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翼杀手2049》：生而为人的光荣与落寞，在这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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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人造人”与“人”的争议再次成为盘旋在我们头顶的问题。在本月25日的沙特未来投资计划大会上，AI机器人索菲亚获得国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沙特公民身份的机器人。而两天之后，《银翼杀手2049》的上映，则再一次提醒人们，早在30多年前，就有人条分缕析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自然人与复制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自然出生的人，到底凭借什么以为自己比“机器人”更像“人”？

对很多科幻迷来说，《银翼杀手》可能是影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科幻片，而原著作者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可能是最具颠覆性的科幻作家。

我们难以忘记1982年横空出世一般浮现在大银幕上那座梦幻与冷酷并存的未来都市，更难以放下影片抛出的那个颇具前瞻性，同时也亘古不变的发问：“人到底是什么”。这样一部被奉为神作的作品，如今终于迎来了续作《银翼杀手2049》。它是不是一部令人惊艳的续集？一千个科幻迷大概有一千种答案。

今天我们暂且抛开电影文本的诸多细节，来聊一聊跟随“银翼杀手”衍生出来的那些哲学思考：关于“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人”，或者说，到底什么才是一个人身上，最宝贵的特质？在作者伯樵看来，伟大电影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抛出这些伟大的问题。仅仅是完成“抛出”这个动作本身，就可以成就一部电影；仅仅是“抛出”这些问题本身，就可以让观众看到生而为人的全部光荣与落寞。

撰文 | 伯樵

等待35年之后，《银翼杀手》——这部可能是影史上最伟大的两部科幻片——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续作《银翼杀手2049》。导演维伦纽瓦（Denis Villeneuve）在故事上接续了可能史上最多面的电影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故事剧情，但（用网友的话说）却拍出了一部具有塔可夫斯基“诗电影”气质的电影——当然，其实可能只有在“沉闷”这一点上，两位导演高度相似：维伦纽瓦的电影一点都不晦涩，不仅不像老塔那样充满了含混与模糊，甚至电影中并没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银翼杀手》试图构造一个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未来都市空间（洛杉矶），并且希望在这个赛博朋克的叙事内，展开对 “人到底是什么” 的思考的话，那么《银翼杀手2049》则在充斥着末日情结的雪夜、雾霾、黄沙、以及被废弃的工业文明遗迹中，问出那个其实可以不带有任何哲学意味的问题： “人，如何成为一个人？”

《银翼杀手》太过经典了，以至于《银翼杀手2049》刚刚在中国大陆上映两天，网络上已经贴满了影片中各种细节的解读，从小说原作者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创作历程到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微暗的火》（Pale Fire），到导演维伦纽瓦和摄影师罗杰·迪金斯（RogerDeakins）的视觉细节。伟大电影的续作，不缺乏粉丝，更不缺乏粉丝们的深入解读。

有鉴于此，本文将尽量避开在电影文本内部的挖掘，而是从“最令人讨厌的”文化研究视角切入，重新审视这两部电影的迷人之处。

一个关于阶级的寓言

1982年《银翼杀手》刚刚上映时，便有学者指出， 它或许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更是一部关于阶级意识诞生的电影。 在1982版中，最后结尾处，警官德克和复制人瑞秋最终坐着飞行器逃离了洛杉矶、浪迹天涯，影片甚至还打出了片尾字幕，说明瑞秋并未在复制人的四年使用期之后死亡。这一结尾充满了美式happy ending的意味，光明、大团圆、充满了对家庭价值观的认同（德克和瑞秋组成了一个家庭），一个最典型不过的美式泛保守主义的结尾。

这并非斯科特本人欣赏的故事叙述，但在之后的25年间，他最终夺回了这部影片的阐释权，在影片的各类重剪版本中，《银翼杀手》最终回到了它所致力于探讨的主题：阶级意识的觉醒。

事实上，在科幻世界的建构过程之中，作为“造物主”的人类，一直将极具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议题放置在了核心的位置——科技，只提供了背景、工具和设定，而主旨却是反复在拷问人类自身所面临的困境。比如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三大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看似是在规划机器人设计，但其实却是定义了机器人的伦理准则，而这三定律也在不知不觉中将机器人（乃至之后的仿生人、复制人、克隆人）置于了更低级别的阶级地位中。

近几年的欧美科幻电影中，主创越来越多地触及阶级这一议题：《时间规划局》里将时间等于货币，不同的货币量可以进入不同的阶级区域；《雪国列车》里升级打怪式地一节节奔向列车前面代表着丰饶与美好的车厢；《饥饿游戏》里如同斗兽场般的上流观众和底层角斗士；英剧《黑镜》里，人们通过选秀节目改变阶层......而在中文世界的科幻文学作品中，《北京折叠》作为争议性最大的一篇小说，也同样将阶级、权力、资源作为作品的核心关键词。

这些作品，总在第一时刻，就激起了观众们的同理心，让他们看到所谓上流社会的浮华奢靡，让他们与作品中的主人公感同身受，让他们想奋起反抗。如果说大部分科幻作品关于阶级觉醒的叙事简单粗暴的话，两部《银翼杀手》的觉醒则更为隐晦和缓慢。绝大部分影视作品，不是一开始，就是在不到半小时处，让受到阶级压迫的主人公（观众）看到上层阶级的锦衣玉食和对底层的碾压。

而《银翼杀手》里，主人公（观众）一直将自己摆在了“人”的位置，我们看到的复制人，虽然栩栩如生、与人无异，但是要么就是残暴的暴徒，要么就是大公司的爪牙，直到最后一刻，主人公似乎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阶级层级更低的“复制人”，只是一直受到了“人”的蒙骗，误以为自己属于那个可以操纵和左右他人生死、致力于让他人“退休”的人类警探，意识被蒙蔽的他，可能还不如那些能意识到自身是复制人的复制人——如果说复制人是不想做奴隶的奴隶，那么警官德克或许是做奴隶而不自知的奴隶。

最后，他最终迎来了他自己的阶级觉醒，选择逃离，在那一刻，“人类中心主义”的枷锁被打破，观众开始认同复制人，认同他们也具有情感、具有灵魂。

而在《银翼杀手2049》中，警官K一开始就明确知道自己复制人的身份，并且貌似并没有对这一身份特别的不甘乃至不安。K的觉醒，并不是他误以为自己其实是一个“人”的时刻，而是在他明白自己是“复制人”但却仍旧具有“人”的特质的时刻。老版中，复制人所面临的是无可改变的阶级宿命，他们拥有更强大的身体机能，但也面临着更短的人生寿命，最为重要的是，复制人被人类世界所极度排斥，他们代表着非法、贱民和被追杀的命运。

续集中，新版复制人被完全设定为可以听从人类命令的行动体，他们被社会所允许，但却不能完全接纳，他们干着危险肮脏的活计，追捕无法听命于人类的老版复制人，他们被反复检验不能有情绪的波动，被认为不具有灵魂（但也能过得一样好）。而除了情感和灵魂外，当复制人K发现复制人可以生育时，他再一次选择了觉醒，希望守护住复制人生育的秘密。这一次，被驯化的奴隶虽然知道自己是奴隶，虽然安于自己的阶级宿命，虽然希望却并不强求灵魂，但他“人性”的觉醒让其摆脱了复制人身体的桎梏，哪怕重新得知自己在身体上属于“奴隶阶级”后，他仍然具有着“人类”般直面牺牲、追求解放的灵魂。

老版中，警官德克活在了意识形态欺骗之中，自己身体力行着阶级压迫。新版中，警官K则活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当中：他接受着世界先天赋予他的意识形态框架，这个框架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氛围、一种环境、一种设定，而非桎梏、打压或是枷锁；它有压力，有限，有惩戒，但却是打着“这是为你好”的旗号；它不是福柯笔下的“疯人院”或是“环形监狱”，但却像福柯嘴里的现代学校，充满了软硬兼施的规训与教谕。K的阶级觉醒，所反抗的不是暴力镇压，而是裹着糖衣的阶级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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