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号理想国读书
“刷屏文章”无法获取知识
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能够从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常常会收到校友们传来的“刷屏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但我总跟他们说：
“少看微信多读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网络上的刷屏文章对于建立起一个人阅读、理解和分析的框架并没有帮助。相反，这些文章还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误认为读了它们就拥有了知识。其实不然，这些文章你读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变得无知，因为你的分析和归纳能力被帖子中的惊悚语调和混乱逻辑所冲击，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选择随波逐流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最终只会迷失在这些被大家传来传去的所谓的分析文章之中。
信息转化为知识 人脑
不可替代
我想首先要从数据、信息和知识三个基本概念说起。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是认知跃变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爆炸，并不意味着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会同时呈指数级增长，相反，人们的知识反而有可能更为贫乏了。
究其原因，在于人脑的不可替代性。
在大数据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取比以往更多的知识，原因正在于两个转换上的能力不足。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不足，可以用人工智能加以弥补，但是从信息到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能力、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只能靠人类自己，而这项能力大大落后于科技进步的速度。
网络不能成为我们认知的主要来源
获取了信息并不意味着你拥有了知识。
从信息到知识的转换，需要有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框架，即建立起信息之间系统性的逻辑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那么信息永远是零散的、价值不高的，永远停留在感知阶段，不能上升到认知的高度。
如何将感知转换为认知呢？ 我认为首要的就是读书。
读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
读书的主要目的是汲取知识和建立学习的方法论。和网络文章不同，好书一般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较为清晰的逻辑链条，由浅入深地展开论述，作者已将他获取的信息提炼为知识，不仅易于读者吸收，而且有助于读者参照他的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信息进行分析和梳理，思考和总结事物间的逻辑关系，逐步深化对事物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中国人对手机的迷恋几乎是无以复加的
。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如果继续依赖网络，将其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那么最终只能获得碎片化、无组织的信息。
认知能力丧失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比如对于同一件事，网络上时常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因为缺乏判断能力，有些网民和读者会感到困惑。这个判断能力就是我们讲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核心就是分析和总结的框架。
坚信
读书就要读经典
网络文章不应该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而只能当作一个信息来源。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追逐畅销书的倾向。
我一直坚信读书就要读经典，而衡量一本书是不是经典，最好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读书就要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书籍。
阅读并保持思辨
经典著作很多，采取泛读和精读结合的方式，把握脉络，抓住关键节点，在阅读的同时，保持思考，建立自己分析和归纳的框架，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最终在经典书籍阅读中受益。
《看漫画读经典》
（系列全套14册）
只给6-14岁孩子读的经典：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
《西塞罗的论义务》
《牛顿的原理》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伽利略的对话》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霍布斯的利维坦》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密尔的论自由》
《培根的新工具》
鲜活幽默 有趣有料有故事
大开本 图文并茂
环保油墨全彩印刷
内页纸张厚实
有韧性，装订牢固
原价531元
限时特价258
南京大学高华教授：《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是目前有关长征记叙的最有价值、最真实、最权威的资料
长征原始记录，共收录了109篇文章，比06版和42版都更完整，再现了历史原貌。书中很多内容是斯诺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的资料来源，最全版本，和港版无异，无删改。
编者刘统说：读过
《史记》
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颂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
本书是毛主席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作者全部为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真实性是本书最宝贵的特征。其底本是《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
回忆录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体现了长征过程的艰辛，也记载了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等多种情况，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本书是目前有关长征记叙的最有价值、最真实、最权威的资料。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本书编写于1936年8~10月，在时间上距离长征结束最近，当事人的回忆相对可靠；
二、毛主席在为本书征稿的动员电报中称，“文字只求清通达义，不求钻研深奥”，加之成书时间又较短（组稿两个月，编选成书共三四个月），故本书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和修饰的成分；
三、本书编写工作由当时党内的大历史学家徐梦秋总负责，另有丁玲和成仿吾协助配合。这些编辑都是重量级人物。
四、本书原本较为稀有，编成后没有公开发行，1942重印后的版本仅在党内传播，目前已知存世的仅有国内的北京、台北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三处。
五、本书是斯诺创作《西行漫记》的原始素材之一，斯诺回到美国后，将自己收藏的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捐献给了哈佛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