堺利彦的主张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他虽然没有明言，但事实上仍是将辛亥革命和明治维新进行了对比。在这一点上，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历史推断成是一个近代国家的形成，或者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曲折多端的进程。然后，真正的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进程完成以后才能到来。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杉荣（1885-1923），对中国的“抵制外国商品”运动，作了如是说：“只要是本国资本家生产的商品，即使品质低劣，也强使民众购买，这种想法完全出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理解。”并且笑着说：“他们的觉悟尚未达到这一高度，不管怎么说，自愧不如嘛。”大杉荣说这番话时的态度姑且不论，在思想上仍然与堺利彦是在同一层次上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注意到，在堺利彦的中国认识观众，似乎充满着一种非凡的自信，“形势必然会逆转，反动必然会发生”，这一言辞，能够充分表现出这种非凡的自信。在堺利彦看来，中国的变动，将被“经济的必然现象”所左右，从而，把握住了这一视角，对中国的将来进行预测才会有可能。这种充满自信的预言，内藤湖南不用说，就是连吉野作造，最终也没有能讲出口来。如果说社会主义思想给日本的中国认识论添加了一种类型的话，那就是堺利彦从这一视角中产生的中国认识了。
堺利彦的这种中国认识方法，到了他的弟子山川均（1880-1958）的时候，通过“阶级”这个更加明确的普遍性范畴，将之升华。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山川撰写了《民主主义之烦恼》，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上对吉野作造作了尖锐的批评。后来，大正十一年，以《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变》，给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吉野曾经预想过的“年轻支那”的勃兴，通过国民党的改组，北伐战争等形式已经崭露头角，为此，不管日本帝国主义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对此作出相应的回答，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随着这种形式的发展，山川对“对支问题”的关心度也逐渐升温，与此问题相关的发言也多了起来。对中国问题几乎没有什么论说的山川，突然之间开始评论起“支那问题”来，是昭和二年的事。这一时期，中国的政局风云变幻，国民革命军怒涛般地席卷了华南平原，向长江流域挺进，在长江流域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对峙，引发了“南京事件”。与此同时，在北伐运动的内部，早就存在着国共两党的分裂倾向更加表面化，最终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另一方面，我国的对抗北伐运动的田中内阁，策动了第一次山东出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致日本死命的大陆问题，作为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开始一步一步地登台亮相。
在这样的形势下，山川首先看到，中国的激烈变动，是“代表反动旧势力的军阀与代表支那革命民众运动的南方革命军两大势力的最后的正面武装斗争”。但是，山川并不想把这一运动视为单纯的“民众觉醒”运动，而是把它看成是“支那民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向先进资本主义诸国的资产阶级争取对等立场的运动”。是否可以这样说，堺利彦曾经预言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现在正在山川的眼前慢慢地展开。然而，另一方面，堺利彦“暗暗为之担心”的孙逸仙是否会沦为日本的板垣伯的预言则归于破产，因为，奠定了这一国民革命基础的，不是别人，正是孙文本人。为此，孙文自身的转变——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山川对这一系列的形势变化，也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据山川均所说，“被压迫民族的觉醒，特别是支那的民众运动与工农俄国的存在，是正在威胁着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力量，是促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解的两个催化剂。”然后还有，“支那国民运动”，只要始终坚持着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性质，就能发挥“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最大势力”的作用。山川的这种认识当然是不错的，而且，也正像前面评价过的那样，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正因为他抓到了本质性的东西，因而显示出了他的卓见远识，并且，作为时政评论家的他，以其超人的时势洞察力，时时刻刻对日本的“对支政策”进行批评，展示了他的辉煌。但是，尽管如此，如果站在近代日中关系这一历史舞台上来看的话，山川的中国认识中，仍然有着一种欠缺。这种欠缺，说到底，不是别的，就是对中国缺乏一种加害者的意识。
前面曾经说过，内田良平在列强蚕食中国这一历史现状之下，对列强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肯定，促使了日本的大陆侵略合理化。对内田来说，这种瓜分竞争，才是20世纪世界国际秩序形成的必要过程。与内田的主张想必，山川是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关系”中发现了国际社会的本质，然后在被压迫民族的国民运动中，找到了未来这个世界崩溃的道路。从这里，山川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压制的日本社会主义者与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民族之间，也就是说，在同是被压迫者这一点上，开辟了国际联合这条道路。关于内田与山川的国际社会观，如果用最不客气的话来说，二者虽然在矢量上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但是，在其构造上，潜藏着某种类似点。内田是面对这一世界秩序，从加害者的立场上来积极参与的；山川则是从被害者的立场上来预测这一秩序崩溃的。但是，对中国，山川恐怕并没有站在加害者的立场上，就是连这种加害者的意识都是没有的。在这里，有一个无论如何也难以突破的障碍，那就是笼罩在近代日本头上的那张不可抗拒的近代世界历史逻辑的巨网。
关于山川这个人，仍然存在许多必须详细探讨的重要问题，其中牵涉当时的言论统制、思想状况，还有工农派马克思主义等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山川的中国认识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特质，我依然认为这不仅仅限于山川的认识中。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左翼运动受到了天皇制的大镇压，但其中相当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团体，却在某种程序之上继续活跃着。比如，在《思想》杂志的“支那特辑号”中，就是以被推测为共产党系统的藤之丈夫为首的一批人奋笔挥毫的。在这里，根据阶级的理论来分析、批判的倾向，越来越鲜明地浮现了上来。虽然如此，在他们的分析、批判中，是怎样来描述这个国家的苦闷和变动的，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藤枝在《支那最近之思想运动》的论说中，将当时对中国的思想界分成“支配阶级（豪绅、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国民党左翼”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了彻底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又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了它的本质呢？毋宁说在这种批判中忽隐忽现的只是对经由共产国际而贩来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图式的承袭，或者过于简单地运用阶级联合这一理论，将日中关系反映出来的问题，亦即日本的中国认识观众必须解决的本质性课题渐渐抹杀了。
八、尾 声
以上，可以说从左到右，对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中国认识观进行了考察。在近代日中关系的历史舞台上，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是丰富多彩的，各自上演了一出自己的悲喜剧。通过这一考察，我们对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认识观的基本骨骼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了吧。这里，我还想在上述的基础上，再一次提出一些问题来加以考察，或者可以说，针对上述的各种中国认识观，以独白的形势，叙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用结论式或断定式的话来说，以上的这些中国认识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这些中国认识观其实都没有准确地把握住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真正动力。这一特点，在前文中已经反复强调过多次了。
但是，反过来说，要想彻底理解，把握中国这个实体，形成自己的理论，毫无疑问，没有敏锐的洞察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里，我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后代人就可以对前代的历史人物说三道四的打算。对于历史人物来说，他们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当时的中国，确实是在一种难以形容的混沌之中激烈地变动着，事实上，面对着这一激变，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很难一下子将之看透的。这样，我国的中国认识观，一味地跟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也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而自身不断地分裂、解体。如果想避免这种解体，那就只有对中国社会的变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否则就别无他途可寻。这种对中国社会的变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不用说，正是我国昭和年间所走的道路。德富苏峰曾经在大正初年，虽一边倡导帝国主义的逻辑伦理，但还依然主张“我日本帝国不能使他人加不义于我之同时，亦期望不加不义于他人”。但这句话终于被发展成为“替天行道，代伐不义”的口号。日中战争爆发后，近卫内阁发布的所谓“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最能够说明这种形势变化的了。
那么，这个时代，中国激荡的历史潮流又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现代最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的前途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当时，连中国人自己恐怕都不是很清晰明了的。有国民党与军阀之间的斗争，又有国共两党之间的对立，还有，即使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在不断受到共产国际批评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独自的战斗，这些形势状况都是非常明白不过的了。在这里，我们先不谈30年代与世界历史相关的极其复杂的理论课题，只想涉及一些最单纯明快的问题。这从国民党右派的空想家戴天仇著《日本论》的一些言辞中就能够看得很清楚了。他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说：“分析中国形势，不言革命对反革命，而言南方和北方，此种方法乃是他们的一贯伎俩。”“（对他们而言），不能忘却的要点还有一个，若革命运动成功，中国因此而统一，则绝对于日本不利。”当时的中国存在着的对立，不是南北对立，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其趋势不是分裂，而是对统一的希求；需要的不是制度或机构，而是运动本身。对日本来说，为了明白这一简单明了的道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态度呢？
还有第二，现在似乎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出来。前面我在考察多种中国认识观时，批判了将中国放在畸形性中加以理解的中国观，对能够或多或少地运用更加具有普遍性的范畴来认识中国的有效性，也作了一些论证。然而，作为一般的民众，他们难道也能在上述的几种方法论的指导下来认识中国吗？能运用更具普遍性的范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理智的认识观，仍然只局限于知识阶层。同时代的日本的一般民众，又是怎样来看待中国的呢？
吉野作造对五四排日运动时期甚嚣尘上的“支那应惩论”，孤军奋战，作了如此之批评：“（这种议论之所以出现）是多数国民头脑中潜藏着‘若不加十分之威压，则恐其久而成习’之想法，我们首先不得不从此谬想中觉醒过来。”另外，与之相反，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在昭和初期论及“支那人之特性”时说：“日本人如果失去团结，从个人的立场上与支那人堆里，则日本人毕竟不是支那人之敌手。因此而使支那人取胜，则对人性而言，是一大退步。”
现在，我并没有要说明日本民众的中国观时什么这一问题的准备，报纸上的论调或记事，其实也显示不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意识。这种民众的中国意识，只能通过当时被展开的中国认识的议论反映出的一点儿来。从当时诸多的中国认识以及作为历史的日中关系的现实来看，日本民众的中国意识，只能将之放在“替天行道，代伐不义”或放在“支那应惩论”之中来加以考察。断然决定第一次山东出兵的田中内阁，在此以后，召开了有名的“东方会议”，会议中宣布了“对支强硬外交”政策。然后，鼓吹日本统治满洲，称霸大陆的所谓“田中奏折”出笼了。其真伪程度是另一回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却几乎是完全依照这一“预言书”而向前进展的。日本的民众，作为“国民”，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吉野也好，武者小路也好，或者山川也好，他们各自描绘着自己的行动轨迹，一股脑儿地与昭和这一时代潮流合流了。他们的认识观众，或多或少，对未来的日中关系所持有的希望，几乎没有对日本民众产生任何的影响。他们的中国认识观的破裂，与其说仅仅是认识方法上的破裂，倒还不如说是这些围绕在中国认识观周围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潜藏着的真正意义上的障碍。
从这些相关联的事情上来看，集日中关系的悲剧于一身的，不得不说是那些“革命”家们。北一辉就因他自己特有的行动而品尝了这一悲剧的苦果。再例如，佐佐木到一（1866-1955），也是在同一层次上品尝了“被撕裂”般苦恼的一位。佐佐木作为陆军军人，是当时被称为第一的中国通。驻留在广东的时候，与国民党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很早就预测国“第四次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此后，在南京参加了蒋介石的北伐。田中内阁第二次出兵山东，挑起济南事件时，作为风云人物，差点儿被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民众杀死。当然，作为帝国军人的佐佐木，日本的国家利益、满蒙特权的维持是绝对的。他对这些问题，既没有主张采取绥靖政策，甚至连对中国的主张表示能够理解的态度都没有。但他却作为一个实践者，对中国的动向作了确切的观察。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旧军阀已经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了。不久将占领上海、南京……的我国，成了国民党新政权的对象，围绕着满洲问题，在政策上必然会出现冲突，从而，尽早制定相应政策”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大正十五年佐佐木下的断言。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佐佐木又被嘲笑为“中了国民党的毒”。另一方面，佐佐木为了突破我国历来“对支政策”的惰性，自己也流露出了“让奉天王国为国民革命的怒涛所吞灭”的自暴自弃的心情。佐佐木的这种思想表达，当然最终都是在军事背景这一高度重展开的。可是，佐佐木在当时确实是把中国的动向当作革命来看的，而且是最具动态的来把握的。这样的视野，在近代日本社会里，恐怕只有“革命家”才能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