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陈嘉祥：咳唾之道

一  唾液与痰液

“唾”字在古时当口液讲，或者将它用作动词，当吐口液讲。当时的所谓口液，实际是唾液与痰液的混称。唾液与痰液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液体，只是古人没有把它们加以明确区分而已。

（一）唾液

唾液是人口腔中唾液腺分泌的液体，无色无味。人口腔中有三对较大的唾液腺（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和许多小的唾液腺，这些腺体分泌的液体在口腔中混合在一起成为唾液。唾液能够滋润口腔，浸渍食物使之滑泽易咽，溶解一定物质以媒介味感和使淀粉变为麦芽糖等。中医把唾液视为养生妙药。唐代名医孙思邈曾作卫生歌，其中便有“齿宜频叩津宜咽，夜半灵根灌清水”之句。明朝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口津液又名灵液、神水、金浆、醴泉，道家谓之金浆玉醴。修养家咽津纳气，谓之清水灌灵根。人终日不唾，则精气常留，颜色不枯；若久唾则损精气，成肺病，皮肤枯涸。”这种唾液平时分泌甚少，只有在产生食欲时才有较多的分泌。一般说来，专吐唾液的人并不多见。

（二）痰液

痰液是肺泡、支气管和气管分泌出来的黏液，正常情况下分泌很少。当肺部或呼吸道发生病变时，则分泌增多，并有时含有某些病原体和病菌，如流感、白喉、猩红热等病毒和结核杆菌等。根据测定，一个开放性肺结核病人的痰液内，每一毫克痰大约含有5万多个结核杆菌。《集韵》便释痰为“病液”。痰液按其性状，可分为黏液痰、脓痰、泡沫痰、白痰和混合性痰等多种，其颜色与气味因病而异。

“痰”字在我国出现较晚。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医书《灵枢》，称人体心、肝、肺、肾、脾五脏所主之液为汗、泣、涕、唾、涎五种。里面没有提到痰液，显然是把它包括在唾液之中。我国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成于东汉）也没有收录“痰”字。晋朝葛洪《抱朴子·至理卷》“甘遂、葶历之逐痰癖”句中的“痰”字，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痰”字。南北朝以后，“痰”字开始通用。

咳嗽与吐痰是相伴而生的病理现象，当气管的黏膜受到刺激时，便会发生咳嗽。咳嗽是一种有益的病理反射，具有清除呼吸道分泌物的作用。咳嗽虽是有益的病理反射，却又常是传播疾病的急先锋，故咳须有节，唾须有道，不能随意乱咳乱唾。

辽代 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壁画 中， 男仆手持唾壶场景

二  我国自古便重视咳唾之道

任意咳唾是一种污染环境、有碍观瞻与传播疾病的有害行为。目前全世界所有文明社会都在为制止这种不良习行而做出积极努力。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便已非常重视咳唾之道了。

据《大戴礼记·保傅》称：“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安顾咳唾趋行不得，……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说明周朝已经重视天子的咳唾须合乎一定的礼仪，并把教导天子应如何咳唾才不失礼仪的责任委之于太保。《礼记·曲礼》中的“让食不唾”，便是对咳唾之道所作的一项具体规定。《礼记·内则》更以“在父母姑舅之所，不敢唾洟。……父母唾洟不见”作为教育子女敬侍父母的礼仪。

在我国古代，曾有人因任情咳唾而招致杀身之祸，也有人因咳唾有道而获奖赏。据《魏书·李栗传》称：北魏左将军李栗“性简慢。矜宠，不率礼度。每在太祖（拓跋珪）面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肃，任情咳唾。太祖积其宿过，天兴三年（400）遂诛之”。又据《魏书·杨播传》载：杨播之子杨津“少端紧，以器度见称。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时高祖（拓跋宏）冲幼，文明太后临朝。津久侍左右，忽咳逆失声，遂吐数升，藏衣袖。太后闻声，阅而不见。问其故，具以实告。遂以敬慎见知，赐缣百匹，迁符玺郎中”。

除了从污染环境与礼仪角度，古人重视咳唾之道外，也有从维护身体健康角度着眼而重视咳唾之道的。孙思邈便是一个代表人物。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中说：“养性之士，唾不至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极视，……不欲甚劳，不欲甚佚，不欲流汗，不欲多唾。”孙思邈认为远唾与多唾，耗气伤身，有违养性之道。另外，唾不至远也含有不要随地乱唾的意思。

到了明朝，对咳唾之道的讲求又前进了一步，已不限于倡导，而是发布命令，禁止随地吐痰，并对犯者科以刑罚。据《明史·札志》记载：明宣德七年（1431），“大祀南郊，帝御斋宫。命内宫内使。饮酒食荤，入坛唾地者，皆罪之。司礼监纵容者同罪。”这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禁止随地吐痰的命令，也是迄今最严厉的命令。

讲求咳唾之道与明令禁止随地而唾，虽以我国推行最早，但推行的范围却甚狭小，并没有普及到广大群众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古代讲求咳唾之道的着重点在于礼仪，认为随地而唾是一种有碍观瞻的失礼行为。而“礼不下庶人”则是封建社会统治阶层奉行了数千年的教条。再者，数千年来，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一向以户为单位分散生产，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随地而唾，也不会有人责备是失礼行为。由于上述两种原因的梗阻，致使我国倡导了数千年之久的咳唾之道，始终未能普及到广大群众之中。只是到了晚近，由于工业生产的发展，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以及卫生知识逐渐普及，尤其是1880年德国科学家R·科赫发现结核杆菌和1915年及1917年由F · W·特沃特和F·德雷尔分别发现侵染细菌的病毒——噬菌体以后，才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任情咳唾的危害，并渐次引起广大群众的重视。

三  唾器的沿革

唾器，至迟在战国时期便已问世。据《西京杂记》称：战国时“魏襄王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床上有玉唾壶”。汉朝以后，唾器渐多，不但有玉制唾器，且有漆唾器出现。《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载称：5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武昌任家湾东吴黄武六年（227）墓中，发现一件漆唾器。

唾器的创制虽甚久远，但作为普遍使用的器皿则在隋唐以后。《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根据考古工作者对历代古墓的发掘，认为“唐初至高宗时期的瓷器，大型器物逐渐减少，碗、唾盂等实用器物增多”。唾器在隋唐以后逐渐普及的情况，不仅考古发现成果可以说明，从史书的记载中也能反映出来。

唐越窑青瓷唾壶，广东博物馆藏

《晋书·苻坚传》称苻坚从兄之子苻朗“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又《宋书·谢景仁传》云谢景仁“性矜严整洁，居宇净丽。每唾，转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这两件事例，史书载录的目的是表明两人的骄奢，但也从旁说明唾器在当时尚未被广泛使用。即使少数达官贵人之家或有唾器之设，也可能还不习惯使用。如《晋书·王敦传》载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唾壶乃纳秽之器，如果其中纳有痰液，又怎能击以为节？如果击打，岂不痰液四飞？

隋唐以后，不仅实用瓷制唾器增加，并且出现了兼做饰物的金制银制唾器。《宋史·吴越钱氏列传》称宋太宗雍熙四年，“钱俶出为武胜军节度，改封南阳国王。将发，赐玉束带、金唾壶……等”。与宋朝同时存在的金朝，其天子、太子的行仗中便有银唾壶之设（《金史·仪卫志》）。以后的元明清各朝也都有金银制作的唾壶或唾盂列入皇帝的仪仗，其有关史料分见于《元史·舆服志》、《明史·仪卫志》和《清史稿·舆服志》。如今，金银唾器业已敛迹，而具有实用价值的瓷唾器则广泛流布，进入寻常百姓家。

关于唾器的名称，古时因无痰字，故早期出现的唾器，都冠以唾字，如唾壶、唾盂等。相沿下来，一直到清末，一般官称仍以唾字为冠；而民间对唾器的称谓，则改以痰字为冠，如痰盂、痰壶、痰筒、痰盒、痰罐等。《红楼梦》第97回里有一段说“黛玉咳嗽，丫头递了痰盂，吐出都是痰中带血的”，便是一例。今天，已很少有人再用唾壶、唾盂等称谓了。

用纸接纳吐出的痰液，然后将之丢弃于垃圾箱内或用火烧掉的办法，目前正在逐渐兴起。用这种办法处理吐出的痰液，比用痰筒等唾器接纳痰液更为方便与卫生，值得提倡。

痰是病液，从人口中吐出以后，理应立刻予以清除。但是过去和现在，却有极少数的人把这种秽物当作泄愤的手段，派上了不文明、不卫生也并不光彩的用场。这最早见于《战国策·赵策》。上面有一段记载说：“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长安君（赵太后幼子）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即要用唾液和痰液吐在别人的脸上。

又《隋书·伊娄谦传》称北周伊娄谦使北齐时，因高遵的泄密，受到齐国的拘留。后来周武帝捉住高遵，将他交给伊娄谦，让伊任意处置。伊请赦之。周武帝遂说：“卿可聚众唾其面，令知愧也。”

南宋宰相秦桧卖国求和，杀害岳飞，受到人民的千古谴责。据《柳南随笔》载称：明宪宗成化乙未科进士周木在浙江任官时，特修西湖岳武穆墓，并铸秦桧跪像，“供游人笞击，敝辄重铸，颇快人心”。后来不知何时由何人兴起，改向秦桧跪像吐痰以泄愤恨，并加上一个美好的冠词，称之为“义痰”。又据《燕京岁时记》载称：元仁宗延祐年间在大都（北京）朝阳门外建东岳庙，“庙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主之。相传速报司之神为岳武穆。阶前有秦桧跪像，见者莫不唾之，已不辨面目矣”。

更有趣味的是，宋朝大文豪苏轼根据世人常以唾作为泄愤的手段，幻想并不存在的鬼也必采用同样的方法以泄愤恨。《东坡志林》在《徐则不传晋王广道》一文中说：“炀帝之行，鬼所唾也。”