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随着特朗普的重新上任，美国的外交政策迎来了新的转折。在新的冷战氛围中，特朗普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
与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所谓“民主对手”的立场不同，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多次对中方领导人表示赞赏，提出了更加务实的外交策略。
特朗普强调通过谈判进行交易，而非单纯的对抗。这一做法可能会改变美国的外交格局，打破传统的意识形态对立，推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合作。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带来更多灵活性，也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重新定位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文编译自《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网站评论文章，原标题为《特朗普能否最终结束与中国的冷战？》（Could Trump finally call off the cold war with China?），作者是巴黎前瞻学院（Forward College, Paris）的助理教授鲁艾瑞·布朗（Ruairidh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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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美国大选的诸多戏剧性的事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特朗普对中方领导人的称赞。在2023年7月的一次活动中，特朗普称中方领导人“聪明、杰出、完美无缺”。作为所谓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并非是唯一被特朗普称赞的国家。2022年，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特朗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天才”；在前任美国总统拜登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称为“纯粹的邪恶”时，特朗普却避免做“道德判断”，反而称哈马斯的盟友真主党“聪明”。
实际上，特朗普的言论与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如何描述其所谓“意识形态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美国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而现在特朗普将对这些国家的评价转变为“聪明”，
这也是他试图提升自身形象的一部分。
正如德国理论家卡尔·施密特所言，要成为一位有可信度的领导人，必须将自己塑造为对社区构成威胁的对立面。
▲ 特朗普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棕榈滩县会议中心发表讲话时称真主党是“聪明的”。
然而，这种拒绝谴责反而公开赞扬所谓的“民主敌人”的做法，可能会被视为美国意识形态发生深刻且重大的转变，
也表明美国的例外主义正在被放弃。
根据美国例外主义的观点，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价值观不仅是美国的价值观，也是普遍的价值观，华盛顿有责任将这些价值观传播到全球。它认为，今天的美国将是明天的世界，而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渴望成为美国人的梦想。在这一逻辑下，唯一阻碍这一“普遍化现象”的力量就是那些所谓“阻碍民主化的威权领导人”。因此，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必须支持民主、对抗“暴政”。
在这样的价值观下，对抗“敌人”成为了“道德责任”。
正如哲学家让·埃尔斯坦在支持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所指出的，“对民主敌人的战争在道义上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所以，对小布什来说，对“邪恶轴心”漠不关心不是一个合理的选项；对里根来说，拒绝面对苏联就是拒绝站在善与恶的对立面；在拜登政府下，中国也被不断负面地描绘。
与中国的对抗被视为所谓“保护民主的道德使命”。实际上，正如埃尔斯坦所言，这被前众议长佩洛西视为一种所谓“迫切的任务”。
在这种环境下，冲突成为预期中的选择，而妥协或合作则被视为软弱。
如果不将对手视为“邪恶的敌人”，任何谈判似乎都成了姑息，这也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前英国首相张伯伦的“慕尼黑协议”。这就是英国工党政府在寻求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时所面临的局面，英国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毫不意外地被指责“妥协于原则”，她的访华行动也被无端地妖魔化。
然而，特朗普没有这些“意识形态的包袱”。
与中国达成协议不会被视为软弱或姑息，而是视为力量的象征，证明特朗普能够与全球最强大、聪明的国家展开谈判。
特朗普拒绝捍卫所谓“民主价值观”，可能助长了他是“民主敌人”的论调。虽然一系列威胁和关税行动表明与中国的谈判将充满挑战，但特朗普不受任何所谓“道德压力”，也没有义务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对抗。
事实上，特朗普有足够的动机与中国合作，以证明他在谈判中的高超技巧，同时也没有“道德压力”去与中国对抗。特朗普政府完全有可能将美国引出与中国的冲突，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
所谓的“新冷战”可能会在意识形态的寒冰未完全凝固之前，迎来解冻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