只有增发钞票了。但如果银行继续滥发钞票后果就是钱不值钱，物价暴涨，银行的信誉被无限透支，甚至立马倒闭。
当时交通银行的总办梁士贻，出了一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发行更多钞票。消息传出，引起储户恐慌，纷纷前往银行兑现。眼看库存告急，北洋政府在1916年5月12日下令：中交两家银行暂时停止兑现，存款止付。此令一出，举世哗然，人心惶惶。宋汉章和张嘉璈（字公权）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副经理，在与几家民营银行巨头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李铭等紧急磋商后，他们决定拒绝执行这一停兑令。张嘉璈在“自述”中提到：“我与宋经理汉章接读电令后，惊惶万分。详细计议后，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
| 张嘉璈
叶、蒋、陈、李所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因此，他们拟定的一个方案是，先成立一个“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德高望重的张謇为会长，再由这个联合会出面请律师接管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然后由律师聘请宋汉章、张嘉璈主持营业，照常开业。有“南三行”的鼎力支持，再加上宋汉章向外资银行汇丰、德华透支200万圆，虽然最初几天储户恐慌，形成挤兑狂潮，但到19日，这场挤兑风暴渐渐平息了。
| 上海银行公会第一次联合会议合影。1918年7月8日，中国银行带头发起成立了上海银行公会，宋汉章任第一任会长。
这场风暴也让张嘉璈和宋汉章赢得了“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的称号，成了他们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举措，也尽显民国银行家群体的风骨，成为中国金融史上被反复言说的一段佳话。
从银行生存的角度来看，金融的逻辑只有四个字：信用第一。一旦信用倒了，一切都完了，想恢复绝非易事。但宋汉章和张嘉璈考虑的更多，在1916年5月15日股东联合会给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银行总行的电报说：“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
| 胡笔江
勇气、胆识、担当、职业，这是今天我们能想到的评价他们的词，但仍然不够全面。比如1935年，交通银行钞票成为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因时间紧，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决定将归并的实业银行刚印好的壹圆币应急使用。正上方加盖交行行名，右边加盖红色椭圆形交行行章，而右下则印制有“笔江”两字。这一行为使得胡笔江声名大噪，成为公认的金融界领袖，但这何尝不是一种信用担保，如果货币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信用破产的首先将是胡笔江。
今天，我们重新来读这些民国银行家的故事，荡气回肠，也辛酸苦涩。当数十亿的“飞单案”不停地在各个银行间此起彼伏时，丢失的传统，什么时候能真正找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